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独立不是一种时髦

　　西川是海子生前的挚友，上海三联书店版和作家出版社版《海子诗全集》的编选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川忍着巨大的悲痛为逝者整理遗稿，海子这个名字，恐怕还像他生前一样，默默无闻。
　　同时，他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批评家之一：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 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 也吹着过去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十年如一日，弹指一挥间。海子如果还活着，今年已经49岁，西川比他大一岁，正好年过半百。可是坐在笔者面前的他，和1997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上的照片几乎没什么区别：还是中分的发型，只是短了一点，黑框眼镜，眼神深邃、充满活力。
　　只是，他的写作，已为之大变，2013年1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新诗集《够一梦》，将西川近年来所作新诗的精华结集。虽已中年，可是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奇伯格奖、鲁迅文学奖和现代汉诗奖得主，其诗风却愈发开放犀利，时而幽默戏谑、时而酣畅狂野，一点都没有走向保守的迹象。
　　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明白李耳为什么变成右派了，而左派为什么靠近孔丘了。
　　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就自我证明是个中国人了。
　　站在三岔路口上不知何去何从，就撒泡尿，然后坐下，——你是个中国人。
　　不论你抬头看没看见月亮只要你能背诵“床前明月光”，你就是中国人了。
　　你想站在西方的月亮下大声背诵《独立宣言》，你就逃不脱做中国人的命运了。
　　——《麻烦》
　　有人不能理解他的转变，写了批评文章，他不以为意。他说，“我是个文字艺术家”，言下之意，文字是一种媒介，可以用来做画、雕塑、摄影、装置，做各种前卫的实验，在文字的世界里，他不会墨守成规，走一条别人认为他应该走的路。
　　一切为了艺术，一切为了诗意。在这个金钱至上诗歌式微的时代里，西川，用他的写作证明，诗歌和诗人，依然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并为自己的尊严而写作。因此，保持着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对西川来说非常重要，但那不是为独立而独立的姿态，而是“一种往未知领域迈进的勇气”，他觉得，这才是诗人的使命。
　　

从抒情到叙事

　　《新民周刊》：这个时代与80年代不一样了，诗歌比较边缘。你曾经在《需要》这首诗中写道：“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西川：我依然认为“伟大的诗歌需要伟大的读者”，而且伟大的读者越来越少了。尽管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太边缘化的，但是诗歌整体在当下中国环境中，还是有边缘化的情况存在。
　　《新民周刊》：你早年还有首诗歌《黑雨》，我印象很深，里面有这样一句：“他是黑雨种落下的唯一的孩子/要使我们的灵魂来一次震颤”??从这句诗出发，你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否要寻找一种灵魂的震颤？
　　西川：“灵魂的震颤”??肯定是。当你和世界发生一个关系的时候，什么东西能成为诗歌的契机？就是你说的这个“震颤”。不一定是大颤抖，哪怕是小颤抖，小小的颤抖，都是。
　　《新民周刊》：那么你觉得你的核心是不是个抒情诗人呢？
　　西川：很难讲??我现在觉得我更多时候不是抒情诗人，甚至我究竟是否梦想着写出什么了不得的诗歌我都觉得难讲。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写的就是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一个Text，只要它和别人不一样就行了，我只要求它的原创性。至于它有时是诗歌，有时又不怎么像是诗歌，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都不太重要了，我已经越过那个我一定要死抱着诗歌或者抒情诗概念的状态了。因为我觉得一代新的诗人的最好状态就是通过他们的写作来形成对于诗歌的重新命名，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还是跟着别人跑。什么叫新命名呢？就是旧命名的诗歌已经不能完全容纳你现在的写作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否则还是让我再写那首诗，就太没意思了。除非能让我有所发现，这种发现既有感受上的，也有思想上、文体上，这时我就感觉到我在往前走，我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只是写一个阴天下雨、院子里一盆花什么的，这类东西已经被写过千百遍，没有意义了，也不值得我再花时间去写作。
　　《新民周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诗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型，最主要的是叙事取代抒情，成为诗歌的主流。你怎么看待诗歌中的叙事问题？
　　西川：为什么大家都变得“叙事”了？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从青年进入中年了，“中年和叙事”是一个很自然的关系，没有那么玄妙。当然也有老头在那抒情，保持一辈子青春的活力，也很好。
　　

独立不是哗众取宠
　　
　　《新民周刊》：你觉得诗人是否要保持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
　　西川：肯定需要！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许多所谓的独立立场不是真正的独立立场，依然是随大流！这个社会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主流，比如在网络中的“骂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独立的，但其实一点都不独立，因为大家都骂人。我觉得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思想独立”，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现实感之上。既不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上，也不是建立在某些高调或是漂亮的言辞上的。比如说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那么我对这个城市有没有观察，这个城市与西宁比较有什么不同？现实感需要思想的多面。任何一个有现实感思想的人都需要一种往未知领域迈进的勇气，现在所谓的思想都是一些存货，不是真正的思想。很多人所谓的独立对我而言都不是独立，独立居然可以变成一种时髦、一种哗众取宠的东西，这绝不是真正的独立。
　　《新民周刊》：中国诗人有个特点，一边写诗，一边写文论，这是要将批评引入创作？
　　西川：我也写。当代写作的品质之一就是将批评引入创作，凡是在写作中拒绝批评的人，都是多多少少浪漫主义的人，没有进入现代的人。现代写作里多多少少会容纳批评，这是一种现代品质，只不过在中国没有说透。有人说诗人不需要读这么多东西，不需要谈论这么多东西，你可以这么说，那么你就是19世纪的，而我不是，我是从19世纪走出来的。
　　《新民周刊》：你刚才也提到了有些诗人骂人，在诗歌圈子里，骂来骂去也是常有的事，那你觉得这是不是诗人本身的原因？
　　西川：诗歌圈子分好多种。比如作协系统是一个圈子，原来办地下刊物的也是一个圈子，这不是诗歌界的全部，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从80年代初开始，诗歌圈子一直是一个江湖，它的江湖气比别的圈子要重一些，所以说骂来骂去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只不过以前我们办民刊，现在我们在网上做了。民刊是几个人的工作，存在一个收稿、打印、分发等的过程，网络就找个网站把东西一贴就完了，它不再受到工作过程的限制，区别仅仅在这里。
　　

