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做梦的魏德圣

他的成功很难复制

　　

　　导演魏德圣很有名，2008年他的《海角七号》以5000万投资赢得5.3亿票房（注：本文所有款项均为新台币），一举打破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纪录。

　　疯子魏德圣更有名，《海角七号》举债5000万，终于回收成本，获利1.5亿，却又再度倾囊而出，投拍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

　　令他名噪一时的，是才华，是胆识，更是一种完全不顾实际的浪漫主义。以至于对他的评价，兜兜转转，最后总会落在“两难”：难以置信，难以用世俗价值观考量。

　　说他浪漫主义，魏德圣笑着点头承认。在筹拍《赛德克·巴莱》期间，他也和普通导演一样，不断去和有钱人吃饭拉投资。但是如果对方不愿出钱，他会很生气：“为什么我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却得不到支持？为什么我借钱要借得这样丢脸？”在电影导演普遍具有非凡社交才能的当下，让自己变得世故圆通似乎才是适应电影圈的正解。基督教徒魏德圣却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社会化”过程，仍然试图倚仗真理走四方。

　　他甚至敢把电影看成“准慈善”，会对圆桌对面的潜在投资人说出这样的话：“以这部电影的成本3亿来说，我负责1.5亿，你出1.5亿，我们丢进去就不要拿回来。等到电影回收，假使回收3亿，我们就拿这3亿成立一个基金会，再拿去拍电影。”——事后，他承认，“这样的说法没有人会答应，我就是想表现我瞧不起他们而已。为什么有些人有钱就觉得自己好像懂所有行业的运作逻辑，懂全世界的运转法则？我无法理解的是这种逻辑。”

　　任何一个导演抱持如此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等待他的都只会是溃不成军。对电影的执著、拍片时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魏德圣的故事对时下众导演来说，非但不能励志，恐怕还会起到劝百讽一的反效果。

　　然而对于魏德圣模式来说，幸运在于，除了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魏德圣还是非常靠谱的实干家。

　　

悲壮的实干家

　　

　　“梦不是躺着就可以完成。”没有人比梦想家魏德圣更懂得这句话。“在台湾，电影绝对不是一个浪漫多彩的行业，相反的，它是一个充满挫折、困顿和折磨的工作。” 

　　2009年10月27日，《赛德克·巴莱》正式开机。此时的魏德圣就像过河之卒，已经没有退路。从满腹电影情怀的诗人变成统帅三五百人的将军，除了把电影当作严苛的战争一样去完成，别无他法。

　　这是一场望不到终点的战役。看过长达140分钟的《赛德克·巴莱》拍摄花絮，你会对“战争”的严苛感同身受：电影开头原住民猎杀山猪身姿矫健，但实际拍摄时，工作人员却被山猪咬断神经；赛德克族人脚掌抓地力很强，善于山地跳跃，但演员们打着赤脚随便一走位就是伤痕累累；绝大部分原住民都选用“素人演员”，此前毫无拍戏经验，每天对着蜡烛练习凶狠眼神；一场风灾过后所有外景地租价齐齐涨价3倍，3亿预算迅速变成4.5亿，而那时候，谁都还想不到，最后的总投资竟然高达7亿；天气不是放晴就是大雨，导演偏偏需要阴天，于是一群人“坐在太阳底下等云到”；窘迫到连战争戏的子弹都没钱买，韩国特效组和日本美术组先后罢工……每天都有突发状况，每天都不知道明天还拍不拍得下去。

　　而导演本人，也处在担心、疲累、抓狂交杂的恶劣情绪中，“好像快要中风”。监制黄志明对他说：“这关如果过了，我就和你一起信上帝。”令“将军”感动的是这支“军队”的凝聚力——制作组、导演组甚至道具组的战友，都提光了自己的银行卡，替他垫付这无底洞。

　　眼前的魏德圣看起来瘦小、文雅，很难将他和大胆、自信、坚韧、敢想敢做等词联系起来。即使是魏德圣本人，也觉得自己脾气好、很乖顺，学生时期从来没有叛逆，“不觉得社会不公平，就没有理由叛逆”。直到30多岁离开家到了台北，才发现不公平的事情越来越多：“事情我做，功劳你拿。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到了30多岁才开始想要反抗，变得中年叛逆。幸好，年纪大了，斗气不是血气方刚，而是斗志气，证明我比你快比你强，让你有一天看到我都会不好意思。”

