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们

这半辈子，虽未上过几日学堂，老师却很有几位在脑海中或深或浅地留下印象，不曾忘却。

　　入小学一年级，是一位姓徐的老师教导，当时觉得她颇高大，现在想来却是身材小巧的。对老师的尊重和敬仰似乎是无条件的，或许是上千年来“师道”无形的遗传，以至有别班的小朋友指出那老师外形上一项不足的时候，我气得几乎要昏过去，深觉受了伤害。我们自始至终不知道老师的名字，打听老师的名字便像是亵渎了，然而那名字又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像是很神圣的秘密。她对我们是至高无上的，即便是平常的一句话，在我们也成了不可违抗的圣旨。在她当着众人嘲笑我一个习惯性的不良动作时，我的伤心是不可言喻的。长大以后，我深知她一无恶意，可是当时，我对她却起了一种畏惧的心理，再不敢去亲近，不敢爱她了。每天早上，我们都在老师的带领下，排队站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升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奏响了，国旗徐徐上升，忽然从人行道上飞跑来一个小女孩，扑在徐老师身上，大叫“妈妈”。徐老师的脸一下子红起来，要笑又忍住了，别着头，看也不敢看孩子一眼。以后的日子里，随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这个情节，老师一次比一次显得年轻起来，于是，那对我不经意的伤害也逐渐变得可以原谅了。

　　升上二年级时，换了一位张老师。她的名字一上来就赫赫然地印在我们的作业本上。大概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一点，老师的名字引不起更多的神秘感。现在回想，她是颇不漂亮的。然而，小学生对老师，就好比孩子对妈妈一样，从不会想到“漂亮”或“不漂亮”。老师就是老师，至多再有个名字，便完了。她是一个能干的老师。自从她来了我们班，我们班便在卫生、纪律、墙报等等方面跃为先进，得来一些奖状。而且她是那么活泼，永远令我们感到亲切。不久，我们满九岁了，要建队了。选举中队干部时，我无限委屈地被这位老师武断地拉了下来，虽然，我得了满票，却要让位给一个只得了零票的女生。至今也不能彻底明白，那位女生为何如此不得人心。只记得她乖巧过人，颇得老师器重，抑或正因为如此而引起的逆反心理吧！当时群情激愤，事情很难收场，张老师只得把所有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开会。这待遇不是每个人可以企望得到的，参加会议的同学自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心，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与老师同心同德。事情过去了，可对老师的失望却永远不能消除地存在了心里。

　　在我们那个年纪，对老师的要求近乎是苛刻的，老师永远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出现，而总是真理、公正、正义、觉悟的化身。我们的问题，永远期待着在老师那里得到解决和回答，如果得不到，便愤怒透顶。然而，事实上却常常得不到。因此，某一位老师扯了某一位队员的红领巾，某一位老师与某一位老师颇不严肃的调笑，某一位老师错怪了某一位学生，某一位老师春游时带了三个荷包蛋而不是两个，到了小学开展“文化大革命”时，全成了大字报上要命的内容。文理不甚通顺的大字报雪片似的向各位老师扑面而去。

　　从此，一个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时代开始了。

　　事情果真是这么奇怪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乱哄哄地进了中学以后，第一次见到老师，无冤无仇的，我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老师好好地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但不回答，还朝他翻眼。至今也说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总之，从那一天起，我与老师间便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却又针锋相对的角斗。

　　一次开大会，因为没有呼口号，严格地说是没有扬起胳膊，老师便请来工宣队当众呵斥，骂出许多不堪入耳令人生疑的话，骂完之后扬长而去，不负任何责任。老师的表情甚是微妙，并无笑容，却掩不住得意，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这样羞辱学生的，而工宣队能。我们则明白，是无法向工宣队要求澄清道歉的，只能找老师。当我们和这位老师面对面地坐下来的时候，才发觉彼此都是那么孤独无助。

　　后来，就到了林彪搞一级战备的日子里。我们正在乡下参加“三秋”，这会儿就决定不返上海继续在乡下坚持战备。当时，我在学校小分队里拉手风琴，我是不情愿在小分队的，因为我在班上有个极要好的同学，假如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农村的日子对我们将是不堪忍受的。负责小分队的一位江老师居然答应我白天在小分队活动，晚上派人送我回班级所在的生产队睡觉。他从不曾爽约，即使实在派不出人，他也要自己亲自送我。到了战备的那一刻，大家想家的情绪便不可抑制地强烈起来，并且伴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那家像是再也回不去了，我总是哭了又哭。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绝望的时刻，江老师借口修理手风琴，让我回上海三天，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手风琴，回到了家。家里只有老保姆带着年仅五岁的弟弟，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的床全揭了起来，露出棕绳绑的床绷，一派凄凉。可是后方尚在，心里毕竟安稳了许多。三天之后，我如期回到乡下，下了长途汽车，我径直去了小分队。

　　我们和老师一起度过了“战备疏散”的三个月，他和我们一起步行十几里买大饼油条解馋，和我们一起用酱油拌粥下饭。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对着墙角擤鼻涕，居然也没觉到太多的失望。有时高兴起来，我们就直呼他的名字，他也很自然地答应。而另有一些时候，我们却极其庄重地唤作“江先生”，尽管“师道”已经彻底粉碎。

　　三年中学，就这么吵吵嚷嚷、哭哭笑笑地过来了，迎接了“一片红”的插队落户。我的插队“喜报”，就是这位江老师来贴的，我不在家，当时没碰上。之后，也没有机会再碰上过他，心里便越来越觉得他那次是来告别的。

　　与老师日益增长的接近中，老师越来越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普通人的素质，于是便令人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然而，随着这失望，“老师”的形象却也日益真切起来。当我长到也应为人师表的年纪，方才感到，做个老师是极难极难的，而我们对老师的要求也不甚公正。老师亦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老师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尊重。或许把“师道”合并于“人道”，事情倒会简单许多。

　　一次，参加虹口区三中心毛蓓蕾老师主持的“儿童团”入团式，宣誓的时候，毛老师站在一群年仅六岁的孩子中间，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鲜红的领巾映着她苍苍的白发，我的眼泪涌了上来。这庄严的一刻令我铭记终生。我终于明白，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亦是一个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