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瑞安细说“江湖”往事

有人说他隐退了，隐逸江湖20年；有人说他失踪了，销声匿迹20年。这种种说法，并不准确。他，武侠小说大家温瑞安。什么是大腕？大腕就是他不在江湖，江湖仍有他的传说。其实，他依然在写作、出书；百度“温瑞安吧”，网民跟帖就有53万多，仅“侠少会员”就达3600；网络上他的“微武侠”拥有700万粉丝。

　　新派武侠小说素来有“四大名家”之说：武祖梁羽生、武圣金庸、武痴古龙，还有温瑞安。古梁已故，金庸封笔，而温瑞安，只见其作品，从未露真人。他不接电话，不用手机，不上网络，不应酬，不喝酒，2011年以前的10多年不见媒体，不在公众舞台露脸。万千读者都不知他今安在。

　　7月18日，他将“重出江湖”，首度登上文学性公众舞台，亮相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讲题是《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雷锋还是雷人？》。7月12日，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四大名捕》正同步在两岸三地和东南亚上映。7月7日起，温瑞安“四大名捕”系列新作《少年无情正传》，在网易云阅读上独家连载发布。温瑞安香港演讲，作品于手机屏幕和电影银幕密集爆发，为这个盛暑7月引爆“温瑞安”热潮。

　　我是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策划人，两年前就通过马来西亚友人，经多番曲折，在深圳联系上温瑞安助手，才知晓温常年居住京城。2011年，温瑞安不愿公开演讲，未能在香港书展亮相。2012年2月再度邀请他，他终于答应了。7月初，在深圳他的寓所见到了他，顺便一提，他仅在深圳就有4幢住房。

　　与我同去深圳见温瑞安的同事靖雯，见了温后这样描述他：从没看过一张这样的脸，男性颧骨上竟有一丝妩媚。他有一双女性的双眼皮，薄而红润的嘴唇，却配上关公一样粗的眉毛。幸亏这双眉毛，才能识别温大侠威武的一面。温大侠的家，别人挂画作饰，他以自己写的书墙作饰。漂亮讲不上，但非常壮观。书在人在。既然要做这书城的皇帝，一个城的宗教信仰是少不了的元素。白水晶，紫水晶比比皆是。富贵竹靠在窗边，盆面的石块间插着一支又一支铅笔圆珠笔，不知是方便写作，还是一个利于写作的风水阵。

　　他每天写作不少于6000字，不集中精神的话，三四小时写完；集中精力写，一个半小时完成。一小时4000字等闲事。据他助理统计，以他小说的各地版税计，相当于小说中一个字稿酬32元人民币。他讲话语速快得惊人，却妙语连珠，如枪似炮，笑声连连，讲故事忍不住辅以动作，又唱又舞，神形俱全。言谈中不像58岁的持重长者，倒像8岁天真孩童。正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与温瑞安交谈，他开篇就详细描述当年他在台湾地区被捕、出狱的遭遇，揭开当年遭迫害内情。

 

台湾蒙难

 

　　温瑞安第一次从马来西亚去中国台湾，是1973年，即中学毕业次年，他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翌年，休学回马来西亚。休学，是他舍不得那个成立一年的“天狼星诗社”。他和社友们写诗唱歌，读书习武，纪律严明。身在台湾，他思念那些诗社一张张熟悉的脸孔，当时他离开马来西亚启程赴台，送别时很多社友哭了。1974年9月，他重返台湾大学，这一次，他带了六七位社友同行。

　　在台湾，他与马来西亚华人同学方娥真等志同道合的社友，创建了“神州诗社”。他说：“当年，我们誓言承担复兴中华文化的责任。那时的台湾西风时兴，年轻人手持吉他，穿牛仔裤，留着长发，唱美国流行歌曲。我想，我们的民歌在哪里呢？我们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吗？写诗、写文学的，包括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和‘龙族’、‘草根’诗刊，这些艺术工作者，善于跳出中国风和写出中国诗，或者说保持了中华民族风，为什么一般年轻人的思想却如此崇美？当年，我们这些外来学生常常听到百姓对当局执政不满的话，我们也说了一些重话。”