　　此刻，魏德圣正值凯旋，身着《赛德克·巴莱》纪念服，上面印有三个小字：“特有种”。

　　

“赢得灵魂”

　　

　　拍摄《海角七号》前，魏德圣的愿望是当一名真正的导演，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到了《赛德克·巴莱》，他问自己：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呢？继而意识到，导演只是一种手段：“上帝给人最大的福气就是表达。电影是老天给我的锄头，是让田地开满花的工具。以前我一直在找锄头，现在有了锄头，重要的是去找地耕作。”

　　现在，他的目的不是做导演，而是去完成一些故事，《赛德克·巴莱》就是其中之一。在赛德克族语言中，“巴莱”意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既可以代表“真正的赛德克族”，也可以代表“真正的赛德克人”。

　　包括赛德克族在内，台湾共有14个少数民族，世居山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对台殖民，直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台湾的日治时期长达50年。据历史记载，自1895到1916年间，台湾不断爆发出汉族、少数民族武装反抗日军的举动，诸如“西来庵事件”等时有发生。而赛德克族6个部落集体反抗日本殖民压迫的“雾社事件”，却是发生在冲突相对有所缓解的1930年。

　　主演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的林庆台也是台湾原住民，任职基督教教会牧师。他所属的“泰雅族”此前曾和太鲁阁族、赛德克族合一，统称赛德克族。除了语言不同，三族的生活习惯及文化信仰都非常接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林牧师从祖辈口中听过许多日治时期的故事：“日本人的殖民方法很卑鄙。刚来的时候，给原住民劳动工具，用铁器代替木具，方便开垦田地，后来还通了电，建造医疗所，带来一些文明的产物。但他们对原住民的文化和信仰完全不尊重，禁止文面、禁止出草（赛德克族的成年礼），禁止传统的藤编、织布工艺，把我们的文化都看成是低贱的。原住民从身体到灵魂都处于受管制的压抑状态。”

　　在影片中，这段历史被镜头重现：原住民被日本驻军称作“生番”，壮劳力每天无止休地扛木头下山，林木矿产尽归日方；女人卑躬屈膝去陪酒，时不时遭到凌辱；孩子被迫学日语，动不动挨骂挨打；族群关系受到挑拨，利用原住民杀戮原住民……

　　30多年来一天比一天地变本加厉，终于因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爆发了1930年10月27日震惊台湾的“雾社事件”：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族人于清晨突袭山地警察，杀死134名日本人，此后更持续作战40余天，以死抗争，验证了影片中莫那·鲁道的经典台词：“如果你的文明是要我卑躬屈膝，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而这一场惨烈的战争，给赛德克族带去的，几乎是灭族的命运。

　　对这场抗争，影片给予的评价是：“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对赛德克族，魏德圣说：“他们是骄傲的族群，为文化为信仰而战，不只是仇恨在燃烧。”

　　

宝岛“赛德克效应”

　　

　　《赛德克·巴莱》在台上映时全长4个半小时，分为上下集：《太阳旗》和《彩虹桥》。上映3个月后，票房高达8亿。以250元票价计算，约有320万人次的观影量，几乎每7个人中就有1个看过。

　　但魏德圣说：“《赛德克·巴莱》在台湾票房那么高，不只因为看的人多，更有很多人会看很多遍，‘五上五下’都有。”坊间还流传这样的对话：“周末你打算怎么过？”“本周六是我的‘赛德克·巴莱日’！”

　　在拍摄之初，原住民既希望影片开拍，让更多人看见这段历史，又担心他们乱拍——怕诠释错误，怕少数民族文化“被消费”，也怕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部落纷争被再度挑起。但如今，台湾的原住民会穿起少数民族的特色服装，去影院看片。“他们带着各自的颜色进来，在我看来无异于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如果你把‘颜色’两个字换成‘文化’，就会更加明白我的意思。”魏德圣如是说。

