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受成：我希望做韦小宝

编辑｜阙政

     香港人笃信风水，做生意的就更如此。英皇集团总部位于湾仔轩尼诗道，顶层会议室的窗户正对跑马地，两匹陶瓷骏马被固定在一角，向着赛场方向高高仰起前蹄。会议室隔壁，是集团主席杨受成的办公室，数个不同的神佛像遍布其中，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则塑为金身，端置于台面。

　　杨受成就在象征信义的神像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自己对艺术品没有太多认识，也无意附庸风雅，唯以“守信”为立身之本：“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就讲什么都没有用了。”　　

 

可以说的秘密

　　都说杨受成不喜欢接受采访，此前曾拒绝过不少媒体。如今不但不抗拒，反而将自己生平大小公私事尽数写于个人传记《争气》当中，却是意欲何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龄到了。生于1943年的杨受成快到古稀之年，“近十年开始有少许忘记小时候的事，需要家人提醒，尤其最近三四年，我觉得我的记忆力有些退化，很多事情不肯定。”

　　其实早在三年前，杨受成就萌生过写自传的念头，但被他属意的执笔人陶杰拒绝了。“两年多以前我妈妈去世了以后，失去了最有力的证人。但是很幸运，我还有二妈，我2岁的时候她就嫁到我家，当时她也才十三四岁，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幸好还有她可以见证我的人生起伏。”尽管出自传心愿迫切，杨受成仍然“一直在等陶杰俯身执笔”，据说是因为欣赏他的文采。

　　最终，陶杰开出三个要求：“一，要坦白，不理好与坏都一定要真实，要讲出所有。二，可审稿但不可改动。三，陶杰可向书中人求证。”杨受成立即答应，《争气》水到渠成。完稿后，宾主双方都相当满意，杨受成除了奉上七位数的稿费，还额外赠送钻表一只以表谢意。

　　对于《争气》一书，传主很自信：“不认识我或者误解我的人，看完就会对我改观。”

　　需要“改观”，当然也是因为此前坊间的流言蜚语。杨受成说自己不喜欢解释，也不喜欢反驳。而《争气》的问世，几乎是一种全方位“正名”，反击的方式也堪称高妙：不竭力否认，反而自揭其短，唯有底线，牢牢在握。

　　《争气》的繁体版一经出版立即登上各大书店畅销榜，如今已然第十一次印刷，简体字版也即将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这充分说明了传记的可读性和信息量。从一家门面窄小的修表店起家，24岁即荣升钟表大王，破产后在中东科威特炒外汇，被歹徒绑架跳车逃命，卷入华懋集团争产案漏夜赴深圳与江湖人物谈判，因为朋友出头而妨碍司法公正服刑半年……读《争气》的过程与观赏一部粤语长片多有相似——《大时代》或者《创世纪》那一类的剧情，有大富大贵，有破产清盘，有江湖恩怨，有牢狱之灾，有命悬一线，有否极泰来。

　　现实不但比影视剧更传奇，还足以成为改编的蓝本。杨受成在《争气》中坦陈与前妻离婚的导火索是自己在时钟酒店被捉奸，而他其后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从后门溜走、找好友顶包、回家贿赂佣人和看更、把钟拨快一个小时等行为，恰恰被人拿去改编成了电影，还邀请他和前妻去观赏，令当事人尴尬到无以言表。

　　不过，游得出大江海的，也必经过大风浪。杨受成不怕家丑外扬，《争气》出版后，令他最开心的评价，是“真实”和“无怨”：“邹文怀、李兆基、郑裕彤、姜文、谢霆锋、容祖儿，每一个人都写真名的，没有一个是用A、B代替；再有我经历了这么多，这本书里却没有一点怨气，这是我最高兴的两件事。”

 

逼不得已才高调

　　提起英皇，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大都是：电影、唱片、容祖儿、谢霆锋，或者新加盟的影帝葛优。影视娱乐非凡的影响力一直以来也影响了受众对于杨受成的认知，说到他，总以电影公司老板论之。而事实上，影视传媒在整个英皇版图中所占的位置很小，“（投资）占了公司不到10%，将来也不会成为主业。我们最大的两个行业，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地产。其他还有钟表珠宝、酒店餐饮、家具和出版印刷。”

