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生》，给本土电影放生

“牛结实”好比另一个孙悟空

　　

　　2009年，导演管虎和演员黄渤合作了黑色喜剧片《斗牛》，并一举将后者推上金马影帝宝座。时隔三年，《杀生》再临，故事主线仍然是“斗牛”。但这一次，斗的不再是黑白花的奶牛，而是举全村之力，共同斗死那个肆无忌惮鱼肉乡里的大混蛋“牛结实”。

　　剧本的灵感来自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儿戏杀人》。小说故事很简单：长寿镇上，一群人试图让一个人相信自己得了重病，行将不治，最终凭借三人成虎的原理，用杯弓蛇影之计将其置于死地。大约七八年前，管虎读到了这个故事，深感于其中“个人对抗体制”的部分，一直念念不忘，直到如今终于圆梦，将它搬上银幕。

　　黄渤饰演的“牛结实”是片中最集中的亮点：即使演了那么多疯狂的角色，《杀生》里的黄渤仍然显出前所未有的鲜活——想吃肉就去隔壁肉铺拿一串，想睡觉就闯进寡妇的门，看见村民群舞迎春就不顾天寒地冻光着膀子冲进瓢泼大雨……种种毫无顾忌、率性而为的举动，不由地令人联想起大闹三界的那个孙悟空，也是一样的不讲规矩、撒泼耍赖、藐视体制、唯我独尊。

　　影片用几处快速的闪回表现了“牛结实”大搞恶作剧的一面，但对于人物本身，却未加褒贬，如同黄渤的理解：“他就像一个人的婴儿时期，没有条条框框的规矩约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去生活。我和导演都相信，人之初，性本无善恶。”但当“牛结实”终于死去，在他一周年忌辰时，坟前却出现了乡里一起摆放的香烛祭品——这样的安排，无疑很能反映导演的立场——虽说没有褒贬，其实还是判了高下。

　　只可惜，再怎样编排，“牛结实”终究是“非死不可”。就像孙悟空，总得老老实实在五行山下压足500年。

　　

从“刀刃”变成了“锤子”

　　

　　和小说不同，电影《杀生》里，“牛结实”的死，并非完全来自群体的循循诱导，而是以自杀告终——在哑巴寡妇（余男饰）的暗示下，“牛结实”逐渐意识到“大家都希望我死”这样的事实，最终在“你不死我们就杀死你的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的胁迫之中，慷慨自尽。对此，黄渤的解释是，“哀莫大于心死，有时候，自尽也表示了一种坚持”。比起被众人的计谋害死，这样的结局不免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牛结实”“悲壮”的选择，归根结底是来自导演的诉求。管虎说，从看到小说到最终拍成电影的七八年间，故事的结局已经经过多次更改，“曾经的故事走向更加锋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觉得相比锋利，故事的分量感更为重要”。

　　追问之下，管虎道出了自己的心结：“当时正处在人生不得意的阶段，自认为是异类，有勇气去挑战一切权威，结果第一部戏拍出来就被枪毙。那股劲憋在心里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小说，对其中个人对抗体制的部分感触特别深。那时候想，如果拍成电影，设计的结局就会是让‘牛结实’识破真相，把全村人都干掉。现在回想，是非常简单化的处理，那种年轻人才会有的血脉贲张。”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结婚生子，管虎意识到：“电影并不是给你个人发泄情绪的东西。”从“牛结实”个人压倒性的胜利，到为了自己的爱人选择牺牲，管虎解释说：“你可以说过了这么些年，我‘从’了。但实际上，牺牲是比单纯的个人胜利更有力量，也可以说是对体制一种新的抗议，这平和之中蕴含着生命的救赎，更有力量，也更温暖。”

　　从追求锋利到在意分量感，从“刀刃”变成“锤子”，《杀生》改变的不只是故事的走向，更让观众看到，导演本人的成熟。

　　

他们都“豁出去了”

　　

　　电影的外景地是远在四川理县的桃坪羌寨，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是羌族建筑群落的典型代表。黄褐色石屋依山而建，岩石陡峭，溪流环绕。以古堡为中心共有8个出口，每个出口都连着甬道织成路网，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如入迷宫。对影片需要营造的既古朴又魔幻的气氛而言，是绝佳的选择，甚至连剧情需要的水流暗道，这里也天然具备。初来乍到时，剧组的美工就大呼：“和想象的简直完全一样。”

