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遗老”也斯

也斯罹患肺癌的消息已在文友中传开，但眼前的他，却丝毫显不出遭受病痛折磨的痕迹。记者在香港会展中心一间会议室里见到他时，他一身格子西服，头戴鸭舌帽，就那么温文尔雅地、安静地坐着。
        也斯是香港名作家，也是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今年有些特别，他被书展举办方评为“年度作家”，并将在书展现场设立专区，以“人文对话”为主题，展示他的诗作、摄影作品、书评等，以及他与多名摄影家、艺术家及设计师的跨媒体合作。
         他的获选可谓实至名归。因为正如有人说过的，在香港，你也许再难找到像也斯那样的作家，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60多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连。

写不尽的香港

        也斯原名梁秉均，其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以及一座城市背后的故事。
　　香港似是也斯写之不尽的题材。他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是上世纪70年代结合中国神话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书写香港现实的短篇集《养龙人师门》及中篇《剪纸》。直到年前出版的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仍然尝试细说回归十多年的香港故事，获得第十一届香港文学双年奖。除了小说，他也写了不少以香港为题材的诗和散文，如三联“作家与故乡”系列的《也斯的香港》。
　　也斯也非常关心香港的文化，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脉络。谈到最近港陆之间的口诛笔伐，他说，研究香港50年代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种现状。
　　1949年以后，有近百万人从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移居香港，其中包括众多知名文化人，如宋琪、曹聚仁、叶灵凤、费穆、力匡、胡金铨、易文等，他们这些“南来一辈”，丰富了香港的文化，为香港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
　　之后，到1952年边界确定下来后，香港与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戛然而止，但传统戏剧、通俗小说以及都市文化等，在香港一脉传承的同时，也都有各自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香港文化的根是在大陆，双方历史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香港本来的优势是，跟中国大陆和西方都有沟通和对话。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或者中国对西方文学的理解，现在还存在很多隔膜。如果能更好地对话，进一步认识对方，对大家都有好处。”
　　近些年来，也斯慢慢地发现自己所认识的香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慢慢发生了变化，某一天醒来，习以为常的事物又少了一件，先是骑警，然后是电车，接着是老字号的店铺，以及整条街都慢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地铁，是摩天楼，是连锁店和大商场。现在我能做的，是通过文字引起大家思考和反省”。
　　他承认香港的商业化对文化的影响。首先是1995年《苹果日报》在香港的诞生，在也斯看来是香港报业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现，直接导致报业竞争加剧，几家硕果仅存的知识分子报纸，如《星岛晚报》等——其书评版或小说连载版一度成为香港文化人的阵地——在1995年之后相继关门大吉，成为香港报业“苹果化”的牺牲品。还有，香港以前的书店都是开在二楼，现在要被迫搬到六楼，之后六楼也呆不下去只能关门。“作家写书不容易出版，诗集就更没人愿意出，年轻人可能更愿意去买楼。”
　　也斯善写人情，“我写政论未必好过李怡、黎智英及林山木，我是写小说的人，对人的观察可能较好”。他从1998年开始用小说写回归后的港人生活，后来写成《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这本小说其实是多角度地写了1997年之后一般人的心态。“因为大家觉得回归之后，会不会很惨？会不会很高兴？其实，一般人的生活还是如常的，但中间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一些是个人的，也有一些是社会上的，比如非典时期，有很多问题出现，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我就想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写香港生活。”

成为作家

　　也斯1949年生，当年，父母抱着五个月大的他从广东新会移居到香港。双亲都是知识分子，“父母不懂带钱来港，只会带书”。也斯4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郁郁而终，他的笔名“也斯”，与父亲有关。他说：“我爸爸的名字中有‘斯’字，嗯，那么我就‘也’有‘斯’字。”这或许就是“也斯”的出处了。
　　与父亲的郁郁寡欢不同，他的妈妈很开朗，与其妹妹一边贴火柴盒穿胶花，一边念《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长恨歌》，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就像现在唱卡拉ＯＫ，我当时觉得很好听”。他对文学的兴趣，就始于当时。
　　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也斯在报馆工作了8年，做翻译，写专栏，专栏文章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等，之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修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写过不少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论文，例如卞之琳、戴望舒的新诗。回到香港后，他先后在浸会、港大、岭大教授比较文学，去年患病后，每周只上一天课。
　　在香港，有人说学者易为，文人难做，他却说：“现在做作家幸福，做学者辛苦。80年代我在港大教书，两年班不用考试，4月底学期结束，今日港大就不是这样了。”反而作家容易做。 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实际上却是“现在年轻作者要出第一本书很容易，艺术发展局一定支持，你写的东西好不好都可以出版，这对作者是不是好事？放在书店，一个星期销量不行便下架，可能永远不见天日”。
　　有学生问他如何做个大作家，也斯回答：“不如你先做一个好读者。”他的作品《半途》曾获中文文学双年奖新诗组奖，《布拉格的明信片》也获同一奖项小说组奖。不过，他说自己以前鄙视文学奖，但看到作家越来越难做，也终于认同了，“但要将评审公开，让作者明白为什么得奖，比起三尖八角的奖杯或几千元奖金更有意思”。
　　对也斯而言，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香港新诗日渐式微，反而歌词精彩绝伦。他认为新诗并未过时，“林夕也是读新诗出身的，他也写新诗，因此写歌词修养便好一点。现在的词走向生活化，例如《囍帖街》，写得好的词我觉得也是诗，鲍勃·迪伦的歌词其实也是诗”。

患病之后

　　也斯并不抽烟，却患上了肺癌，为此一直喊冤。他曾在媒体访问中说“何必偏偏拣着我”，但他可没工夫悲哭，“喊苦喊悲都没用，我都没喊过，也不挺胸做英雄，我只希望泰然处之，找个方法面对它”。
　　当初医生怀疑他患了肠癌，之后证实是肺癌，“第三期，差不多接近第四期”。消息传出后，即使素昧平生的读者也介绍医生给他。他看过台湾一个使用另类疗法的“神医”，让他只喝果汁，服食营养素，其他食物都别碰。“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要问！’那我不能接受，我一定要弄明白，即使输了也是自己的选择。”
　　也斯一生游走于中西方文学之间，看病亦然，他找了一名中医主诊医生，“我做人一以贯之，毫不复杂，从念书到治病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我尊重西医，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又想中医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对于未来的路怎么走，他态度乐观，但不敢说处境乐观。
　　访谈中的也斯时而沉静，时而咧嘴大笑，那是一种至真至诚的态度。如果用他作品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散文《通宵咖啡店的老人》中的描述再确切不过了：脸上的表情不是忧伤也不是欢喜，只是坐在那里，好像真的在沉思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