　　4年后，神州诗社成了没有任何政党背景、没有任何机构支持的最大文艺社团，有三四百社员，但只要诗社一声令下，不出一天，众社友就会纷纷响应号召，从各地聚集台北永和试剑山庄。

　　诗社组织力极强。温瑞安说：“当一个写作人、创作人有他个人魅力，且又肯做事、又有精力，组织力又强，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就特别引起当局关注。我们有号召力；因为有号召力，所以有影响力；因为有影响力，就容易被人一把拎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势力支持，和‘美丽岛’那些斗士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得罪当局任何一方，或者开罪当局任何个人，就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树大招风，如果树的果子全掉了下来，树再存在也是一棵伤树了。”

　　神州社遭人检举，被指“为匪宣传”，温瑞安尚未从台湾大学毕业便遭台湾当局抓捕，原因是“涉嫌叛乱”。这一罪名最重可判死刑。温瑞安回忆说：“你问办案人员，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始终不告诉你，只说‘涉嫌叛乱’。问他，我涉嫌了什么‘叛乱’？他会问：‘温瑞安，你想当总统吗？不然你为什么要演讲？’我那时还是大二学生吧。我演讲，有激情，有感召力，教官也爱听，还鼓掌。但我自己觉得很清白、不涉政治。”

　　温瑞安接着说：“一个人以为自己非政治，其实是一件很蠢笨的事，因为人本身就活在政治里。你很难在你的讲话和评论中不涉及政治。在我们的社员里，或许有些个人摩擦，得罪了一些前辈或者谁。有人就检举我。他们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整天迷上诗社。我们一起看戏，去吃宵夜，很开心。没钱的不担心，有钱的会付款一起吃，都吃一样的东西，吃完去看电影，看完还讨论这部影片的创作，众人七嘴八舌。一旦看到令人不爽的事，街上有人卖黄牛票，或殴打老人，我们会挺身而出。我们觉得这蛮有侠客行的味道。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我被捕的时候，也只是25岁而已。”

　　他当时主编《神州诗刊》，由乡土文学大镇故乡出版社出版。那时候这一诗刊10天内卖出8000本，卖150元一本，很赚钱。这些影响力令当局紧张。温瑞安与弟兄们推广诗刊时，不是只限于推广销售，而是宣扬理念理想。他说：“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么做已参与政治了，当局不允许这么做。”

　　他被捕后，神州诗社旋即瓦解了。当年温瑞安主编的《青年中国》杂志，社会影响颇大，徐复观、钱穆、朱炎、金耀基、杨国枢、韦政通等，都曾为杂志写稿。温瑞安和一些社友又是侨生，更引起当局警惕，本地生容易控制，侨生的思想的背后是否有人操纵？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温瑞安习惯途经香港中转，他喜好香港电影，又能说粤语，觉得香港有亲切感。但当时的台湾情报部门，对香港来的人特别警惕。

　　温瑞安和他的社友年少气盛，被台当局情报部门盯上了，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社团，不可能不涉政治，必须尽快拔除。温瑞安说：“我当时被捕，最初没外人知道，弟兄朋友们都不涉‘政治’，便被突如其来的遭遇唬住了，觉得此事还是不要张扬告诉外人，尽可能大事化小。当时一些社会名流余光中、陈晓林等人，觉得此事有蹊跷，想全力营救我，都被社友们阻止了。我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漫长日子，没有寻觅法律援助。像‘美丽岛’那些人，毕竟有法律常识，明白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我不清楚。我始终觉得，我们社团只要不涉及政治，应该相安无事。我们对时政虽有批评，只是说些作为知识分子该说的话而已。当年，我们涉足社会不深，思考尚不成熟。他们说你‘涉嫌’，几乎就是可判罪的意思。那时候的台湾，一旦‘涉嫌’，哪一次能够‘脱嫌’？”

　　温瑞安说：“按法律规定，被拘捕超过48小时，被拘者有权申诉，但我当时都不知道。进去以后他们对我说，一旦指你‘涉嫌叛乱’，你也就不会有希望的。说这样的话，是要把你整个身心击溃。他们说‘证据在手，告你的都是你的兄弟’。　　那时候我还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以为事发后兄弟朋友会想法声援我，救助我。不过，与李敖、柏杨相比，我还算幸运了。”

