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黑白阮义忠

　　他被誉为台湾的摄影教父。
　　他就像是摄影界的侯孝贤，用照片的方式记录着台湾的乡土故事。无声黑白，每一帧照片，那些决定性的瞬间，有一种温情与震撼的力量，扑面而来：俯伏于地，摊开的手掌上，黑色的土地，是你感恩与祈祷的血与泪；南投埔里，风吹稻浪，中间，一条通往未知远方的道路上，母亲牵着女儿的小手，背影，是悲伤，还是淡然？
　　有一种乡愁，是阮义忠的乡愁。他用镜头记录这个时代台湾生生死死的每一个细节，最关键的，是人，是人性的光辉。
　　坐在记者对面的阮义忠，头发已经稀疏，但乡音未改。从《汉声》杂志的摄影记者，到创办《摄影家》杂志，他拍摄了一系列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摄影集和个展：《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在他的摄影中，你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慈悲。1999年起，他与妻子袁瑶瑶携手为佛教慈济基金会制作慈济志工列传“看见菩萨身影”及电视节目“阮义忠镜头下的菩萨身影”，自此之后，他皈依佛教，在证严法师门下成为佛教徒。他说成为佛教徒后，他看待事物的姿态和方式更加谦卑，敬畏万物。
　　阮义忠的好友李媚女士曾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与阮义忠交往近二十年，总的印象有三：第一，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每一件事都要尽力做到最好，事无巨细。第二，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福的人，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做得非常好，因为他有一个跟随他帮助他一生为他而活着的聪慧且性格好的妻子，他在不惑之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了一名无比虔诚的佛教徒。第三，他像是一个大孩子，保有着一种孩子般的单纯，坦露得意直言憎恶，迷醉于一切喜欢的事情，哪怕是一道美味的汤，也会令他兴奋不已得意至极。”
　　慈悲而单纯，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并记录，由镜头，到文字。
　　《想见·看见·听见》是阮义忠第一本散文集，他说自己很骄傲，从摄影师到真正成为一次作家。

 

决定性的瞬间

　　
　　《新民周刊》：大学联考落榜后，怎么会去《幼狮文艺》任编辑的？后来又怎么到《汉声》杂志的？你是从那时候开始拍照的？
　　阮义忠：当时我拿了一叠画，去找素昧平生的《幼狮文艺》主编瘂弦（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他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助手。而我呢，已经知道大学联考肯定无望——考卷发下来，很多题目我都不会写——于是就出来找事做。他看到我的画大为激赏，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说越快越好，所以很快我就到《幼狮文艺》上班了。
　　在台湾，任何年满20岁的男性，如果你没有考上大学，就要先去军队服役，没有例外。19岁我高中毕业，在《幼狮文艺》做了一年就到了该服役的年龄，只好去当兵。在军中，我也可以画插图，他们把稿子寄到军队，我画完插图再寄回编辑部，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和小说。本来我想，自己未来还是会在绘画和文学之间选择发展，但后来，因缘际会，我只好转行。
　　退伍后，我得另找工作，因为《幼狮文艺》原来我的工作已经有人做了，而且我也想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有新的发展。我在报纸上看到《汉声》的招聘启事，他们要一个艺术编辑，我觉得艺术编辑我最熟了，我在《幼狮文艺》时版面设计、配图都是我一个人，我觉得自己能够胜任，就去应聘。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摄影师啊，他们则以为我会摄影，才会来应征这个差事，可是当时我连照相机都没接触过。《汉声》是当时台湾第一个用摄影作为插图的杂志，它介绍中国传统美术和传统习俗，要做田野调查，用照片来配文章，决定用我之后才知道我不会拍照，我也就从那时不得不接触相机了，也算是误打误撞。
　　《新民周刊》：一拿到相机就很有感觉？
　　阮义忠：没有没有。以前我对周遭世界的观察从来没有很仔细，观看是有选择性的，和我有关的、我感兴趣的我才看，可是摄影要很用心注意在你面前出现的事情背后的意义，不然你就不晓得要拍什么，感觉自己很无能，有一种羞愧之心。还好，那时候，相机使我意识到，我在生活上都没有很认真地注意过别人。我记得那一天，我站在台北的一条老街上，每一个我看到的人和物，都让我看到一个问号：你为什么要拍我？你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一时刻，我才发现我之前没有好好对待“身外之物”，他是他，我是我，可是相机的观看让我重新体会我和相机之前事物的关系。
　　《新民周刊》：布列松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你觉得你拍的也是“决定性的瞬间”吗？
　　阮义忠：布列松当然了，他对时间空间准确的交叉点的控制对我当然影响很大，我想恐怕还不是我一个人受他的影响，而应该是整整一代摄影师受他的影响。
　　至于“决定性的瞬间”，在形式上差不多是这样，我的照片都很精准，可以说，如果差一点点，照片就没有那种视觉冲击力。
　　《新民周刊》：拍照头十年，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遇到过什么危险？
　　阮义忠：还好还好，我挺幸运的，当时台湾很多地方不能拍照。原住民部落不能拍照、桥梁不能拍照、火车和海边都不能拍照。因为我有单位，我是《家庭月刊》的摄影师，有工作证，有时候解释一下就好了。所以还比较顺利。

