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我的暑假还没结束

24小时营业的上海大众书局福州路店店内一角，济济一堂，人头攒动。由本地的小宝、毛尖、陈子善三位坐镇，还有远道而来的“舒哥”——舒国治，聊电影、聊文学、聊生活，为慕名而来的读者奉献一场精彩的对谈。

　　到了读者问答环节，“舒哥”俨然成了当晚的主角，读者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抛过去，不见他有丝毫的敷衍厌倦，反倒是极其的认真。与那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演说者不同，舒国治温文尔雅，面对问题，他总是停顿片刻，一番思索，再以散文一般的语言娓娓道来，耐人寻味，意蕴悠长。

　　舒国治1952年生于台北，成长于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的60年代。青年时期原习电影，与杨德昌、金士杰私交甚好，70年代初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惊艳台湾文坛。80年代毅然“自毁前程”，浪迹美国，一去七年。此后所写，多及旅行、小吃，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

　　如果要选一个作家代表一个城市，那么舒国治肯定是台北的首选。在台北，舒国治早就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小吃教主”、“晃荡达人”、“台北地下市长”，头衔众多，但他在大陆红起来还是近几年的事。 2010年初，一部由梁文道作序推荐的《理想的下午》引入大陆，其淡泊随性、恣意自由的生活态度为众人推崇备至，一时间成为都市“慢生活”宝典。除了拿手的“舒式游记”，他在书中写“理想的下午”,写“赖床”，写“早上五点”，生活的细碎时光在他的笔下慢慢流淌。我们总在抱怨生活无聊，其实可以享受的是那么多，关键还在于你的心态。这回，他给大陆读者带来了简体字版《门外汉的京都》，京都在他手中有了一种独具一格的品质。

　　如今，年届六十的他未显任何疲态，瘦而高，还是背上双肩包就能徒步旅行的“少年”。他曾说过：“我只是一直期望高中的暑假赶快来，结果这个暑假开始后，到现在还没结束。”谁不想做一个永远拥有假期、可以四处晃荡的学生呢，但有勇气实践，挣脱人生枷锁的却又寥寥无几，舒国治是其中一个。不过，现在他的生活稍稍有了一些改变，他结婚了。这个消息对于崇拜他的女文青来说，不亚于噩耗，仙风道骨的“舒哥”终于还是回归了柴米油盐的日子。

　　不过，舒国治觉得“有人相陪的生活亦是一种佳境”，因为可以两个人结伴游玩、吃喝、访友，生活也并无特别大的变化，还是那个无房无车少存款、不执著不奋斗、清简度日优哉游哉的“舒哥”。问起这个随遇而安的老男孩“自由”为何物时，他给出自己的答案：“自由是你本来乘地铁要到人民广场的，但在陕西南路就下来了，结果你索性在陕西南路逛了一会儿书店，吃了一客生煎馒头，居然也不觉得有啥失落，这就是自由。”

 

流浪，与世俗背道而驰

 

　　《新民周刊》：你曾在以前的访谈中提到，战后的社会环境没有强迫你去做“不必要做的事情”，所以你有机会选择这样一种与世俗眼光背道而驰的生活，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舒国治: 所谓战后，是指我是“战后婴儿潮”（Baby Boom）中的一员。这种时候出生的小孩，原有一特色，便是“欣喜若狂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各国略有不同，战败国忙着重整，略有一丝苦氛，如日本、如德国。至若中国，虽胜了日本，却仍然元气大伤，也要重整。我生在台湾，那是中国内战后，战败的一方渡过了海峡而到达的一座小岛。我小时没看过高墙大庙，没看过宫室之美、百官之富。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种阶级，均贫的阶级。故而我从没想过要赚钱、要致富，乃因我不知何种模样称作富。于是我没想过要做贸易、要做股票、要做房地产，同时我也真不知有啥事可做。但我知道的是，可以不用奋斗就最好别奋斗，因为社会上特别奋斗的人究竟又弄出什么屁来，老实说，我没看到。我不是蓄意要与世俗背道而驰，世俗原就太糟太糟了，你不用干什么惊世骇俗之事，就已和它不同道了。