知识分子精神
　　
　　《新民周刊》：在情感上你是否依然倾向于知识分子写作？
　　西川：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多遍了。我一向是非常赞成知识分子精神的，即使是那些嚷嚷着反对知识分子的人身上也有知识分子精神。但是只有在中国会产生“知识分子写作”这么奇怪的词。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当代的艺术家或者是作家，你身上都会带着多多少少的知识分子精神。但是在中国就成为一个话题了。你要问我是不是？我也说不好??在80年代受到翻译影响比较大时比较倾向于知识分子精神，而我现在写的比一些民间的还要野，但是我依然说我是一个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也就是说虽然写的作品的某些部分（比如口语的野蛮程度）可能比别人都要过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要求的思想的难度、视野，都是别人所不具备的。所以说我是个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实在要说，我只能说我对知识分子也不满意，我对民间写作也不满意。
　　《新民周刊》：陈东东写过一篇文论叫《升向第一类》，要走向莎士比亚、歌德、荷马这样文学史上的第一类的诗人，这其实和海子写长诗时的心态有些像，你是否也有这样的野心？
　　西川：我打个比方，我看过的画展很多，可以这么讲，欧洲历史上绘画原作，百分之六七十我都看过。比如说达·芬奇，或者文艺复兴的其他艺术家，你不太可能超越或是成为他们那一类。有一次一个画展的说明很有意思，说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已经都是“山岳”了，他们就是高山。我们首先不可能成为那座山，就是再去爬那座山也没有太大意思。我们唯一能办的事就是在他边上再起一座小山，就是另外一个存在了。我非常钦佩莎士比亚，我劝我的学生，如果你选外国文学课，哪怕你一学期什么都不读，也要读一本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我没有一个雄心成为另外一个莎士比亚，但是我愿意在我的基础上看看我的写作能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写作、工作中保持一个盲目状态，走到哪算哪。可能有人存在非常清晰的心态，我没有。但是我要求我往前走，往后走也行，但是要在动态中。我认为保持一个盲目的状态对我非常重要。
　　

我一直都在实验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了，你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是他找你演的吗?
　　西川：是贾樟柯找的我，正好我在朋友家碰到他，所以就玩票式地演了这么个角色。我扮演的是一个北京知青。好多讲山西话的人中出来一个讲普通话的，那就是我这个知青。《站台》本来拍了九个小时，但有人说这电影没法看，九个小时怎么看？贾樟柯就删到三个小时，好多情节删掉了。原来我还有个老婆和孩子在里头，我在里面朗读一首诗，有点像郭沫若或普希金的诗，也有点像北岛的诗。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新民周刊》：后来他有再来找过你吗？
　　西川：没有。我们就是朋友，他要是新拍了个电影，他会让我们看看有什么看法。
　　《新民周刊》：孟京辉的戏剧《镜花水月》，台词是你写的诗句？
　　西川：好多东西是我的，但是他也加了些改编。《镜花水月》也在上海演过，观众都吵起来了，反响不是太好。但是后来在墨西哥演的时候，反响特别好。那是在墨西哥的塞万提斯艺术节上，观众起立鼓掌五分钟。那是一个实验的戏，中国的观众对实验戏剧的接受度还是有点低。
　　《新民周刊》：是你专门给他写的，还是拿你的诗来改的？
　　西川：是他拿来改的。孟京辉很喜欢听诗歌朗诵，我们曾经都在美国呆过，当时一起去听诗歌朗诵会，他就觉得应该拿诗歌做点什么。
　　《新民周刊》：你的长诗《远游》也曾经被郭文景谱写成交响乐作品。
　　西川：跟郭文景不仅做过这个尝试，还做过别的。所以说，我跟这些艺术家的合作中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福气。郭文景当时跟我讲他的创作思想，特别好，我们一拍即合。
　　《新民周刊》：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你对先锋或者说实验怎么看？
　　西川：我一直都在实验。我一直跟我们学校实验艺术系讲，我是个偏向于艺术家的诗人。我在实验，或者说尝试新的东西，哪怕失败都义无反顾。我喜欢挑战，我觉得我是个文字艺术家！
　　《新民周刊》：那你刚才说你读古籍不是回归古典？
　　西川 ：回归古籍对我而言是个“加持”，就像佛教徒的修行那样。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回到古代的中国，而是进入到一个现代的中国。真正呈现出一个当代的中国，这是我最愿意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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