今天，我们如何读史？

戏说20年后，穿越开始流行，很多历史研究者甚至担心，决定国民的历史观念的，将不再是历史书，而是电视剧——但对杨奎松这代学者来说，历史书本身就是问题。历史书并不必然正确。如果治史的目的不在求真，如果治史不遵循严谨的方法，历史书就会和穿越剧一样，充满伪造的情节和结论。

　   正如杨奎松在纪念不久前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的文章中所说，在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领域内，这代人的学术起点是“太多怀疑与不解”。高华、杨奎松和杨奎松的同事沈志华，都亲历过“文革”。“文革”后期沉闷又充满怀疑的时代风气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文革”结束后，他们幸运地上了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他们把青少年时代的疑问投射到了对历史的研究当中。

　    最近5年中，杨奎松以每年两到三本的速度，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和论文。大多数专著都属于旧作再版，和初版相比，这些作品如今获得的反响更大、更强烈，也更持久。在不感兴趣的人看来，这种完全由史料的发掘和比对支撑的书籍难免枯燥，但事实上却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愿意追随杨奎松的研究，深入历史的某些幽暗角落。并非所有严肃的历史著作都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同情，但对杨奎松（还有沈志华、高华、杨天时等学者）的追捧，的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化：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得到经验和教训，以把握现实和不怎么确定的未来。

    下面是杨奎松对有关《读史求实》这本书的几个问题的回答。　

　　《新民周刊》：《读史求实》的前言中特别提出要警惕“剪裁历史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的做法，您觉得这种做法的有害之处何在？事实上，通过重新解释历史，为现实政治寻找支持，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做法——康有为写过《孔子改制考》，斯大林编写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长期以来根据历史阶段论的需要，划分中国历史的社会性质——历史学者是否有义务去面对、澄清和批评这种做法？

　　杨奎松：“剪裁历史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剪裁者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他们真的相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一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剪裁者本身只是意识形态色彩太强，他们认定一种逻辑，一种历史，就听不进也不想听任何其他的逻辑，或别样的历史叙述。无论哪一种，同这样的人都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也没有什么历史真实可以争论。这就有点像台湾今天的“深蓝”、“深绿”一样，相互间完全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判断，无论什么历史、什么真相，对他们来说，恐怕都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考量，但是，他们多数并不研究历史，或只是对很少部分历史情况感兴趣，因此，面对虚假的历史宣传或概念化的历史灌输，他们能够辨别真假的条件十分有限。坦率地说，类似的问题或困惑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不仅仅发生在高度注重舆论一律的共产党国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还是会有大同小异的类似情况。前两年引起过热议的詹姆斯·洛温著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一书，就揭示了像美国这样的崇尚自由思想的国家，教科书和好莱坞大片一样，经常会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谎言。我想，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恐怕不可避免。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不能缺少有良心、讲操守、重学术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历史研究学者。官方可以有官方的历史解读，信奉某种意识形态者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解读，但是，任何一种历史解读都不能替代基于学术独立的研究学者的历史解读。虽然，历史学者的历史解读未必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一致的看法，但它们所包含的较强的科学性、客观性，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和较强的批判意识，至少会对这个社会去意识形态化起到一点应有的作用。　　

　　《新民周刊》：在现当代史领域，如果说学者和通俗作家之间常常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何专业学者对待历史材料的态度和结论也往往大相径庭？比如，对党史和国史，这本书中就同时批评了通俗作家的演义倾向和同行的曲解倾向。

　　杨奎松：这并不奇怪，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和环境之中，有太多可以影响人的判断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人与人的性格、经历、学养和眼界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怎么可能要求大家都保持在同一种水平之上，或对一件事情产生出同样的看法呢？

　　有差别是再正常没有的了。学者和通俗作家间的这种差别会很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双方写作的出发点就很不同。只要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因为存在差异而大惊小怪。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差别，我们不能因为《三国志》更接近历史真实一些，就以《三国志》为依据去否定《三国演义》。它们根本就不是可以放在同一标准下进行衡量评判的东西，两者的服务对象完全不同，其社会功能也完全不同。至于说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以至于许多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实，几百年过来了，事实证明这种误导的作用并不大。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所有真正学历史、读历史的人，还是不会把历史演义故事简单地当成历史来看待的。因此，我其实也并不特别看重通俗作家的演义倾向，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一种技能和生存之道。对于同行曲解历史，甚至演义历史的做法，了解其中问题的学者就不能不批评了。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学者，无论是否历史专业学者，总要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基本的学术要求，特别是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以讹传讹。　　

　　《新民周刊》：学者的情感和历史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对史料的看法和利用方式？一个研究现当代史的学者，他的实际生活和他的研究对象关系如此紧密，他如何做到冷静和客观？从《史记》到正在编写的《清史》，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自己对当代实际政治负有严重的责任，这是使命感所致，还是一种自我认知的错位？

　　杨奎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时间困扰着史学理论的话题。谁都知道历史研究要尽量客观，只有尽量客观才有可能在历史解读时保持不偏不倚。我们通常所讲的要学会换位思考，陈寅恪讲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对古人有同情之理解，都是强调要客观。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历史学者，都是实际生活在当下社会里面的，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或情感的影响。换言之，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倾向性，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价值观肯定和古人的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对于一些历史现象，要求一些当代学人解读评论时保持冷静，都会变得很难很难。更何况研究现当代历史，许多事情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今人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甚至是情感上的联系。由此带来的麻烦就更多、更直接。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固然研究的是历史，但他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评估体系到底是和现代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一定会有社会责任感，会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使命感，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实的以及历史的问题有独立的批判意识与鲜明的价值判断。这些都难免会影响到历史学者看待历史的客观性。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有其独特的学术方法与规范。历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证据（史料）。胡适讲：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们也经常告诫学生：写研究论文要尽可能做到“无一字无出处”。

　　在当下意识形态氛围浓厚，而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的情况下，重实证的历史研究因其比较客观冷静，反而更能够给关心国事的读者在思想上一些答疑解惑或举一反三的帮助，其原因就在于这一点。它未必能够针对当下的问题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它对当下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经过和原因的解读，因较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研究方法更少主观性，更多些客观性，反而容易让人多方面地进行冷静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