　　《新民周刊》：无论在哪个时代，打破社会规定时序，选择浪游生活，于旁人来说是艳羡，于自己实践却需要极大的勇气。你做到了，还成了一名相当成功的作家，然而并不是每个“任性自主”的人都能获得成功，在大陆，这样的情形更是鲜见，似乎循规蹈矩才能获得安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舒国治：我不敢言成功。也不能说流浪或不想工作的经历使我成为作家。我自二十多岁便写些东西，在四十六七岁前从没想过要做一个专职的作家。任性是一种缺点，但有些人不见得改得掉。任性与成功，不该混在一起讨论。只是我写些东西，又任性不去从事“安全”的工作，意外地也能活命，这个案例或许稍微特殊。但追求成功，我没太去想。你说的循规蹈矩，我也不算太不循规蹈矩。大部分人心中要的，不管是安全或房子、车子，即使都得着了，是否就算是成功，这些皆不是我所懂的。须知我至今也没买房子、车子。

　　《新民周刊》：你曾对“理想”提出质疑，认为它已经被人们所滥用，你怎么看待“理想”这个词，你的“流浪”是漫无目的吗？

　　舒国治：我的文章《理想的下午》，“理想”是一笼统的词，但也很美，很适合用成形容词，特别是加在“下午”的上面。但它不宜绞尽脑汁去定义，你顺手拈来，用得恰好，便是佳义，否则便可能很空泛。

　　流浪，也不是一个计划，也没有定貌。人开始在外浮动，没有稳定的停留处，又一站一站地胡走，哪怕是在工作岗位上的浮动，皆可称流浪。它往往是事后回看，像哪年至哪年，我啥事也没干，去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地方，每天睡在哪儿都说不明白，这种过程，事后想来，是流浪。它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词。

　　《新民周刊》：你希望破除人生的枷锁，过一种任性洒脱、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爱看你的书，也推崇你所秉持的生活态度，而你却不太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生活，是吗？

　　舒国治：年轻，是最好的本钱，无需去学谁。我的生活，我欢迎大家来参考，但我亦是摸索来的，甚至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版本。生活本来不难，但社会上把项目弄得太咋咋呼呼的，年轻人要懂得截头去尾，只取那最本质的，便有可能过得好生活。

 

与电影擦肩而过

 

　　《新民周刊》：青年时期你曾研习电影，也有过改变当时台湾电影格局的梦想，但却又在众人瞩目的时候抛开一切远游美国，一去七年。现在回想，放弃电影梦，会有些遗憾吗？

　　舒国治：对电影，仍然抱着颇高的热情，若完全不去做一点，搞不好真的会有点遗憾。但七八十年代，实在以一人之力去弄好台湾电影，几乎没有可能。我当年选择不弄，今日想来，我认为是对的。1983年，杨德昌已拍完《光阴的故事》之一段，已在构思《海滩的一天》，而我无所事事地去到美国，东晃西荡，现在一想，我宁愿游晃而不愿去搞电影，因为那意味着要说服很多人，要搞定很多资金的事情。

　　《新民周刊》：有些老电影，多年以后再看依然回味无穷，是当下很多电影所不可比拟的，你觉得一部能称得上好的电影应该是怎样的？

　　舒国治：一部好的电影，能看得出它发自于某个人的人生热情与看待世界的宽广胸怀，哪怕它是一部动作片或杀手片。同时，它的创作轨迹亦让人隐隐察觉出某种自然的兴发而不是拼凑而成的。这就是《让子弹飞》看完一点也不振奋人心，而每次在电视HBO看《 The Bourne Identity》（谍影重重）总是守着不转台看完。因为片中的巴黎等欧洲城市，有一股杀手在漂泊中沾染的凄美，这种便是创作者有心有情，才得以流露出的韵味。

 

别太执著

 