　　“我本来也不是那种高调的人，其实很想低调。”杨受成说，“但是当你做了娱乐，跟明星在一起，有时候就会逼不得已地高调起来。”说起来，他最喜欢的还是金融证券业务，“很有挑战性，回报高，满足感大”；珠宝钟表是父亲留给他的家族基业；而进入娱乐业，多半是因缘际会。

　　到了四五十岁，他才开始做唱片，做电影。“我知道这个行业很难做，但刚好我一个朋友（叶志铭）把他的唱片公司（飞图唱片）抵押给我，最后没有钱还，我就开始干这一行。兴趣跟时机都有关系。”

　　杨受成对电影的兴趣，还要从他的父亲杨成说起。杨成经商之余，喜欢看看电影，“九龙几家戏院的银幕是父亲向国际补课的窗口”。杨受成耳濡目染，从小也喜欢看电影，最喜欢的明星是叛逆星人代表James Dean。而尽管在40岁前都未曾真正涉足娱乐业，杨受成与娱乐圈的渊源却大有可数。

　　“天文台表行”开张时，请来的剪彩明星是当时大热的邵氏当家花旦凌波。20多岁上，杨受成便与邹文怀交好，由邵氏支持表行所有的宣传计划。此后，英皇钟表珠宝开出一家又一家分店，剪彩嘉宾从何莉莉、林青霞、钟楚红一直到关之琳、郑裕玲……堪称是流水的明星、铁打的江山。

　　早在1979年，杨受成已投资拍摄由好友陈欣健任制片人的电影《喝彩》，三位主演都与他有关联：翁静晶是其好友赵小瑜之女，陈百强是钟表同业陈鹏飞的公子，张国荣则是长女杨诺思的偶像，后来还一度成为其带回家共进晚餐的男友。而杨诺思最终的夫婿，也是知名编剧、导演张坚庭。

　　即使是生活中买的第一辆二手豪车，也是来自圈中人——谢贤的转手。1993年，北京举办英皇金融杯新秀歌唱比赛，这也是故交之子谢霆锋第一次面向公众高歌。两年后，从叶志铭手里接过飞图唱片，杨受成便签下了谢霆锋。叶志铭是艳星叶玉卿之兄，其子的女友如今也赫赫有名，正是英皇重要干将霍汶希。彼时，容祖儿刚从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一度签约正东唱片和佳音唱片，都因成绩不佳陆续解约，直到1998年，被霍汶希和杨受成慧眼识珠。

　　自认为“天生叛逆”的杨受成，对娱乐业却不敢随性处之，“当作百分百的实业来做”，对旗下签约艺人的培养，以十年为期——“如果有培养潜质，都会先约见家长，有足够时间训练，犹如栽培大学生。头两年聘请名师教唱歌跳舞，穿衣品位化妆技巧。接下来测试观众缘两年，奋进阶段三年，收益只剩一两年。”按照这样的逻辑，英皇捧红了容祖儿、Twins和梁洛施。梁洛施不到13岁就签约，“Twins”这个组合的名字由杨受成亲取，容祖儿更是从不被看好一路奋斗成了歌坛一姐。杨受成把他“争气”的处世原则也教给了容祖儿，名曲《争气》里，她唱：“工作至上才争气”。

　　1999年，“飞图”正式更名“英皇娱乐”，次年杨受成又成立“英皇电影”，以每年投资十部影片的速度纵横娱乐业。杨受成说他偏爱“才华横溢剑走偏锋”的导演，姜文拍《让子弹飞》，“随便他预算多少”。从《梅兰芳》、《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与陈凯歌冯小刚等名导的合作一部接着一部。新签约的葛优，也已拟定五年合作三部的意向。今年10月，杨受成已在杭州拿下第一块地，预备投资60亿建设英皇娱乐城项目，“明年年中开始动工，十年后可完工”。他相信二十年内，“中国的影视业一定会超越好莱坞”。

 

最大的挫败与成就

　　今年恰逢英皇集团成立70周年，推算起来，是从父亲杨成位于九龙上海街的修表小铺“成安记”（创立于1942年）开始计算的。当年，杨成给长子起名“受成”，有子承父业之意。如今，杨受成却将英皇的奠基人让位于其父。