　　
佛教徒的人与土地

　　
　　《新民周刊》：1999年起，怎么会为佛教慈济基金会制作慈济志工列传“看见菩萨身影”及电视节目“阮义忠镜头下的菩萨身影”的？
　　阮义忠：慈济在台湾“9·21”地震中援建了50所学校，我有机会去拍摄了这50所学校的重建工作，也被创办人证严法师所感动。本来拍完这组照片我们就要离开了，证严法师又把我们留下来，让我太太加入，希望我们为慈济志工作传。
　　《新民周刊》：你们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
　　阮义忠：是。就是从皈依了我们的师父证严法师之后，我们才成为佛教徒的。
　　证严法师生前每个月都在行脚，我们都会陪伴在她身旁，我太太写文章，我拍照，在慈济的内部刊物《慈济月刊》上发表，我们在那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叫“随师行脚摄影记”，一个月必须要有一篇，一个月也一定要和她有一次接触，有时候比较长，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有时候比较短，两天，我们就观察她，把我们体会到的一些感受发表出来。
　　《新民周刊》：皈依之后，看待这个世界会不会又有不同？
　　阮义忠：当然，之后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如果不是佛教徒，我不会这样写。身为一个佛教徒，比较有同情心，把众生都看得比较平等，不会那么人本主义，比较尊重生命，甚至对于物，也会比较有情感。你要知道，人是依靠物才能活的，所以要爱物惜物敬物，如果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不会这样子，把物看得那么重。所以我有感恩心。
　　《新民周刊》：怎么拍摄《人与土地》系列的？
　　阮义忠：《人与土地》就是工作，这是我当时在《家庭月刊》上班时拍的系列。《家庭月刊》现在还在办，是一份妇女杂志，很通俗的刊物，说实话，办得也很一般。主要介绍女孩子怎么化妆、穿衣服，怎么当一个好媳妇好妻子，日后变成好丈母娘，就是这样的杂志。我因为参与杂志的创办，所以有点决定权，他们本来只是希望我什么都拍，我也有我自己的创作空间。杂志上有一个栏目，专门介绍台湾的景点，当时旅游风气不盛，也没有什么旅游资料，也没人知道哪里好哪里不好。我就有一个想法，你希望我介绍哪里值得一去，那我就多介绍一些还没有现代化、比较保留了原貌的乡村，《人与土地》就是我凭着一本客运车路线图（那时候没有任何旅行资料）拍出来的。我专门找长途车的终点站，那里就表示比较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那就是去探险啊，我的任务就是一个月要交一篇游记。我第一期的内容是故意要写给我们老板看的，他想要我多介绍美丽的风光，但是我认为，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景色。我想用镜头带大家来看看不同人的生活，我经过整理，将这些照片分成四个篇章：成长、劳动、信仰、归宿，照片最后经过重新的整理、编辑，才呈现出我们看到的面貌。在杂志发表时是游记，可是成书时，我把文字全部删掉了，一篇都没有放进来，我是觉得照片其实一看就看得懂。以前的游记很琐碎，有时间性，写的是那个时代的交通状况、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还有很多篇幅写了怎么进入这个村庄的交通路线，不是好的文体，所以成书时，我就把它们全都删除了。这可能是台湾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摄影集，再版过五六次。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的作品更看重的是纪实还是艺术？
　　阮义忠：如果光是纪实的话照片不耐看，过一阵子就失去意义了。任何艺术作品，如果不通过艺术手法，它流传不久的。真善美的事物，不通过艺术的方法，你无法将其表现出来。它就传播不广。纪实和艺术我希望并重，只是需要很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