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一九四二》
创作者的态度慢慢向后退
2012年11月29日,筹备了19年的《温故一九四二》终于上映。最后完成的影片去掉了“温故”两个字,成为《一九四二》 ,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作者对于这一历史的态度:展示;只是展示,就够了。但也或许,是在众人皆知的中国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创作者也仅仅只能够做到“展示”。
在公众印象中一贯聪明、幽默、乐呵,也善于逗人乐呵的冯小刚,这回显得有点“笨”。不仅仅19年“轴”在这一个题材上,而且用了最笨的办法去创作:走,沿着灾民逃荒的路线去走。
2001年,冯小刚和编剧、小说的原作者刘震云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从河南走到山西、陕西。
在河南,冯小刚和刘震云遇到了一个信教的老太太。老太太叫刘和平,是1942年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她向冯小刚和刘震云回忆了当年的情境:
家里头亲戚要把孩子卖了,当妈的抄起扁担,一扁担就把孩子拍死——宁可拍死他,也不能给卖了;家里一个亲戚倒在路边要死了,旁边的灾民过来扒开他裤子,在他屁股蛋子上割了一块肉吃。这个亲戚之前饿昏过去了,这一割,他一疼,就醒了。他对灾民说:“你别割我的肉,我还行呢。”这灾民说“你不行了,你救救我吧。”
从灾荒中幸存下来之后,刘和平信了教。她告诉教士,家里很多人都饿死了。教士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教士对刘和平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
刘和平跟着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
教士说:“别让我再流泪,让我忘了他们吧。”
刘和平不再流泪。从此,她再也没有吃过肉。
《一九四二》的结尾有一句台词:“16年后,这个女孩成了我娘;我从来没有见她哭过,也没有见她吃过肉。”
这样的事情,采访得越多,冯小刚越觉得,相比当年的灾民,现代人的角度和观点,越来越不重要。最后,“创作者的态度,慢慢向后退;电影的态度,成为灾民的态度”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要创作原则。
上路采访,“仅仅是个开始”。《一九四二》经过了9个月的筹备,拍摄过程长达5个月。摄制组辗转河南、山西、陕西、重庆等7地;完全按照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和时间顺序进行。
十几个部门、1000多人的剧组。为了能够让演员真实地进入拍摄状态, 5个月拍摄,从冬天拍到春天。冬季到来时,演员们天天走在泥里、雪里。拍摄拍到最后,所有的演员,在外形上,已经和真正的灾民一模一样。
“我们把三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冯小刚说:“首先是把一个调查体的小说,变成了一个故事片;其次,是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去顺序拍摄。第三,挑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在我们之前,观众并不习惯在贺岁档看一部描述苦难的电影。”
探讨“民族性”的问题
不同于原作《温故一九四二》的调查体小说,作为一部故事片,电影《一九四二》的叙事,分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千百万民众在逃荒路上,在饥饿与炮火之间,人性的善与恶之间挣扎;另外一条,是国民党政府高官罔顾人民苦难,依然灯红酒绿,勾心斗角,对人民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
数条线索,十几个主要的人物,全景式的社会展现。冯小刚说,他想在这部电影里,探讨“民族性”的问题。
刘震云的原小说,主要将饥荒的发生,归结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然而冯小刚却认为:“如果仅仅将饥荒的发生归于政府,无疑不够客观,过于表面。”他认为,惨剧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我们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才是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说政府操蛋,那么是谁给了这个政府这么大的包容性呢?”冯小刚说,“我们的民族似乎从来不愿意做这样的追问。而西方人很可能就会问,是谁把我饿死的?”“中国人从来不愿意主动去改变事实,而西方人则会从精神层面想去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只要有口吃的,能生存,就不愿意去改变现实,然而一旦活不下去,就会造反,可能变得非常残暴。最后中国历史就总处在一个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而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物质上的匮乏,让人容易变得目光短浅,苟且偷生。”
作为一种电影类型,“苦难”这个题材,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比较缺失的一环。冯小刚认为,这也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总是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影。犹太民族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面对灾难的态度不一样。中国人一直不太擅长直面自己的苦难。对于苦难,我们更加擅长的是逃避和遗忘。”
“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直面自己的苦难,就会对自己欠缺反省。”冯小刚说。
19年后的冷静与克制
从1993年第一次从王朔那里拿到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到2012年的上映,这中间,是19年的漫长光阴。
19年中,“最困难的,是如何保持投资方对这个题材的热情;如何保持创作者对这个题材的忠诚度。”冯小刚说。
19年中,刘震云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题材的修改。
