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王”与前辈大师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收藏家的故事往往被染上绚丽的传奇色彩，这种色彩的元素由眼力、机遇和冒险精神构成。但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中，还需要绵绵人脉。或者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而你正当要将青袍当作知己呢，想不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在莺歌燕舞、百花吐蕊的太平盛世，文化名人家中藏几张同样是文化名人馈赠的字画，算不上一件稀罕事，这在中国也算是一个优良传统，相当于古人的诗文酬唱。但在今天，名人家中的名人字画，往往是兄弟阋墙的根源。名人后代的收藏可能又精彩又丰硕，名人后代凭借祖荫跻身收藏界的也不在少数，但这样的收藏家一般不会引起人们足够的敬意。
　　画家方攸敏所珍视的一批名人字画，得之机缘，藏之平治，它们见证了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一个富有天赋的“文青”与前辈大师们毫无功利计算的真情厚谊。

转益多师成“花王”

　　在上海书画界，方攸敏被誉为“花王”。他颔下那圈美髯，在风中微拂，远远一望，绝对道骨仙风。更潇洒的是在公众场合“命题作文”，只见他略作沉思，鹘然落笔，如有神助，须臾，四尺夹宣上水气氤氲，花枝春满。
　　方攸敏祖籍四川绵阳，但他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198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1985年就读于上海中国画院国画进修班，现为职业画家。
　　说起童年、少年的生活及学艺印象，方攸敏相当感慨。上世纪40年代，他父亲在一家银行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有了闲钱，就喜爱上了收藏字画等雅物，经年累月，也营造起书香门庭的浓浓雅意，这使总角之年的方攸敏从小便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浸染。长及桌子一般高时，他就拿了毛笔东涂西抹。他父亲见了非但没有责备，反而很高兴，有意识地引导他研墨临池，专习颜柳褚王等名家法帖。转益多师的经历，使方攸敏的书法别有一种韵味，清新脱俗，奇崛古拙，耐人寻味。
　　建国后，方攸敏的父亲当然难逃历次运动的冲击，从此家道中落，生活每况愈下。他母亲为了维持日常度用，不得不进入里弄生产组谋生。“那一段时间非常清苦，常常开不出伙仓了，母亲就叫我陪她出门，挟一只包袱，到当铺换点钱来买米。送进当铺的，有时是文房用品，比如象牙图章、连红木盖的端砚，还有折扇什么的。那时候我还不满十岁吧。”他对记者回忆道。
　　但即使在这样的清苦中，他也没有荒废临池习字。后来，为了减轻母亲负担，他早早地踏上社会，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进入虹口公园当了一名花匠。后来领导发现他的字写得好，就安排他搞宣传工作，还破例给了他两间画室。这样一来，方攸敏莳花弄草之余，就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避人耳目，泼墨敷彩。
　　十年动乱狂飙突起，方攸敏自知投错了胎，也不敢像阿Q那样投身革命，乐得逍遥自在。在形势有所缓解的情况下，他还与公园职工一起办了好几届花卉展，在肃杀一片的社会大气候中苦心经营出一片片暖意。也因为有了花卉这个题目，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画家们也抽身子出门走走，一走就走进虹口公园。闻香赏花、画花留芳，也许是书画家终身难抑的天性吧。
　　于是，方攸敏利用天时地利，向画家们提供几盆花卉，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由是结识了刘海粟、关良、林风眠、朱屺瞻、谢稚柳、程十发、唐云等书画家。“陈从周经常来看我，在我的画室里一坐就是半天。老先生那时候寂寞啊，他跟我讲古建筑原理和美学价值，他连古建筑的结构也很精通，斗拱怎么回事，牛腿起什么作用，都跟我讲解，彼此很尽兴。有时他就在我们食堂里吃饭，有时执意回家，出了公园门顺便在米店买一把切面，回家煮一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日子过得很清苦。”方攸敏说。

程十发送他“全家福”