　　他最初被关押在台北军法处保安司。一次，从这个审讯的地方被押往另一个审讯的地方。他钻进车里，感觉不好。透过褐色防弹玻璃车窗往外看，已被关押两三个月了，没再见过台北外面的景致。街上夕阳，窗外的人们自由行走，温瑞安说：“这时我才感受到，能自由自在行走，就已经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难得享有的快乐啊。”

　　在狱中，诸多“涉嫌叛乱”的原因都不同。温瑞安说：“我不像柏杨那样，发了篇漫画讽刺父子互选‘总统’。我是因为有保济丸、云南白药、《明报月刊》，才被抓进去的。云南白药这些都是‘匪货’。他们要所谓物证。巴金、沈从文、鲁迅的书都不是我的，是我兄弟的，我都认了，因此其他兄弟没有被抓。这不是伟大，而是多抓两个进去，对你也没好处。都进去了，你告我，我告你，迟早一起死。这些弟兄都是我从马来西亚带来的，或者被我重用的，我对他们是有真情实感的。”

　　审问常常24小时不间断，没人理你的时候，听到外面“双十节”的声音，以为“双十节”会获释放，结果没放；听到外面圣诞歌声传来，又以为圣诞会获释放，圣诞过了又没放释放。在狱中，整整10天没人搭理他，温瑞安说：“好像被丢在一个黑暗角落。偶然间会送来一盆吃的，一定有黄豆，一块大肥肉，总有几根不知是什么毛，我称之‘阴毛拌饭’。你吃不吃？不吃就会饿死。要活下去，那就吃嘛。”

　　温瑞安说：“他们总是希望你最好能把谁扯进来。比如他会问你‘张晓风为什么对你这么好？’‘高信疆是你什么人？’只能从那些问话里知道，有些人为我作了什么努力，后来我才知道高信疆他们真的为营救我做了很多事。”

　　温瑞安说，他被捕之前，诗社因办《青年中国》杂志，几乎每隔半月，马英九和他手下的人会来电话，问诗社情况，鼓励他们继续办下去。宋楚瑜那时志大权重，也常常派人来电慰问。文工会也常常来问“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温瑞安说：“那时候诗社一概拒绝，一个知识分子接受任何背景支持的话，最后结果就是你要听他的话。我现在有没有后悔？也许有，如果不是那么坚决区隔开来，我出事时，说不准真会有人出面救助。那时候年少，虽不是无知，但未免傲骨。”

　　整不死之后，他就被押往军法处监狱，所谓看守所，其实就是监狱。有个蔡姓审判官审查他时，表象看都是凶巴巴的：“你这个人啊，我都知道你的，你对我们政府很不满。”但他旁边那个书记官，在审判官和其他人讲话时，在旁边悄悄对温瑞安说：“其实你的问题不大，我们都是你的读者。”温瑞安说：“这一句话，不是胜读十年书，也可说是让我多活了100天。心中的生命之火不熄。这时候一点点的微光，就是在黑暗的窗边点燃一支烛光。这烛光让你看到还有希望。”

　　要活下去，他就在方寸之地习武强身。当时有点武功功底，习武还不错。温瑞安回忆说：“那时伏地挺身可做100至111下，仰卧起坐120至125下。他们终于发现我越来越壮。班长都骂我：‘哇，你这猴子，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看把你养胖了。’我一想也是。以前在诗社，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又写稿，又干活，又要训练新秀，又要练武，根本没好好睡过觉。我在监狱里，自认为对得起天地良心，所以睡得好。”

　　狱中，有一个辅导长黄凤。温瑞安后来有机会写作，因为他们给他纸和笔。不管他写多少，两天之后就被没收。他每天写两篇散文、一首诗、8000字武侠小说，因为他只能靠这意志力活下去。温瑞安说：“写了两天就被收走，我以为都没有了，但到我出狱那天，辅导长黄凤难免讲了一大堆很教条的话，可他轻声告诉我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稿都在这个袋子里，你一起拿出去。我能帮你保留的全帮你保留了’。监狱里真是人间有情啊。”