　　《新民周刊》：有读者问到你有没有过“童年的创伤”，你说到自己不爱做作业罚站挨打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但读罢你的文章，半文半白古风雅韵，完全无法和“坏孩子”形象联系在一起，反倒让人觉得是一个熟稔经史子集，内功深厚的好学生，这种文风是怎样炼成的呢？

 　　舒国治：在我成长的年代，人人皆穷，小孩皆野，故没有“创伤”的问题，社会愈娇，则“创伤”愈多。

　　初中与高中的国文教育使我对文言文略窥，但文白交杂，是自己瞎写出来的。若说文风，是人的综合兴趣逐渐打造出来的东西，像Jazz音乐的节拍，像书法的行气，像八卦掌形意拳的身法，像人讲话的抑扬顿挫等等，终于合成你个人行文的风格，并不是只依靠你看书、读美文、背诗词便必然成形的。

　　《新民周刊》：宝爷（小宝）惊讶于你文笔出奇地清冷和客观，正如这本刚推出的简体字版《门外汉的京都》给人的感受。你谦称自己为“门外汉”，文章中也时时流露出旁观者的冷静，你似乎偏爱这样一种距离之美。

　　舒国治：“门外汉”是一个人生的态度，主要指的是“不贪心”。人总想要多得一点，总想往更深里探一点，但有时门外所收得的，早已够你消受了。我写《门外汉的京都》，一来点出我不懂日文，我不深研日本历史，二来也表达京都之丰富，即使在门外张望，已经太过瘾了。至于在远距离看东西，也未必看得浅薄。

　　《新民周刊》：你常以“不执著”、“不勤奋”自居？

　　舒国治：人生一开始会要求严谨，细密，但逐而渐之，有一些年纪后，会更希望行云流水，我小时候就不勤奋，现在年岁更大了，希望更别太拗，也就是，别太执著。

　　《新民周刊》：阅读你的作品，读者勾勒出你的形象是一个很“古雅”的人，但同时你也青睐摇滚、蓝调等现代音乐形式，这是为什么呢？

　　舒国治：东方与西方的东西，本来就可以兼爱的。中国的古，也未必皆是雅的，也可汲取一些俚俗的。美国的蓝调，是黑人穷区的民谣，是俚俗，却也很美很艺术，像中国西北的“信天游”一样。

 

有人相陪的生活亦是一种佳境

 

　　《新民周刊》：在读者们的期待与幻想中，你仿佛是一个永远在路上、无拘无束悠闲自适的单身汉，我们知道你现在和相识七年的女友步入了婚姻殿堂，而婚姻在世人眼中也许就意味着束缚和“不自由”，你在谈话中说婚姻并不是跨越鸿沟去探险的过程，那么你所认为的理想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呢？

　　舒国治：结婚，便进入了一个小社会，两人的社会。我一向活在社会里，如今只是家中再多一人，很习惯。虽然独处有独处想事、创作的便利与毫不拘束之优势，但有人相陪的生活亦是一种佳境。我们人的生命中最重要便是识人和结交朋友，我自认很能与朋友融洽相处，同时也能和老婆一起过日子过得轻松。

　　《新民周刊》：婚姻有没有给你的创作和生活带来些许的转变？

　　舒国治：结婚两年，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写稿子皆用较少的时间来写了。主要是我们两人常出门游玩，吃喝，访友。可以说，有一点荒废学业了。

　　《新民周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于你而言，哪个更重要？

　　舒国治：以我个人而言，我是行万里路多于读万卷书的例子。但何者重要，主要视那个人他的吸收系统，若读书很能看透事理，则读万卷书；若行路很能看透世道，则行万里路。

　　《新民周刊》：央视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以作家自诉的方式，来记录一座座城市。如果你是台北的叙述者，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舒国治：当然可以用一部纪录片来讲它。若简短回答，则台北是一个乱中尚称有序，庸俗中还留一两分书卷气，人在贵房价等埋怨中却还经常露着笑脸的一个还过得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