　　
　　有一次唐云对方攸敏说，小方，你画花卉，应该买一支“大兰竹”。但那时方攸敏的工资也就几十元，拿来的工资悉数上缴，贤内助下拨的零用钱也就几个小钱，额外开支得专项申请。于是他跟妻子磨了半天，才申领到买一支笔的钱——其实也就区区一元几角而已。“大兰竹”在手，画起花卉果然生机盎然。
　　后来他拜访程十发，看到发老的日子也不好过。“发老常常差我到朵云轩买宣纸，十张——这是他特别关照的。不像现在，随便哪个书画家，总是一刀（100张）起买。”方攸敏对记者说：“有时我在朋友家里发现旧纸，就讨几张给发老，他居然像孩子一样高兴。有一次我从家里整理出十几张旧的泥金纸，带给发老鉴赏，他顿时眼睛发亮。我们订了一个君子协议，十张纸由他画十幅画，其中三张归我。发老很快就画好了，但属于我的这三张画，后来被我送掉两张，只剩最后一张挂在家里。你看，当时他画得多么洒脱啊。”
　　在方攸敏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幅泥金花卉——那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视角相当独特，画得也洒脱。
　　还有一次，方攸敏从家里找出两条老旧的珊瑚笺，拿到程府请他写一副对联。发老一看，赞不绝口。“写对联一句话，只不过我有一个小小要求：从旁边裁一条下来给我，我要写签条。”所谓签条，就是贴在轴头或册页上的标签。书画家都十分看重这一叶签条的品位，用历久弥新、色泽鲜艳的旧纸当然更佳。
　　在那个人情霜寒的年代，方攸敏与程十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连程家一些家事也邀他参与，因为他忠心耿耿，从不玩虚的。有一次，程十发想利用阳台搭一间小房子，希望再塞一张小床，方攸敏就从公园里叫来几个工人帮忙，违章建筑搭得很有水平。每逢年节，他还会拿些花卉盆景去美化程家小屋，给画家些许安慰。
　　还有一次在程十发家里，方攸敏见到了一位外表落拓而气宇轩昂的客人，“那不是电影演员赵丹吗？”于是马上缠着赵丹聊电影。方攸敏说自己最喜欢看赵丹与周璇主演的《十字街头》，忆及他与周璇的一场对手戏，眼神如何真切，动作如何巧妙，把赵丹夸得如同吃了仙丹，眉开眼笑。程十发在一旁说：“别看小方在公园里工作，画画写字也是一把好手呢。”赵丹眼睛一亮：“是吧？以前只听说有画花的人养花，还不知道养花的人画花呢。哪天你到我家里来，我画画给你。你别不信啊，我读过上海艺专，科班出身噢。”
　　几天后方攸敏拜访赵丹，赵丹说：“你要画什么尽管开口，现在不让我拍电影，但关起门来画画总可以吧。”赵丹当场泼墨挥毫，画了一幅非常鲜艳泼辣的花卉。“你老实讲我画得好看吗？告诉你，我赵丹还是有两下子的！”
　　“文革”后期的一个春节，方攸敏照例去程府拜贺新岁，那天阳光明媚，程十发神采奕奕，桌上、窗台上的水仙开得正好，几个子女也在，迎春时节，至少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程十发郑重其事地对方攸敏说：今天我们全家人为你画一幅画。
　　发老“一声令下”，程师母开笔画了一朵牡丹，发老的儿子和女儿也添了花草、山石、葫芦等，最后是发老题款：“新年大吉大利”。“那真是全家福啊！”方攸敏捧了湿滋滋的画回家，这个年过得真是快活极了。现在这幅“全家福”被他压在箱底，连前去采访的我也看不到。
　　在程十发指授下，方攸敏的技艺日益精进。有一次发老还在方的画作上题了一行字：“攸敏佳制，有胜青藤白阳。”那可是了不得的褒奖啊，方攸敏那天像喝了蜜糖一样。

