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知青与寻根

　　这种互相挤压是一种正常的生态，一个竞争的常态，以后还会有更新的媒体或者更新的传播方式出现，都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为历史的终点就停在今天。

　　作为今年上海书展的重要活动，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再论“寻根与重建”，并为他的新作《日夜书》签售。
　　距离上一本长篇《暗示》整整十年之后，韩少功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力作《日夜书》。日夜轮转，往事如沙，伤痕渐渐淡去之后，他用一部23万字的长篇，又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
　　1968年，韩少功初中毕业后下放湖南省汨罗县，在天井公社当知青，这段历程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85年随笔《文学的“根”》由《作家》发表，引发后来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随后，中篇小说《爸爸爸》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在《上海文学》发表，形成了他那种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湖南乡间的神秘色彩融合在一起的独特风格。之后的一系列创作为韩少功赢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台湾最佳图书奖、鲁迅文学奖等诸多荣誉的肯定。
　　记者面前的韩少功鬓边多了银发，可是那段不可磨灭的记忆，似乎仍然在他眼前。这么多年来，他对知青题材仍然有创作的冲动，《日夜书》就是通过几位50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来书写一代知青的精神史。只是时过境迁之后，他的写作，显得更为绵长敦厚，韵味悠长。
　　天地一静，只剩月明。看过这红尘的喧嚣之后，看人生，来自黑暗，又归于黑暗，那是不是另一种回归？一种回归的欢欣？

再写知青
　　
　　《新民周刊》：《日夜书》是一部知青小说，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离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经非常遥远，你觉得他们是否能理解知青生活？
　　韩少功：其实一代人的经验和另一代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会重演。比如小资现象，五四时代有五四时代的小资，红色时代有红色时代的小资，虽然和现在的小资比较起来形式上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它的气质上和精神特点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有差别，但是差别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包括我们现在读《庄子》，读《老子》，那是几千年前中国人的作品，但是我们现在读依然会有共鸣。隔着几千年都可以沟通，隔着几十年，那更不是问题了。
　　《新民周刊》：1968年，你到湖南的汨罗县下乡务农，一直到1974年离开，这6年，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段时间，很多故事有没有写进了《日夜书》？《马桥词典》所描写的马桥村，正是汨罗县中的一个村庄，和这本《日夜书》有什么区别？隔了这么长时间重新来写知青的生活和当时写知青的状态是不是不太一样？
　　韩少功：是的。《日夜书》里面有很多素材都来自这段生活，有亲历性的经验在里面。《马桥词典》写的是汨罗县中的一个村庄，这两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桥词典》主要是观察农村社会、农民的文化遗存，在《日夜书》，我则想要描写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思想历程。现在写和当时写知青感觉肯定不一样，就像近距离的观察和拉开距离的观察是不一样的。像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先生写湘西，他们就是拉开距离来写。在空间上、时间上拉开距离，观察到的景象就可能不同，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文学毕竟不是新闻，新闻都是很及时性的反应，但是文学往往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甚至于一种空间的区隔以后它才能表现更多东西。
　　《新民周刊》：你在《文学的“根”》 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现在回头来如何看待“寻根文学”？
　　韩少功：它引起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对话，激起了这种思想的碰撞，这是很有意义的。1985年提出“寻根”，参与的作家大多有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的背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论是厌恶乡村还是怀念乡村，都有一肚子翻肠倒胃和泥带水的本土记忆，需要一个喷发的载体。“寻根”就是这样的载体。从这里，你不难看出那段经历对写作的深刻影响。
　　但对于任何一个小说家的创作，最好不要去挂一个流派或者主义的标签，说这就是“寻根文学”。其实文学上一些流派的命名都是一种权宜之计，简单化的命名，也许它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尽量不要戴这个帽子。
　　
传统写作与新媒体
　　
　　《新民周刊》：《马桥词典》用词典的形式来写小说，《暗示》其实也是一部字典，而且更为抽象，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特别重视形式探索的作家呢？
　　韩少功：我喜欢做一些让自己为难的事情，《爸爸爸》以后人家说你照这样写吧，那我想还不搞成一个生产流水线了？好像自己不大提得起精神。我会找一些新的尝试的东西，有一点冒险，但哪怕失败，也想尝试一下。每个作家的性格不太一样，有的作家一辈子写作的手法非常固定，有的作家喜欢路子宽一点，演员也是这样。这肯定对自己是一种挑战，探索新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原来的经验需要放弃，你要摸索新的经验与技能。
　　《新民周刊》：过去那个年代的写作是不是特别单纯？
　　韩少功：对，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文学是比较单纯的一种载体，人们的阅读主要是通过书本进行的，比较简单。现在我们很多人在手机上读书，这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新兴媒体出现以后，整个文化的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文学受到很大的冲击，媒体——包括新兴媒体——都在受到挤压。像微博出来以后博客就冷一点，微信出来以后微博又冷一点，你们供职的媒体都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新的挑战和挤压。这是大家共同的命运。这种互相挤压是一种正常的生态，一个竞争的常态，以后还会有更新的媒体或者更新的传播方式出现，都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为历史的终点就停在今天。
　　《新民周刊》：你觉得新媒体的介入对于传统作家的创作会有什么影响？
　　韩少功：首先，新媒体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影响，比如说电子视频的技术发展以后人的空间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人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邻居也不是你的同事，而来自于世界某个遥远的地方，他和你在网上经常聊天，技术缩短了距离，这是生活中一个极大的变化。以前我们的唐诗宋词有很多描写怀念远方亲人的作品，现在你天天可以视频和你亲人见面，你还怀念不怀念？这种生活本身发生的变化，也必然会给文学写作带来极大的变化。

新时代的期刊生存
　　
　　《新民周刊》：《天涯》杂志在1990年代的横空出世让当时的文学界眼前为之一亮，当时你是怎么开始担任《天涯》杂志社长的？
　　韩少功：当时朋友跟我说，海南有一个杂志没人办，就由我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既然要办，就要有点想法，做一个新的产品。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些新的设计，把一个单纯的文学杂志变成一个大文学杂志，包括学者记者都参与进来，普通的公众也参与进来。
　　《新民周刊》：讲到普通公众，其中一个栏目“民间语文”就引起了很大反响，至今也是《天涯》的一大特色。
　　韩少功：是啊，“民间语文”其实就是为了不是作家的那些人开设的，写的不是文学，什么书信、日记、回忆录、档案材料、歌词等等都可纳入其中，但是我们觉得其中有文学的因素，为这些人开设了这样一个园地，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
　　《新民周刊》：现在文学刊物普遍生存比较困难，你觉得面对这样的困境它们应该怎么办？
　　韩少功：有些是刊物本身的问题，比如它们需要改革，有些是官方体制，大锅饭造成刊物活力不够，负担太重。有些文学杂志，二三十个人在杂志社干，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就够了，像鲁迅那个时代，一个人办两三个杂志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是体制上的问题。但是大家也要吃饭，所以怎么改革还需要摸索。还有些是读者方面的问题，很多读者觉得钱就是一切，还读什么书呀，这是价值观上面的迷失。所以他们不会关注经典、哲学、文学有什么意义，他们觉得严肃的思考或者认真的探索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买个彩票中个大奖比追寻人生的意义更加重要，这是读者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也需要认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