　　温瑞安说：“他们可以把我判死刑，但这不好判，因为我的罪证不足。不然就是把我放了。国民党政府终于明智决定，让我浪迹江湖。”温瑞安被关押了近半年，查无实据。1981年1月17日，那位蔡姓审判官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恭喜你。你从我们这里出去，就是一张白纸。以前的事，是一个误会，现在误会消除。”蔡姓审判官说：“外面很多人声援你、同情你，政府也不好受。你离开台湾一段日子，等事情冷却淡化了，我们再欢迎你回来。”温瑞安说：“当时我居然相信了这样的话，于是同意离开台湾。”

 

远走香江

 

　　1981年1月19日，温瑞安买了机票，飞回马来西亚。当时从台湾去马来西亚还须途经香港，他在香港可选择下机，过一段日子再回台湾。在飞机上，他一直权衡盘算，究竟要不要下机。没想到那班机虽停留香港机场，但不准乘客下机，等其他旅客上机后，直飞马来西亚。

　　他说：“我在飞机上开始怀疑，台湾当局是不是把我这个‘罪名’也通知了马来西亚当局。当年，马来西亚对‘共匪’这词非常敏感，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人，曾是文艺社团的老大，下飞机后会不会被逮捕？马来西亚对思想的控制还是相当严厉的，在当地华人社会有这样活跃的‘共匪’的话，对大马政府而言不是一个好事。所以我知道回到马来西亚，情况并不乐观。”

        温瑞安终于回家了。后来他才知道当年“天狼星诗社”的一些弟兄变卖了所有社业，取走存款，逼走其他一些成员，剩下的弟兄跟政府办案人员同声同气。温瑞安说：“这完全能理解，他们还要活下去，不该冒我同样的风险。我自己受这样的苦就够了，传染多几个人就像病毒，也没好处。”

　　在马来西亚，温瑞安面临尴尬选择：台湾没修完文化学课程；以写作出名的他在大马，往往风声鹤唳；如果去香港，靠写作维生相当不易；回台湾吧，多次申请赴台失败。他父亲那时身体不好，母亲也希望他暂时安定下来。他权衡再三，最终选择留在马来西亚继续发展。

　　命运再度与他开玩笑。1981年2月13日，《南洋商报》头版大新闻：“温瑞安：台湾涉嫌叛乱”。温瑞安说：“报纸上说，要判我多少多少年，指我是‘共匪’，披露我赞扬邓小平好、周恩来好。这些我还可沽名钓誉，他们毕竟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历史上肯定可以留名的。可报道最后居然说我支持‘四人帮’，特别崇拜江青。这真是冤透了。我想或许是因为《明报月刊》里有一江青特辑，其实月刊老板金庸做这特辑，肯定是批判她的。这真是冤枉了我。”从此，他被迫远渡香江。

　　他曾一再向台湾当局投递无数自白书或陈情书，要求申办入境手续。1981年离开台湾后，他通过各种途径，申请了63次要求回台湾，后来才明白，他们根本就是不让他再踏上台湾土地。在香港，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逗留一周半月，以他当时财力，也不可能四处游荡。直到1987年，台湾“文工会”邀请他回去，那已是李登辉时期了。那时候宋楚瑜、马英九都出面为他赴台说了话。他去台北时，马英九还特地出席温瑞安的宴会，见到他说“我一直都是你小说的读者”。那以后，温瑞安就常常去台湾，直到1993年。温瑞安说：“那时候台湾朋友约稿特多，给我的稿费也特别高。”

　　1993年之后，温瑞安很少再去台湾。上世纪80年代，香港亚洲电视曾招揽他为“创作经理”，他在港成立“朋友工作室”。1990起，在港台成立“自成一派文艺创作推广合作社”，他致力发展中国大陆市场，大部分时间留驻中国大陆。温瑞安历尽曲折，这是人生磨练。他对中华文化的想象，在神州大地滋润着，圆满着，令他的生命更完整。正是，往来成古今，揆古而察今，“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