一次会议错失两只瓷盘

　　
　　十年动乱中，上海画院的老画家们不是关牛棚就是去干校，画笔是不能拿了。直到70年代头几年，他们才有机会外出透透空气——也就是画点东西吧。有一次，方攸敏为了让中国画院的画家们“活络一下”，就组织他们去龙华苗圃写生。苗圃的负责人是造反派，态度蛮横地要求画家先劳动半天，才能写生半天。这些画家都七老八十了，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面对大自然的机会，难道还要叫他们去拔草松土施肥？方攸敏是秀才碰到兵，没办法，只得叫来单位里的一个造反派成员帮他说情。阶级兄弟一句话，外加两根“大前门”，这才放了画家们一马。也就是这次活动中，方攸敏结识了张充仁、陆俨少、林风眠等大师。
　　陆俨少留了地址请方攸敏去他的复兴中路寓所“玩玩”。不久方攸敏拜访陆府，那是在一幢石库房子里的很逼仄的居室，择菜、吃饭、画画都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八仙桌，头上的一盏灯也是八瓦的节能灯，光线暗淡，还不停闪烁。聊了一会，方攸敏就请求观摹陆俨少画山水，大师呵呵一笑：行啊。只见陆俨少用一支小羊毫蘸了一点墨，游走在山水之间，慢慢地、却又肯定地顺势走笔，让画面有了变幻多端的形势，有了灵性与气势。
　　方攸敏说：“陆先生，我听到了哗哗剥剥的声声，你的笔好像在放电。”陆俨少快慰地笑了，在那个年代里，他已经很少听到高山流水之叹了。
　　“文革”结束后，陆俨少的作品复为时人所识，向他讨画的人也多了。有一次陆问方攸敏：“你为何不向我讨画？”方攸敏说，“我能看你画画就相当满足了”。不久，陆俨少就画了很大的一张《黄山烟云》给他，此后还送了好几张画和书法给他。几年后，方攸敏的儿子去日本留学，盘缠凑不齐，无奈之下转让了一张，得1000元救急，至今后悔不迭。
　　林风眠在建国后一直背运，1963年，在大气候稍有缓和时，中国美协在中央美院展览馆举办过一次《林风眠绘画展览》，在美术圈获得很高评价。但不久，《美术》杂志根据上面的意见刊发了一组批判文章，杀伤力最强的就是蔡若虹以笔名写的《为什么陶醉》，一棍子将林风眠敲得晕头转向。接下来“文革”，林风眠慑于“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形势，将千余张精心之作浸泡在浴缸里，泡烂后再由抽水马桶冲走。经历一番摧残后，林风眠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但与方攸敏交往一段时日后觉得诚实可信，便邀请他去自己家里“走动走动”。
　　林风眠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才25岁便出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1928年又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并任校长。建国后不久被迫辞去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之职，迁居上海南昌路的一幢法国式的二层楼房里。过了几年，法籍妻子不能忍受这种不死不活的环境，携爱女离去，对林风眠打击极大。从此孑然一身的大师，天天闭门作画，生活清苦。然而正是他耐得住这般冷落与寂寞，造就了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
　　方攸敏见到他时，林风眠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但心中余悸未消，说话时声音也卡在喉咙口。“林风眠在法国得到过毕加索送他的一幅画，藏在镜框后面，抄家后他发现没了，不知给哪个识货的红卫兵卷走了。”方攸敏说。
　　方攸敏憋了半天向林风眠求一张画，林风眠吓得连忙摇手：“我不能给你，公安局的同志说了，一张也不能给别人，如果要给，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并登记。”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林风眠才给方攸敏画了几幅作品。“我很喜欢他画的鹭鸶，别有一种苍凉的意味。”方攸敏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林风眠要移居香港了，临行前对方攸敏说：“明天你来，我为你留了两只瓷盘。”第二天恰逢单位开会，方攸敏请不出假，等下班后赶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1991年夏天，林风眠在南国溘然去世的消息传来，方攸敏翻出大师送他的作品，轻抚观摩，潸然泪下，画面中的那只鹭鸶孤独而高傲，仿佛已随风而去了。
　　方攸敏与大师的故事还很多，比如张充仁穷困时只能在家里打地铺睡觉，却很欣赏他的画，还向方攸敏讨过一两张，给了他极大鼓励。方攸敏带了两瓶黄酒去拜访唐云，唐云喝得高兴，随手赠送他一幅画。方攸敏为曹简楼办个人画展，忙里忙外，面面俱到，曹简楼非常满意，等画展结束后将画作都留下来，方攸敏由此得到60幅精品力作，但后来都分送友朋了。
　　“那个时候，画家送画是很平常的人情往来。今天艺术品的价格上升了几十甚至几百倍，一般书画家轻易不送人了，但我还是很怀念那个岁月里的情谊。字画有价，情谊无价。”方攸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