　　但这样得天独厚的好地方也有艰险的一面：汶川地震之后，这里余震不断。苏有朋回忆，某天在山谷里拍夜戏，正补妆时，听到背后人群一阵躁动，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发生什么事，已见一块大石头从身边隆隆滚过……

　　而已经合作多年的黄渤更是直言不讳：“拍管虎的戏就意味着三条——时间长、很辛苦、没有钱。”早在《斗牛》一片中他已经尝过滋味：化妆师基本就是门口的泥潭，每天拍戏前先素颜进去打个滚，便可妆成。他自嘲：“有《斗牛》垫底，以后拍什么戏都不觉得辛苦。好像受虐时间一长，就产生了受虐心理。拍《杀生》的时候，我都不用化妆师，基本上自己就搞定了，因为太有经验。经常伤在身体哪些部位，用什么药效果最好，都门清了！”

　　不但黄渤扮丑，连导演的妻子梁静都身先士卒：“幺婶”梳着朝天辫、戴着假牙套、满脸雀斑、一口四川土话、表情夸张……直到电影看完，眼力不好的观众只怕都还认不出是梁静。她和王迅一同演绎的肉麻夫妇，是剧中最有喜感的一对。

　　原本，电影《杀生》打着“悬疑”的旗号而来。最终，却凭借导演对故事走向的改变、羌族浓厚的环境特征以及演员们纷纷“豁出去了”的演绎，成为一部即使事先知道结局，也并不妨碍欣赏的本土电影佳作，有故事，更有气质。

　　

是杀生，也是放生

　　

　　在今年四五月间的电影院里，我们可以看到本土年轻导演的春天：宁浩《黄金大劫案》公映，张杨带来《飞越老人院》，管虎议论《杀生》，杨树鹏、伍仕贤等也有《匹夫》、《形影不离》问世。不久前，王全安新作《白鹿原》拿下柏林银熊；紧接着，王小帅的《我11》即将上画。暌违多年的导演纷纷选在同一时间段回归，着实令人瞩目。

　　对于本土电影今年春季的扎堆献映，管虎感到庆幸：“电影是个体性的东西，不能说有联盟，但民族电影能够抱团，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诚意，仍旧是好事。”巧合的是，春季的大银幕正有好莱坞多艘航母夹击。既然来了，狭路相逢，该如何面对？对此，几位导演都不主张对抗式反击。宁浩呼吁“不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好莱坞，即使看也没用”；管虎表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能拿短处去硬碰人家的长处，电影工业上彼此的落差很明显，无论技术性支持或是资源性支持，我们跟好莱坞有差距，唯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才是上策”；张杨坚持“在保持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尽量争取票房，但票房和自我不能本末倒置”。——回避之中有坚持，放眼世界的同时有自省，第六代及后第六代电影人不约而同抱持着相似的积极态度，正是本土电影时下所需的精神。

　　众所周知，与第六代导演曾经相伴相随的一个关键词，叫作“禁映”。或多或少，这些从90年代开始陆续执导影片的科班导演，都有过作品无法公映的经历。这些年来，经过自身的蜕变，这批成熟起来的导演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不少作品还叫好叫座，宁浩更凭借几部小成本制作跻身“亿元票房导演”行列。第六代导演，正在或已经完成了他们从个体向群体化的转型。

　　以《杀生》为例，除了个人与体制对抗的主题，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打造影像风格上的本土性和叙事风格上的娱乐化。从烈酒变成葡萄酒，无疑更为亲民；从纯粹到轻松幽默的多种元素混搭，的确也更富可看性。管虎坦陈：“如果不考虑院线票房，没有那么多掣肘制约，影片会更纯粹。但现在呈现出来的结果仍然满意。撇开刻意低俗不论，大众娱乐其实是很高级的东西。电影的娱乐感不好，和电影人自己的表达缺位，是同样严重的问题。”

　　而对于《飞越老人院》采用这样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表达方式，导演张杨也表示：“即使讨论的是再严肃的话题，电影本身都应该好看。电影是一种大众沟通，我的电影一直都是好看、能看懂的电影。”就连一向以“独白”、“晦涩”著称的贾樟柯，在近作《海上传奇》中，也融入了不少情节性的段落。

　　重视娱乐感，重视“好看”，是第六代导演转型中的关键。比起“妥协”、“从俗”，用“放生”这个词来形容似乎更为恰当。“放生”之后的本土电影，就像自我牺牲的“牛结实”，比刀刃的锋利更有分量的，是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