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骨头

  标志性的白色棒球帽，帽檐上方，绣着红色五角星闪着理想的光芒。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崔更有力量！
　　坐在记者面前的崔健，甚至比照片上更显得年轻，和他的Rap摇滚一样，语速极快，谁说老崔老矣尚能饭否？崔健，这位中国摇滚的领军人物，不仅要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明年还要公映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蓝色骨头》（和演唱会同名）。又唱又导，精力旺盛，哪有一点甘居幕后退居二线的意思？
　　他对待记者的态度温和，但一谈到音乐问题就寸步不让立场鲜明。你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棱角，他身上坚硬的骨头。
　　到底是中国摇滚教父，他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我不愿意看记者的，我更愿意看一个普通读者对我的评论。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这么多年，他在坚持，真唱、音乐中的不妥协、歌词中的锐利锋芒，都告诉你，他是不变的崔健，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坚持的话，那是一种耻辱。”
　　《宽容》中，他直接唱：“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我背后骂着你。”《混子》里有这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下海挣点钱儿又TM不会装孙子。”老崔依旧不给情面，想唱就唱，像一把刀子，挖着你的虚伪，触动你的神经。
　　不过变化也不是一点都没有。音乐方面他早已是公认的大师，电影导演方面，他可是个新手。这部93分钟的电影《蓝色骨头》可以说是崔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会不会和他的音乐一样，充满力量？充满冲击力？
　　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
　　看起来却像是忍受
　　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
　　爸爸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
　　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因为我的骨头也是蓝的
　　——崔健《蓝色骨头》
　　崔健觉得这样的歌词没有那么凄美，更能表达他现在真实的感受，象征革命的红色没有太多的激动，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蓝色，像那静静的高高的天空，让你有飞翔的冲动，让蓝色浸润你的骨头，化身为鸟，冷冷地俯视这芸芸众生。
　　就像他不用微博，却透过经纪人的微博了解这个世界：“来自微博的很多消息都是作秀，他们把微博作为媒体去表演自己，知心的话，他用不着放到微博上去。我不去养它，但是我会去看它，有些消息是公开媒体上看不到的，可以从微博上获取这些渠道的消息。”
　　崔健说他来上海其实很频繁，有时候甚至一年两次，只是多为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大型的演唱会，这是20年后的第二次。1992年时，崔健还只有31岁，今年，他51岁了，年过半百老当益壮，老崔还是那个高蹈的、理想主义的崔健。在中国，小崔不小，老崔不老，骨头都是硬的，真正的摇滚长在他的骨头上，和他的身体、嗓子、灵魂，合二为一。

