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天空》：两个人的史诗
阅读提示：值得肯定的是，编剧并未将奴隶与少爷处理成主旋律电影中典型的“善恶对比”，奴隶并非尽善，少爷也并非恶徒，反而以两人善恶交缠的本性点出了主题。
记者｜阙 政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去西藏净化心灵，就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仓央嘉措的诗。但关于西藏的影像资料，一直以来都盛产纪录片，剧情类电影屈指可数——2006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1996年轰动一时的《红河谷》，再往上数就得是1963年描绘西藏和平解放的影史代表作《农奴》。
今年，曾经推出过《红河谷》和《农奴》这两部重要涉藏影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又将产出一部力作：《西藏天空》。西藏题材影片拍摄中的困难，从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就可管窥一二。
艰苦的自然条件是其一。据制片人祁伟礼介绍，创作组冒着严冬上高原考察场景，“大家都是流着鼻血工作的”。拍摄时所有的物资设备都要靠内地调运上去，全摄制组400多人，轮换的就有80多个，意外、病痛的比例非常高。“最危险的一次，卡车摔下悬崖，司机和押运人员跳车逃生。”
政治风险是其二。影片中有一幕描绘1951年解放军进藏，整个入城仪式需要调动5000多人的部队，西藏方面起初对此持保留意见。影片的审查前后也历时8个月之久。
耗时4年半，《西藏天空》才告杀青。与众不同的是，影片全程使用藏语对白，片中主要演员都由西藏话剧团的演员们扮演，而这些演员都曾经过上海戏剧学院的培养，与上海的渊源可谓深远。
把主旋律电影艺术化、商业化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表示，上影厂领命拍摄《西藏天空》，属于“命题作文”，主题是“翻身农奴得解放”。但“以往是拍一部主旋律的电影，现在我们想拍一部体现西藏历史以及人性的电影，在真实立场上进行艺术化表现的电影”。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毛时安给他出了个主意：参考美国文学史上的废奴小说，选择一个既能代表主流价值，又有国际眼光的立场，来解决西藏题材的艺术化问题。
“这个影片不能站在简单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的角度。”毛时安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被国际上广泛关注的问题。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去用艺术回答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特别是国外对西藏问题的歪曲，我们要用正面的艺术诉求去大声表达我们的声音。很多人说，你们老是用意识形态，但是举个例子，《红色娘子军》，每次演出都引起非常积极正面的呼应，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这就说明革命的艺术，并不一定是受到排挤的，关键在于它的艺术性。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艺术来回答。”
于是上影厂花了大投资，将《西藏天空》打造成一部史诗化的主旋律电影。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艺术化的表达，也兼顾了“为主旋律影片探索商业化发行”的新尝试。
“这两年观众或者说年轻人的审美，似乎天然地对主旋律影片抵抗性越来越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葛颖说，“我们的主旋律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商业一点？《西藏天空》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我觉得年轻观众，尤其是网上非常活跃发言的孩子们，其实对西藏是非常有兴趣的，不只是旅游，他们对西藏的历史问题、藏传佛教也非常有兴趣。而这都是影片中的重要构成元素。”
为此，影片选择了“目前中国最强的文艺片幕后制作团队”——录音指导是《霸王别姬》、《活着》等史诗影片的录音师陶经，剪辑是刚刚夺得柏林金熊奖的《白日焰火》的剪辑师杨红雨，摄影是同样刚刚在柏林凭借《推拿》拿到最佳艺术贡献奖的摄影师曾剑。
还原西藏的真实历史
最终，《西藏天空》呈现给观众的是“两个人的史诗”——农奴主家的少爷“丹增甘丹”和奴隶“普布”（藏语意为“星期四”），一主一仆，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历经40多年的人物关系，并由此折射时代的巨大变迁。
剧本架构带有很强的文学性。背后的编剧正是因藏族题材小说《尘埃落定》成名的藏族作家阿来。在他之前，曾有多位编剧染指过《西藏天空》的剧本创作，但一直未能尽如人意，“前几位作家都是汉族，写作时多少有点居高临下”。而一直到处说“我这辈子都不会‘触电’”的阿来，5年前还曾拒绝过剧组一次，最终却被初稿中的人物关系打动，决定操刀。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两人的关系不断变化和纠结，其中有很大的张力，可能产生很多戏剧性，带来很好的东西。可惜当时的剧本停留在这样的关系，没有得到发展，就作了‘翻身得解放’的简单处理。”阿来说，“这个片子不是简单地写西藏的解放，是写人的解放——不光是农奴的解放，也包括农奴主的解放。”
奴隶“普布”用少爷的名字“丹增甘丹”当了喇嘛，作为少爷的替身去修行，所有佛门福报善报都归少爷所有，丧失了自我。而少爷也同样被困于自己的贵族名字“丹增甘丹”，尽管受过西学教育，说得一口流利英语，骨子里还是阶级意识分明，将“喜欢”和“霸占”视为同义词……
不同阶级，一主一仆，两个人的史诗，也是两个人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对重大历史事件并未刻意避讳——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有所呈现，1959年西藏的武装叛乱、“文革”期间的西藏，也都得到了影像表达。值得肯定的是，编剧并未将奴隶与少爷处理成主旋律电影中典型的“善恶对比”，奴隶并非尽善，少爷也并非恶徒，反而以两人善恶交缠的本性点出了主题：想要获得精神的独立，就必须先学会为自己所有的作为负责，无论是善的福报还是恶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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