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幕后戏

你知道近300部电影是怎样从1600部片子中选出来的吗？

 

6月24日晚，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SIFF）圆满落幕，8座金爵奖各归其主。

　　回首过去的9天，各国佳片全城云集，红毯星光令人目迷，许多人，把他们的作息调成了“电影节模式”。

　　有人说，文化不是能在短期内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东西。今日“全城热映”的气氛，得来非易。

　　有这样一群人，日以继夜地给电影文化这片地“松土施肥”，为了一个想象的未来，默默坚持了十多年。在总结电影节得失之际，别忘了，也把射灯投给这些幕后推手们。

　　

推手1号：业务总监於侃

　　

　　近300部影片在短短9天内充满了这座城市。而最终呈现在影迷眼前的这个数字，比起1600部的原始数据，只是冰山一角。上海国际电影节业务总监於侃向记者介绍了电影节选片的来龙去脉。

　　1600部电影从哪里来？早在去年的11月15日，SIFF官网已经启动报名，全球知名制片、发行公司收到消息，开始进入主动报名参展程序。凭借着15年的“节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不少公司积累了良好的关系，欧洲、北美、亚非、大洋洲，不断有片源信息传送过来。组委会专门设有各大洲的分区责任人，负责收集对方寄来的样片碟。

　　同时，全球知名的电影节，也是不容错过的“片库”。荣获当年金棕榈奖、金熊奖的影片，抑或参与竞逐的热门电影，都会成为其他电影节争相邀请参展的目标。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举办期间，“SIFF酒会”成了让世界了解上海的推广平台。彼时，第15届SIFF的年度计划已经确定并对外发布，目的正是吸引全球制片人、销售商的眼光。

　　除了这两个传统渠道，今年，於侃在采访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词：“主动出击”。组委会借鉴国际惯例，在法国、美国、日本等重要制片国聘请了“国际选片联络人”。这些联络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影界从业者，具备专业眼光和广泛人脉，能够及时掌握该国最新电影制作的动态信息，才可担负起主动出击、为电影节推荐影片的重任。

　　最终，SIFF通过以上三个渠道募集了超过1600部影片，并精选出近300部参展。

　　相对于1比5的淘汰率，影迷们更关心的是选片标准。在这方面，组委会和上海“兼容并蓄”的精神达成了共识——并不将商业片与艺术片划出一道分水岭；重要制片国不少，电影小国的作品也欢迎尝试；17种主题影展致敬大师、修复老电影——说到底，“好片”是唯一标准，并像其他成功的电影节一样，鼓励全球新片来这里首映。

　　这样的选择，是考虑到影迷的接受程度。於侃感慨，上海的影迷很有水平：“这些年来，SIFF已经养成了它的固定观影人群。我们发现每年最卖座的并不是美国片、大片，上海观众更青睐欧洲片。去年雄踞票房第一位的是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皮娜》，第二位是一部日本片，到第三位才轮到美国片。”

　　选片的过程，还要经历不少关卡。首先是集合了专家教授、导演、影评人团队的专业判断。这些人元旦过后已经开始阅片，从质量上进行筛选，工作量不小。随后，还要由复旦大学外语系和华师大对外汉语系的学生将影片中“很黄很暴力”的内容逐一记录，不适合放映的，也会被筛除。

　　虽然免不了有好片成为漏网之鱼，被殷切期待的影迷引为一时之憾，但一旦展映，就保证“一刀不剪”。於侃说：“展映和公映不同，国际惯例从来都是不作任何修改，这既是对制片方的尊重，也是对影迷的尊重。赚钱是电影节的目的之一，这没错，但我们也不会忘记自己正在着力的事情是文化传播。”

　　有影迷说，“电影节上的展映单元不错，比金爵奖参赛片好多了”。对于历来饱受争议的“金爵奖参赛片”质素普遍偏低的情况，於侃言辞中露出无奈：“SIFF是‘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类电影节’，必须遵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发布的《国际电影节通则》。参加过金爵奖竞逐的影片，就不能同时参加其他A类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这种‘排他性’让很多有意参赛的制片方不免顾虑，毕竟相比国际‘三大电影节’的历史和市场积累，我们的吸引力仍有限。全世界每年生产的适合A类电影节的作品本来就不多，组织参赛片可以用‘抢’来形容。”