　　
黑暗才是真正的自由

　　
　　《新民周刊》：加上两部短片，你已经拍了三部电影了，这两年怎么会对电影这么感兴趣？一直有个当导演的梦想？
　　崔健：我一直对电影感兴趣，喜欢看电影，看了大量电影，电影看多了之后会感觉不解饥渴，想自己动手才过瘾。
　　《新民周刊》：哪些导演对你产生了影响？
　　崔健：昆丁·塔伦蒂诺和马丁·斯科塞斯。
　　《新民周刊》：觉得自己拍的是摇滚电影吗？
　　崔健：我觉得我的作品在精神和形式上都很难界定，精神上可能是摇滚电影，但是形式上不是。精神上，我之前拍的8分钟短片《修复处女膜时代》那部肯定是摇滚电影，《成都，我爱你》原名叫《川桑巴》，我想要表现的是武术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当然和武术和音乐有关系，但它不是摇滚电影。
　　《新民周刊》：《成都，我爱你》有什么敏感吗？
　　崔健：在电影中，男主人公是个武痴，打伤过很多人，但是在爱情面前，他是个弱者。有那么一个镜头，当女孩见到她的这位情人加仇人时，她说：“乳房、屁股、阳光，这种桑巴，是不是比武术更有力量？”但是这句话最后被强行拿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过桑巴舞就知道，那是种强调人体美的艺术，讲究节奏、音乐、阳光和欢乐。女孩的意思是，你最后被我征服，那么是不是桑巴舞比武术更有力量？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最后这句话不能说！
　　《新民周刊》：之前你还演过好几部电影，比如张元的《北京杂种》、俞钟的《我的兄弟姐妹》和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演员的身份和导演的身份对电影的感受是不是完全不同？
　　崔健：在摄影机前面太痛苦了，还是躲在摄影机后面有一种自由感。这也是我的一点感悟：并不是所有暴露在阳光下的都是美好的，有时候，黑暗才是真正的自由！
　　之前我都是本色表演，像张元那部《北京杂种》，和张元之前就是好朋友，他给我拍过《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MV，后来我们就拍了《北京杂种》这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我演我自己就好了。但是我还是喜欢导演这个身份，在摄影机后面我觉得踏实。到今天，我已经拍了三部电影。第一部《修复处女膜时代》8分钟、第二部《成都，我爱你》32分钟（和陈果、许秦豪各拍一段组成一部故事长片），这一部《蓝色骨头》93分钟，我正在进入电影的世界，掌握电影的秘密。
　　《新民周刊》：用了新人尹昉，也用了老将毛阿敏，演员方面的新老搭配是怎么考虑的？你和毛阿敏的音乐完全是两个领域的，怎么会请到她来演呢？
　　崔健：这次我们找了尹昉这样一个新人来演主人公钟华，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电脑黑客的角色，尹昉演得比较自然，有些演员来试戏，演得特别用劲，那不是我要的感觉。
　　毛阿敏只是来客串，这对她来说不是个事。如果像你说的我和她是两个领域的话，那么我们是互助的，更深层地谈创作的话，我们还是一个领域的。每首歌都是个故事，每首歌都能拍个小电影，不论是摇滚还是非摇滚，我和张元拍过MV，起伏、开始、副歌、高潮，到最后，或者痛哭流涕或者悲剧，文艺的结构其实差不多。
　　《新民周刊》：这次可以说是你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拍电影拍故事长片，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吗？
　　崔健：我是按照诗歌体来写作《蓝色骨头》的剧本大纲的。我在做《给你一点颜色》专辑的时候，满脑子里都是故事，我就把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成了这部电影。我先写了个诗歌体大纲，然后由专业编剧写成可以拍摄的剧本，最后我发现，还得靠我写最后一稿。因为所有的画面都在我脑子里。我在找摄制组成员的时候，我发现，只要找有经验的、气场合得来的就可以了。真正拍摄的时候，我必须得说我要感谢杜可风，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摄影师。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这么有经验，那你拍得越多越好，再加上副导演的帮助，所以还是很顺利。我直到剪辑的时候才真正知道电影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三分拍七分剪”，真是这样。我在剪辑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我都在失控，气候压力、摄制组的时间压力使我不得不妥协，事后我才发现，这种妥协会对电影造成影响，但是在拍摄的时候我非常顺利。我们甚至提前了一个星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团队做事很利索，把省下来的钱用到后期，当然，失控的问题我们在用别的方法弥补过来。
　　《新民周刊》：演唱会和电影都叫《蓝色骨头》，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名字？或者说希望用音乐来帮助电影做宣传？
　　崔健：有可能是反过来，是电影在帮助音乐吧。歌我老早就写好了，其实是改编自《迷失的季节》这首歌，是《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中的蓝色元素，那张专辑中的红色元素就是《红先生》，这三首歌的背景都是一首歌，就是《迷失的季节》。我觉得《迷失的季节》有点太凄美了，它是写给上一代人的歌，缺乏励志感，我需要从年轻人的视角来看这个时代，我只是希望我的电影和演唱会里也有励志的情绪在里面。
　　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在演唱会剪个片花出来，我在考虑，如果剪得好就拿出来，剪得不好就算了，第一印象还是非常重要。

　
不听没有资格评判

　　
　　《新民周刊》：在《中国好声音》中，有一场，梁博在那英陪同下到你排练场来看你，后来他得了冠军，有很大的争议，你觉得他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吗？
　　崔健：我觉得梁博确实是自己写歌的人。他到我排练现场，弹着琴唱给我听他写的歌，我觉得确实不错。
　　我当时并不想参与这种活动，我甚至提出你们摄像机能不能不来？或者那英你也别来，让梁博一个人来我愿意见他。他们说这不可能。我又不会那么苛刻，把人家轰出去，这么着就答应录了这么一段。
　　实际情况就是他们到了我的排练场，梁博这孩子确实有才华，他确实能够写歌，而且写得非常好，演奏的能力也特别强，这种年轻人不鼓励你鼓励谁啊？
　　梁博能夺冠呢，我觉得可能也有点他坚持自己风格的原因在。我听说有的选手风格老转移，一会唱灵歌，一会唱R&B，一会唱流行，一会唱爵士，只有梁博从头到底一个风格，特踏实。到最后和观众互动的效果就出来了。这节目是一互动节目，设计这节目的是一专家，荷兰人，他研究过大量的电视节目，最后做出这样一个特别能调动观众积极性的节目，更准确地说，梁博的成功是这个节目的成功。什么超女快男，好多选秀节目都从国外引进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种硬性的科学，你怎么样真正调动观众，不论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还是知识分子，都会忘乎所以。这样的选秀，仔细听没有音乐，你要看的是人物的故事，而不是听他们的音乐（音乐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悲惨然后一夜成名，这是个梦啊！
　　流行歌，周璇、邓丽君我能评论，别人我真不能评论没发言权，并不是说我清高我鄙视他们看不起他们，我不听他们的音乐我怎么评论他们啊？我当然关注的是有力量、富有创造力的音乐，流行歌我不了解，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他们的音乐，他们感动听众的点和我错位。
　　我要是说话不客气，要我朋友那就直接骂街了，那什么音乐？那都是垃圾音乐。我的《给你一点颜色》专辑里有一首《小城故事》，我有个朋友一听到邓丽君就说：“你把录音机关了。”我说往下听啊后面还有我的歌呢。我身边那些真正用生命研究节奏研究技术的人坚决抵制这种音乐，我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他们是我尊敬的音乐人。
　　《新民周刊》：《中国好声音》其他的歌手你有接触过吗？
　　崔健：没接触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能力都非常强，一个是一个。我记得哈林说过一句，他说他组里那几个唱爵士的太好了，他都教不了他们。他说得特别客观，甚至可以说他们几个导师只是在选人而已，把那些优秀的苗子选出来。
　　《新民周刊》：只听具有革命性的音乐？比如说周杰伦这样的音乐类型你平时听吗？怎么评价？
　　崔健：周杰伦我听得比较少，我觉得他的音乐R&B多一些，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在于创新的部分而在于R&B，但是他做得很好，而且他混搭进非常伤感的中国元素，很不错。我听得比较少，还不能很准确地评论他，真要评论那恐怕也不是公正的评论。
　　有人说我的音乐没有以前尖锐，他们不听，他们不听没有资格评判。我音乐的批判性比以前强一百倍，我急就急在这上面，要说尖锐，谁还敢在我的实验里面说“尖锐”两字？不是我不尖锐，而是你们屏蔽掉我的尖锐。所以那些不听我们音乐的人也没有资格评论我们。
　　我是受限制的，那些流行歌手不受限制，把受限制的和没受限制的群体放在一块比较合适吗？公平吗？商家呢，都愿意跟着没麻烦的，谁愿意跟着老崔啊？老崔一有麻烦他们的钱就白付了，这也是不公平。
　　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有相同性也有不同性。有人在酒吧里听了我一首《混子》他就急了，他说老崔怎么开始骂我呀，从今以后我的专辑再也不听。我看到过相关的报道就说这事。摇滚乐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批判，流行音乐娱乐性的一面容易把这种批判精神屏蔽掉。他就喜欢《一块红布》、《花房姑娘》，《混子》他不喜欢就屏蔽掉，《红旗下的蛋》、《盒子》都有骂街的部分，玩Hip-Hop的不骂街那是Hip-Hop么？歌功颂德那是Hip-Hop么？那叫摇滚乐吗？我还是那句话：摇滚乐是荣耀生命的，不是荣耀历史的，也不是荣耀体制的。