　　所谓“英雄莫问出处”，但《争气》一书里所记述的杨家发家史，也恰是他们的苦难史。“香港五六十年代时生活艰难，很多人做着苦差事，比如‘倒夜香’。和我同辈的大众也经历过同样的苦楚，这是我们的集体回忆。那时我们去哪里都是走路，赶时间就跑，不会想到可以坐的士；冷气更加是奢侈，想当年父亲在店里安装了第一台吊扇，全铺员工都围在风扇下拍手掌……但香港人肯做，肯吃亏。《争气》就是想借着自己的经历勉励年轻一辈要争气，发愤图强。”

　　让杨受成产生“争气”念头的首要原因，是幼时的逆境。“年幼时家父经营钟表店，经常因现金周转不灵而欠债，经常有债主临门，凶神恶煞地拍桌子、破口大骂，让父母受了不少委屈。我还常常要去当押店当表套现来还债。那时心里非常不舒服，很自卑，我总是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争气，不要让自己的家人再受到同样的对待。”

　　为了争气，他12岁便出海去完成水货交易。随后辍学，上大街兜售手表，“在街头买卖中完成全人教育”。这期间，英文练好，脸皮练厚，心思练细，广结三教九流的朋友，“人交贼也交”，到处兜揽生意，“充分认识了金钱世界的残酷规律”。为了取得名表的品牌代理权，他自称“把脸凑上去挨耳光”，天天坐在老外的办公室外面等，必要时还得刻意讨好老外女秘书，终于换来了各大名表的分销代理权，也让他的“好世界投资”如期上市。

　　那种“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满足感”，再加上往来的都是达官贵人，不说利令智昏，也足以令人飘飘然。其后，杨受成大力拓展业务范围，期货、外汇、黄金样样来，而危机就在最蓬勃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降临了。

　　1983年，“好世界”资不抵债被汇丰银行清盘接管时，杨受成的负债高达3.2亿，震惊商界。而破产后的他打工薪水每月只得两万，算一算，一千多年才还得清。回顾当年，杨受成自认为是其毕生最大挫败：“那时我很没有面子。我对我的秘书讲，对不起，我不能请你了，你的薪水太高，你去找别的工作。我对我的司机讲，我不能聘请你了，我自己开车。当时我三个孩子在美国念书，一个孩子在英国念书，我都对他们讲，不能再供你念书，你若有本事，就在外国打工，帮自己交学费，如果你没办法，就回来香港。那是最挫败的一次。”

　　但谁也没有料到，杨受成在皇后大道西租下一家小店，炒金炒外汇，不到三年，已能还清巨债，全数赎回原资产。还在1985年再婚，迎娶第二任妻子陆小曼，事业爱情再度丰收。只不过，经此一役，他再不敢冒进，更愿意相信，“力不到不为财”。

　　杨主席的亲力亲为在集团里是出了名的。朝十晚六，从前是年中无休，现在是每周休息一天。采访间隙，一位员工悄悄告诉记者，“杨先生的做事风格就是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小到英皇70周年庆典宣传品的颜色，他都要把关。”当被问及“几时准备退休”时，杨受成很干脆：“我喜欢我的工作，我是永不言休的。”

　　不过，自从90年代初在一碗云吞面里吃出个蟑螂以后，杨受成也慢慢开始觉得生活中不能只有工作，亏欠了家人，也待薄了自己。现在，每个周末都是杨氏大家族的团聚日（潮州人多子多福，杨受成兄弟姐妹多达16人）。而他自己，每天起码运动一个小时，夏练游泳，冬练跑步，全年都做气功。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五岁不止。

　　但该谈的生意仍然不会落下。“礼拜六我去了泰国，它有一块地，大概三千到五千亩，是跟泰国的皇族合作，要发展二十到三十年。我今年69了，再过三十年就是100岁。昨天碰见方逸华女士（邵逸夫太太），我跟她讲，我现在不做了，年纪这么大……她说，你年纪怎么大？你知道邵先生几岁了？还有一个月就106岁，他属羊，你也属羊，属羊很长寿的，你放心。所以三十年的项目我也会去做。”