　　让於侃颇为自豪的是，SIFF作为全球13个A类电影节之一，“每年都要在协会的监督下进行，如果发现任何违反《通则》的行为，例如放映过后出现盗版问题，协会都有权取消A类资格，还会发通知给其他制片国，劝诫他们不要前来参加，以保障制片人的权益。而SIFF举办了15届，从来没有令协会质疑，对制片国而言，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意味着安全和放心。” 

　　

推手2号：排片人“四眼老王”

　　

　　王佳彦喜欢叫自己“四眼老王”，于是粉丝们也跟着他一起这么叫。

　　老王担任SIFF的排片人已经超过10年，是影迷中的名人。听说晚上他要在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排片，记者赶紧前去一探究竟。电梯上到11楼，走过人头攒动的大厅，老王的办公室就在走廊最里端：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小间。老王就是在这里，奋斗20多天，完成了电影节9天里多达860余场影片的排片工作。

　　对于电影节，老王肚子里有自己的一本账。回忆1993年的秋天，第一届电影节，当时他还是上海影城的市场部副主任。那年，展映影片的数量是167部。19年过去，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老王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排片操作系统告诉记者：“近300部电影、9天时间、全上海28家影院34块银幕，总共860多个场次……”怎么把这些数字摆平，把每一部电影安排得妥妥当当，学问不小。

　　从初排到基本确定，老王自己手头就排了六七稿，每稿完成都要打印出来细细核对，“一不小心，就要闯祸”。

　　首先是考虑时长：各家影院的场次时间相对固定，下午往往是1点30分一场，3点45下一场。普通电影90分钟，没有问题，但万一遇上150分钟的影片，直接从1点30分放到4点，下一场接不上，观众必定有情绪，场面便不好收拾了。所以老王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先看时长，做好标记，算是挖出了第一颗隐藏的地雷。

　　其后是均衡。出于票房考虑，28家影院都希望热门片子在自家多放几场，请老王关照。老王笑着回答他们：每家都关照也就是每家都不关照。他能做的只是均衡。一线、二线影院都要顾及，同级影院之间也必须平衡，商业片文艺片要岔开，各个国家区域要兼顾。还得根据影片情况进行调整：是大场子的，得选影城一厅、大光明；环艺和衡山，文艺气氛更浓，适合多放欧洲片。而这一切，都得老王“手动”，一个个将影片点进对应的场次，忙的时候每天工作9个小时，排到头晕眼花。

　　老王在排片系统中点击某部影片，左边侧栏立刻显示出这部影片的详细资料。例如某部代号为93的德国影片，注明：“6月17日20:45起可排片，影片代表6月16日到，20日走。影片代表在沪期间，希望安排该片第一场放映，并做观众见面。（5.17）来的不是导演，不用做观众见面。（5.23）5.31寄出，6.11寄到，安全。”——老王说，电影节虽然16日已经开始，但由于“聚焦德国”单元要17日才启幕，所以片方要求德国电影须从17日20：45后才能安排放映。几乎每个影展单元都会有各自的要求，涉及到见面会的更有精确时间需要，这些，老王都一一记录在案。从以上备注可以看出，这部德国电影的见面会举办与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于是老王的排片表，跟着瞬息万变。

　　等拷贝也是件麻烦事。每部电影都注明了拷贝寄出时间和到达时间，责任到人。只有那些拷贝已经寄到、入库的电影，老王才会标上一个“安全”。有些电影临时争取到拷贝，例如马特·戴蒙主演的《我家买了动物园》，就要增加场次；还有许多影片，到电影节开幕都不能寄到，唯有边放边等。拷贝一路历经运输、报关、检验检疫多道程序，每个拷贝到了上海还要先经过电影技术厂的检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喇叭腔”。