　　拍完电影后，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很多人可能连他自己的曾祖父叫什么名字都已经不记得。“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不只针对原住民。庆幸的是，参与这部电影拍摄的许多原住民工作人员，都开始重视、推广自己民族的文化，赛德克传统歌舞已四处巡演，产生品牌价值；而更多人也开始知道，原来台湾山区的美，不只有阿里山一处。

　　当年“海角七号效应”让一众香港投资人兴奋地赶往台湾，如今“赛德克效应”甚至还拯救了台湾的戏院——许多濒临倒闭的二轮戏院，因为这部电影，开始重新整修装潢门面。在DVD都已经问世的阶段，仍然有大量观众进入爆满的二轮戏院，坐在阶梯上看，站在走道上看。为表感谢，魏德圣家乡的二轮戏院老板天天给他送票上门。

　　

台湾本土电影的未来

　　

　　作家导演往往有着本土情结。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立足台湾光复初期，陈果曾拍摄“香港三部曲”，魏德圣也将计划中的“台湾三部曲”暂定为自己的收官之作。

　　虽然《赛德克·巴莱》已经是史诗电影，但魏德圣的“台湾三部曲”，却并不包括已经完成的这一部，而会是全新的一套影片——“时间会定在400年前台湾的大航海时代，分三部电影去讲述三个族群：原住民、汉人、荷兰人，在时代交会中的矛盾与爱恨。”

　　对魏德圣而言，《赛德克·巴莱》和“台湾三部曲”是他自己选择背起来的包袱，非卸下不足以前进：“我现在的人生使命就是这三部电影，要做到完美，做到对得起自己。”

　　2008年《海角七号》大热之际，就有媒体预测，此片将成为台湾电影复苏的开端，三四年内可见分晓。四年来，几乎每年，台湾电影都会带给我们惊喜：2009年戴立忍《不能没有你》，2010年钮承泽《艋舺》，2011年九把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2012年魏德圣《赛德克·巴莱》……据统计，2008年以来台湾电影产量每年递增。多产之中不乏精品，应可算是复苏的明证。

　　但令人不安的是，台湾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却并没有随产量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2%到2009年直降至2%，再到2010年小幅反弹至7%……魏德圣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台湾电影产量的增加并没有压缩西片市场，而是扩充出一部分观众群”。

　　他表示：“在台湾，看本土电影的观众也会看西片。看好莱坞电影变成一种习惯，观众抱着纯娱乐的心理，到了电影院，才选择影片去看，富有随机性。而看本土电影却仍然是仪式感很强的举动，观众是要听说‘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很好看’，才会专程来看。以《赛德克·巴莱》为例，如果选择像西片一样，用‘告知’的方式去通知观众，则完全没有吸引力；非得是用口碑去‘推荐’，才能让观众走进戏院。对本土电影来讲，口碑非常重要。”

　　经过了复苏期，怎样才能保持上升的势头，也是魏德圣关心的问题。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多元化”：“外界喜欢对台湾电影贴标签，近几年但凡说到台湾电影，都是‘小清新’。类型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破亿’电影虽然成功，也不能代表所有。若想恢复台湾电影当年的风采，就要保持和当年一样的动力：什么题材都有人拍。”

　　从“小清新”到“大史诗”，他自己也正在走这样一条多元化的电影之路。

　　

魏德圣：我没有媚日

　　

　　《新民周刊》：早在2004年“前《海角七号》”时期你已经斥资200万台币拍摄《赛德克·巴莱》5分钟试拍片，据说当时是因为太太的一句话鼓励？

　　魏德圣：那时太太正大着肚子快要临盆，有人说“孩子出生就等于你的人生完了，你不会再为了理想努力，只会为了家庭变成赚钱机器”。我很怕那一天到来，所以决定要先干一票。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花200万拍短片，大家都劝我不要做，风险太大。我对太太说：“他们不跟我过一辈子，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你来决定，你说了算。”太太忽然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但是你有。天下有梦想的人很多，愿意执行的却很少，而你是少数有梦想又能去执行的人。现在有机会你就去做吧，不要到老了再向我抱怨。至于钱，就当我们房贷多贷了200万就好。”虽然结果是白白负债，但幸好还可以承担。