第一稿剧本写于2002年,14万字。剧本念完,华谊的老总王中军说,人物太多,记不住。2004年,出了第二稿。目前上映的这一版,是2010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通过得“挺顺利”。电影局给出了五条意见:第一,1942年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第二,要在人性恶里看出人性暖的东西,不能只是人吃人,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善意的。第三,不能夸大一个美国记者在这件事中的作用。第四,对宗教尺度的把握要得当。第五,避免出现过于血腥的镜头。
冯小刚说,他觉得这几条意见,“还行”。
回过头去看,从1993年到2012年,这19年的延宕,未必完全是件坏事。“《一九四二》如果一开始就顺顺利利地通过了,无论是资金、技术、文学上的准备,还是对生活的认识,可能都无法达到目前这个程度。”冯小刚说:“拍历史题材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一九四二》需要这个过程。”
不同于《唐山大地震》时期的“煽情”,这次面对民族史上又一场苦难,《一九四二》采用的态度是冷静与克制。这一次,冯小刚拒绝煽情。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能够让两个孩子有一口饭吃,想办法把自己卖了。处理母子分别的这场戏时,冯小刚要求徐帆,用一种“粗粝和麻木的情感”去处理这场戏,像“白开水一样”说台词。这使得徐帆不能理解,她认为,母亲和孩子分手,不可能不哭,并因此而指责冯小刚“做作”。
而冯小刚却认为:“正常状态下,母亲的心情肯定是很难过的,但是灾民的感情特别粗糙。每天都在死人,面对她的就是活着,或者死。你卖了自己,能够自己救活,两个孩子还能活,这件事情能够压过别的难受,而且一路上死了那么多人,人到这个时候都麻木了,这是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把自己既有的品牌破坏掉
《一九四二》首映之前,在北京举办的内部评片会上,有人陈述自己的观后感是:“冰凉入骨,温暖入怀”。冯小刚很喜欢这个点评。他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体会到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震撼后的平静与温暖”:“走出电影院后,回到现实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温暖,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一九四二》的巡回过程中,有观众对冯小刚说,他觉得这部电影,不像是“冯小刚”拍的,冯小刚听了,觉得非常高兴。
“《一九四二》其实挑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它在贺岁档上档,但是没有娱乐性。中国的电影序列里,过去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如果你不去对既有的经验做突破,就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了过往的经验里。”
电影上映期间,冯小刚在微博上说:为了这部电影,他“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是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
这几年,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再到《一九四二》。冯小刚的几部作品,每一部都相较前一部做出了较大的突破:“一个人,一个作者,一个导演,开始的时候,肯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风格之后,能够把自己既有的品牌破坏掉,我觉得这才更加了不起。我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已有的风格上,这几年,我一直都在自我突破。”
苦难尽头的温情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九四二》,那就是“苦”。抢大户、烧粮仓、逃荒、被轰炸??救济粮前途未卜,天上是轰炸的飞机,前方是“不许前进”的路障和中断的铁路;人被放在旷野之中,凭借模糊信息和人的本能前进,似乎天地广阔,但其实却毫无出路。佃户家的女子花枝说:“给我饼干,我跟你睡。”儿媳死了,家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安葬,而是如何让孙子赶快吃最后一口奶——饥饿,绝望,可以扭曲和泯灭一切人性。
《一九四二》的镜头运动,以远景为主; 整部电影,没有一个特写镜头。事实上,在这部电影中,饥饿才是真正的主角,而饥民只是面目模糊的群像。在学者张颐武眼中,这些饥民,正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没有家园,没有认同,只有苟活求存的苦痛。
这苦痛的出口,和他之前的电影一样,冯小刚选择了“善良”和“亲情”。
《一九四二》全片长135分钟,然而,小说原作者、编剧刘震云认为,真正的女主角,只出现了35秒,她就是结尾处老东家在回乡的路上,捡到的那个小女孩。
老东家说:“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一点。”他背离饥民大军,打算走回家乡,不想看到一个小姑娘正跪在死去的亲人身边哭泣。相同的遭遇把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老东家说:“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铁灰上的银幕上,依稀像是有了桃花的颜色。
这是绝望中最美好的时刻。
冯小刚说,这个结尾,有“生生不息”的含义。承受,活下去,生生不息地活下去,然后,破坏掉的可能重建,失散掉的可能重聚。
冯小刚说:“能忍,这是我们的民族性中,最好的一面。”
《一九四二》上映之前,电影先参加了罗马电影节。电影节上,很多人称赞这部电影“勇敢”、“有力量”。在网上,自微博“冯通社”开博以来,由于总是“按捺不住”地对一些社会现象发布看法,用特有的“冯氏语言”嬉笑怒骂地进行调侃、批判。冯小刚在网上的绰号,从“怒汉”、“小钢炮”,一路变成了最新的“冯勇敢”。
对于“冯勇敢”这个称号,冯小刚的回应是非常“冯氏幽默”式的:“千万别吓唬我。我从来就不是勇敢的人,只是比较性情。顺着情绪说话,试图讲些大家都明白但是没讲出来的话。其实我这人特傻。我老想讲理,可其实‘理’这个东西,每个人出发的角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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