　　“喇叭腔”的事情，老王不是没有碰到过。前些年，国产电影《茉莉花开》的拷贝就没能如期到达，观众在影院嚷着退票。后来老王亲自在票根上签名，允诺观众，《茉》片日后公映时，凭此票根也可观看，才算稳住了局面。今年，泰国影片《夜航惊魂》放映时突遇影院设备故障，按理说和老王“浑身不搭界”，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发微博，向余怒未消的观众解释情况。

　　挨骂归挨骂，老王还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他坦陈：“早些年排片不那么严谨，只有‘好片子给大场子’的简单理念。近几年的考虑就会更人性化。”有些片子虽然有儿童不宜的镜头，但成就非常高，也会适当放宽，去年的西班牙影片《谜一样的双眼》就是如此。今年老王特意把这些“踩线”片基本安排在晚上8点45分的场次，回避儿童。去年看到影迷感叹“一天之内横穿大上海”，老王立刻作出反应，今年的特吕弗系列影片，他大都安排在一家影院连场放映，缓解了影迷奔波之苦。

　　下楼的时候，老王指着大厅一角新搭建的板房告诉记者：“每天放映结束影院都要把胶片拷贝还给组委会，寄存在这个片库中，第二天再送到新的放映点。拷贝绝对不能在外过夜，这个片库就是它们的家，每天都要回家。”

　　

推手3号：妖灵妖正在伺候观众

　　

　　上海的资深影迷想必会记得一本叫作《电影节十日谈》的刊物。1999年第4届SIFF期间，这本16开的小册子免费派发给影院观众。在《十日谈》中，一些官方媒体忽略的内容被保留下来，民间自发记录虽然琐碎，却贵在真实鲜活。其策划人，正是上海知名影评人妖灵妖（本名徐鸢）。

　　在没有宽带的岁月里，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很不容易，从内容整合、输入、排版、印刷到人肉快递，每天都要出刊，幕后团队却只有五六名电影爱好者。但这份“不可能的礼物”，到底还是“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被创造出来。2001年第5届SIFF仍然延续出版（SIFF原为两年一届，从2001年第5届开始改为每年一届，2003年因“非典”停办一届）。

　　由于不可控的原因，《十日谈》在2001年后叫停。2002年，刊物没能出版，但妖灵妖自己拍摄了一部作品，起名叫《小学生作文选：2002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时长40分钟，意在留住一段独一无二、日后再难复制的记忆。后来他把剪辑版送给了贾樟柯和影评人让·米歇尔·富东。

　　此后，在妖灵妖看来，他人生中追求电影的这个时期，告一段落了。

　　想不到2007年4月，志同道合的友人卡夫卡·陆（本名陆志刚，资深艺术电影评论人，2007年SIFF选片小组组员）在筹备电影节的下班路上，遭遇出租车撞击离世。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生前致力的“影像现场”独立电影放映活动搁浅。同年，妖灵妖又开始成为SIFF的志愿者，并接手陆的“影像现场”放映。再次伺候上海观众，在他看来，是为朋友完成遗愿。

　　这志愿者，一做又是6年。

　　2012年，正值《电影节十日谈》停刊10周年。此时，若翻看2002年留下的那部《小学生作文选》，想必感慨时过境迁。但妖灵妖并没有翻查档案，更在意记录当下的他，与格瓦拉生活网合作，重推《十日谈》。在他看来，《十日谈》是一个窗口，是构建一个模式，这样即使将来自己不去做，别人也一样可以做。

　　有了新时代新技术的加盟，如今的《十日谈》制作更迅速、传播更快：格瓦拉推出网页版、PDF版、App版3种阅读形式，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虽然已经考虑到有删帖的可能，但妖灵妖并不介意：“电影节落幕后还会推出一个一刀不剪的Ibook版，并在曾经被删的文章边上作注说明。”妖灵妖不愿意专设一个“吐槽”栏目，因为《十日谈》的意图“不是反电影节，而是反不良现象”。