我不愿意复制自己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其实你的风格变化不大，还是Rap摇滚为主，歌迷一代一代在变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音乐也做一些改变？
　　崔健：不同年龄段的人是不同的。比如我和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有代沟，他们问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他们问我：“什么是摇滚乐？”我回答不了。我当年的同学问我，什么是摇滚乐，我说：“回家问你孩子去。”所以相比之下年轻人好一些。他们也许说我不喜欢摇滚乐，但是最起码知道什么是摇滚乐。年轻人呢，老说你就应该写《一块红布》、《花房姑娘》这样的歌，别把我们丢弃，怎么不带我们玩了？他们说我不爱听你现在新的歌，什么《蓝色骨头》，搞什么我听不懂的把戏？什么《红旗下的蛋》，什么蛋？你骂人呢？但是我不愿意复制自己！
　　《新民周刊》：上一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是2005年的事了，专辑一直出得很慢，是特别注重自己专辑的质量所以这么慢？
　　崔健：我不想玩数量上的游戏，我特别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复制自己，如果要复制自己，我宁愿做个坏的实验者，不成功的实验者，所以我的速度比较慢。这个过程需要积累，需要积累之后的再宣泄，这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也有硬件上的原因，我没有一个固定合作的制作人，我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做自己专辑的制作人上了。
　　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停滞。我这些年拍了三部电影，一个短片、一个中片，一个长片，我估计明年我会发三张专辑，一张个人专辑、一张电影原声带、一张摇滚与交响乐合作的专辑，所以明年我会很忙。
　　《新民周刊》：你刚刚说到质量，对中国音乐的现状怎么看？觉不觉得这是个数量战胜质量的时代？
　　崔健：中国现在不需要数量，需要质量，各行各业都需要质量。一个没有质量的民族只能消费其他民族的质量，模仿别人，我们现在需要别人来模仿我们，需要别人心服口服。我的作品可能会失败，可能不够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做我自己，我不想拿出没有质量的作品。现在中国人挣钱比外国人多，通过复制。
　　你看现在香港、台湾的制作人，到美国去录音做唱片，本来是觉得美国录音室便宜，可是一到美国才发现，美国录音师不好使，人家不会做假唱。美国音乐家太强了，把话筒摆好录音就完了。我们的歌手到了美国，美国录音师说，我们还要做别的吗？他们一看，确实，玩软件修音还得说香港、台湾的录音师更牛，他们付出的劳动更多，因为他们能把不会唱歌的做成会唱歌的。音乐圈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这都是需要揭露，需要你们媒体曝光的。有多少看似美好的事情背后太多黑暗，行贿、受贿、给红包、做交易、包电台，这都是早就发生过的事。那些没有热情对文化产业负责任的人，都在堕落，都应该曝光！可是没人管这些事。
　　如果我犯这样的错，我希望年轻人起来砸烂我，才能给年轻人机会，给公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