　　《新民周刊》：最终《赛德克·巴莱》的7亿投资有一半来自“中影股份有限公司”老板郭台强的资助。而他的大哥郭台铭，也曾于2007年成立精纬电影公司进军影坛，结果却只拍摄了《白银帝国》一部影片就宣布解散。你对企业家进入电影界抱怎样观点？

　　魏德圣：对郭台强我是非常感激，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们。企业家进入电影界，关键是要选对掌控的人，要看他对电影的心意纯不纯。我的观点是企业家不要太过逐利。赚钱的行业多得是，不要靠电影赚钱。这并不是说电影不能赚钱，但如果一开始就抱着赚钱的目的去拍戏，投资和选择会狭隘，会单一，会影响电影创作的内涵。企业家要相信专业人士的判定，相信自己正在投资的是好电影，好电影才会赚钱。

　　《新民周刊》：监制吴宇森对《赛德克·巴莱》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魏德圣：吴宇森对《赛德克·巴莱》非常关心。每次他回美国，就一定会取道台湾，到北京，也会先在台湾停留，花许多时间和我探讨。他主要负责技术上的监制，告诉我跨国合作要怎样进行，什么状况下要以自己为主，什么时候要完全相信别人。吴导有很多拍摄战争场面经验，他会指导我，怎么去诠释一场战争戏，要表现的是战争里的“戏”，而不是戏里的“战争”，要突出战争中的细节，要给观众缓和的空间。

　　每次他在现场都会有很强的正面效应，工作人员做事都用跑的，好像要秀给他看，喊叫都特别大声。连我自己看到人家在跑，也会忍不住跑起来。

　　《新民周刊》：《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一举成功，但在香港，票房却不尽如人意，参加威尼斯影展时更饱受负面评价，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放映的版本都不同吗？目前有几个版本？

　　魏德圣：应该是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分上下集，全长4个半小时；另一个是国际版2个半小时，也就是目前大陆上映的版本（但大陆版比国际版少1分钟，剪去了几个过于血腥的镜头）。威尼斯那版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版本，当时剧组收到通知临时需要将4个半小时剪成2个半小时。现在我每天仍然活在懊悔之中，为什么要匆忙剪辑一个自己也无法接受的版本去参选。而香港可以说是策略失误，应该放国际版，不应拿4个半小时的版本去让观众饱受挑战。幸好如今的国际版我自己100%接受，相信一定对得起大陆的观众。

　　《新民周刊》：《赛德克·巴莱》从台湾上映到大陆首映，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不少盗版趁虚而入，会不会影响大陆票房？

　　魏德圣：如果戏院的画质比DVD还差的话，早就关门了。我们的音效画面做得不比好莱坞差，更重要的是，戏院里观众与观众之间的渲染力，是坐在家里完全体会不到的。对现代人来说比“吃得饱”更重要的是“吃得好”，看电影也是如此，要看得好，而不是有得看就好。如果观众愿意来电影院捧场，我保证绝对不会给你丢脸。

　　《新民周刊》：有人说《赛德克·巴莱》“媚日”，你怎么看日本人对原住民的殖民史？

　　魏德圣：日本当年统治原住民和他们统治汉族的方式很不同：对山下的汉人，他们用武力镇压；对山上的原住民，却会招待他们坐船去日本观光，一去就是一个月。他们也知道这群人的逻辑和汉人是不同的，不能强取，只能用观念慢慢压制。当时赛德克族是有枪率最高的民族，会不断用猎物去和汉人换取枪支。日本人为了控制枪支，就跟族人说，“你们的枪装的是石子，打猎不方便，我给你们装子弹的枪，需要的时候你来派出所登记借用就好。”这样一来，赛德克人就不再去换取枪支，过了些年，族人的枪支不是陪葬了就是朽烂了，只能都去问日本人借，枪支管控的目的就这样轻易达到了。

　　在这种殖民过程中，赛德克人逐渐感觉到，为什么我的都是不好的、不文明的？为什么我的祖先被你们当作罪人？我自己被你们当作动物？“雾社事件”就在这长期压抑之下爆发了。

　　我选择历史的视角，因为历史能让人清醒、反省和思考。如果这部电影还说“媚日”的话，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仇日”。希望大家不要预设了排斥的心理去看电影，先不要急着批判，先去享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