　　妖灵妖回忆，《十日谈》虽然不能给答案，但它的“提出问题”，有助于问题得到解决。曾经有一篇文章记录了当年新闻发布会的乱象：一拥而上的记者把嘉宾逼得无处容身，直呼“请给我一点空间”——而现在这样的情形已经非常少见了。

　　今年，微博平台也开通了针对电影节的“微活动”，让供需矛盾等问题在第一时间得以展现和化解。妖灵妖坦言：“没有哪个国际电影节是在吹捧中成长为一流的。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应当看到批评中蕴含的积极面。”

　　聊到《十日谈》的最新策划，妖灵妖胸有成竹：“它的专业性和艺术性，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比。”何以有这样的自信跟传统媒体“别苗头”？他回答：“人是最大的优势。”

　　电影节尚未开始时，《十日谈》已经募集了15名固定作者每天投稿，还有35名参与电影节5天以上的非固定作者不定期投稿。撰稿人包括选片人、审片人、影评人以及媒体记者，这还不算自发投稿的广大观众。这样50人的报道团，分布在城中各个角落。如此阵容，妖灵妖说，没有哪家媒体能在电影节上下此重本。

　　专业性何以体现？妖灵妖举例：“6月19日，我们策划的‘老电影修复’专题。一般评论家写修复，无非是谈谈意义，采访一下唐丽君（电影节执行副秘书长）或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便结了。而我们会采访直接经手修复工作的意大利公司Laser Films的专家，听他们谈修复最新技术，讨论那些老电影的‘颗粒’都去了哪里。”

　　

推手4号：“新参者”格瓦拉

　　

　　都说上海电影节有着世界上最可爱的影迷，懂电影，有耐心排长队买票，会从周边城市赶来捧场。每年放票后，网上常会出现这样的照片：排成扇形的十来张电影票，暗示着主人对电影的狂热。还有更多的，手握两把扇子，被误会成黄牛也在所不惜。

　　然而每年也总有很多影迷买不到心仪电影票的，千里迢迢赶路和排长队耐心等待，最终换来空手而归。于当事人而言，此时，热情都化成了无奈。

　　妖灵妖回忆，前些年，当某购票网站一家独大之时，有朋友告诉他，在网站上选好票子支付成功之后，网站方面因故未能出票，提示他取消订票，但同时却向他索取6元手续费。去年，还有一位饱受此苦的女影迷，打算换一家网站购票，却不幸遭遇李鬼，被二道贩子糊弄了，说有票结果还是没票。女孩的留言未见怨气，妖灵妖却为影迷打抱不平：“逆来顺受惯了。但是看电影是付钱换享受的，不是为了受罪。”

　　归根结底，上海的影迷实在太饥渴了。拿妖灵妖的话说：“中国的电影文化还处在侏罗纪时代，影展少得可怜。上海幸亏有这9天，影迷打定主意要把一年的钱砸在这9天上，结果只能是这样。”

　　反之，香港在电影文化的分散消费方面是个成功例子。“3到4月，有香港电影节。因为处于戛纳电影节前，许多片子看不到，于是李焯桃（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艺术总监）建议在8月另开‘夏日电影节’。再加上某服装品牌赞助的法国电影周、歌德学院赞助的德国新片周，还有香港电影资料馆和多家百老汇艺术影院常年不断的艺术片展映，影展每个月不断地举办，观众就会更以平常心来对待。”

　　这次，妖灵妖选择与格瓦拉生活网合作推出《十日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做大”。据说去年格瓦拉首次参与电影节售票时，官方给的待遇并不好，票子排数差、位置偏的情况比较突出。今年，格瓦拉成为官方指定售票渠道，话语权大了，逐渐能拿到好的票，最终惠及的，还是影迷。

　　截至电影节开幕前夕，通过格瓦拉售出的电影票已近3万张。虽然成绩已经超过几家指定网站，但格瓦拉媒介经理吴瑕表示：卖票赚的差价，比起庞大的技术、人力成本尚有不及。也就是说，这两年，格瓦拉做的还是亏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