　　然而经商多年，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却不是任何一个项目，而是一生赚到的友谊。“如果你交的朋友级别很高，他们对你很尊重，很珍惜你，你就有很大成就。城中一些商业巨擘都很重视我的友谊，就证明我也差不到哪里。因为这个级别的人很聪明，他也会算：你跟他交朋友，有没有占他的便宜，有没有沾他的光，有没有利用他……他比你更精明，更懂算账。人为什么要买保险，就是怕有一天出事。真朋友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会伸手帮你。”　　

 

天生地养的生意人

　　杨受成做生意的本事，与其说是父系遗传，倒不如说是个性与环境使然。最崇拜James Dean的杨受成，却不觉得他和自己很接近，反而说，“我希望我做韦小宝”。

　　父亲杨成性格内向，面薄心软，是个守旧的生意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广东人说，没那么大的头，别戴那么大的一顶帽”。而从小伶俐精乖的杨受成，信奉“小财不出大财不入”，绝不是个小富即安的人。他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叫Albert，A字打头，事事争先。他好胜，爱挑战，“变幻越难掌控，刺激和新鲜感越高”，“喜欢反客为主，自己坐庄”。二十岁上下，就成了“带街的孟尝君”，和他打交道的无人不知“杨老板给钱最爽快”。这一切，都有助于他“改粤语长片的寒酸戏码（成安记），为荷里活千万金元的帝国气派（英皇）”。

　　而他不受拘束的叛逆性格，因为家贫“叛逆不起”，天长日久，“在看人脸色的岁月里练就一副八面玲珑、谦恭温顺的市场气质”，一直保存至今。他说自己见完客永远要亲自送客，以礼待人。“曾经服务过我的空姐都知道，我上机一定睡觉，但用过的被子、看过的报纸，都会折叠整齐放好，即使机舱只有我和太太两个人，我都会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性格，不是做给其他人看。”他还笑称，“杨太常笑我像Julia Roberts和Patrick Bergin主演的《与敌共眠》里的男主角一样，因为女主角只要看看屋里的东西是否收拾齐整，就知道男主角是否回过家。”

　　很难想象堂堂英皇主席，安全感的来源却是一大把现金。由于幼年家贫导致的自卑，杨受成习惯在口袋里装四五万现金出门。这个习惯一度险些令他命丧劫匪，而今长期富贵，还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吗？记者才这么一问，只见他立时从裤袋内掏出一厚叠港币，也不用钱包，纯粹“裸装”现金。

　　当被问及性格中是否还有可改进的地方时，杨受成顿了一顿，道：“有一个电视剧叫《江山风雨情》，里面有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有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来求我，我什么都给；但是如果你当我是笨蛋，我就肯定翻脸。我曾经见过有人想骗其他商界前辈，但他们从来不马上揭穿人家。他们总是讲，好，我考虑一下。但我年轻的时候，人家骗我，我就会说：你当我是傻瓜，是笨蛋？这肯定不行。我一路在改，已经改了百分之九十九，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缺点，我不懂得装糊涂。”

　　或许正因此，当一位至亲出卖他时，杨受成选择了与其断绝往来。他将此列为与1983年破产一样大的人生挫败。如今，杨受成每六个月修改一次遗嘱，“我希望我喜欢的儿女，有本事能领导集团，所以我好早就把财产分开，这份给这个人，那份给那个人，分得好清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见多了富豪后代争产的例子，“我没小老婆，外边没私生子，我对太太和儿女们说，我担保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没人和你们争家产。”

　　曾几何时，香港精神是全年无休的奋斗，如许冠杰在歌中所唱：“为两餐乜都肯制”（为了两顿饭什么都肯干）。而陶杰却在《争气》序言写道：“‘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吸引力日渐消退……香港精神绝对不止勤奋拼搏，更重要的还有尽情享乐。”并认为香港社会从来的基本定律便是：“贫者受欺，富者才有尊严。”

　　在杨受成看来，“财富带来的满足感的确是推动人上进、奋斗的动力。”但他并不认为有财富者才有尊严，“香港人思想很成熟，不会只向钱看。香港有很多杰出人士并非成功商人，例如运动员、志愿团体的义工等等，都是港人之光。”尽管读书不多，他却表示自己并不是在自传中鼓吹“读书无用论”：“读书绝对有用，如果我有读大学，今日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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