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者马尔克斯
阅读提示：虽然倾力写了众多的报道文章，营救的受迫害者也不在少数，但若要说作家为和平做了多大的贡献，那些热爱《百年孤独》、热爱他的小说作品的读者，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撰稿｜云也退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非英语小说家要成大名，离不开翻译。据说莫言能凭那些乡土意味极重的小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翻译居功至伟，翻译的妙笔让其他地方的读者得以进入中国山东之一角的世界。
大量拉美名作家的作品都无法翻译，例如曾获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就是一位，再如秘鲁的莱萨马·利马，古巴的卡夫列拉·因方特，就更加小众了。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却是令人瞩目的例外，这部小说让哥伦比亚作家跻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旗手的行列，在拉美和西班牙语读者群里大卖一时，很快，奖项和其他语种的译本纷至沓来，完全不了解哥伦比亚本土真实的读者，也能很快地进入作者所构筑的家族与城市史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了一种让所有人都爱听的说故事的语言——怪谭式的、反讽的，把中世纪志怪小说的传统扩散到了对一个殖民时代的详细讽喻之中。
小说大获成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了许多访谈，人们熟悉了他的富有情趣的祖父母，也知道了他并不把“魔幻现实主义”看作一个合适的称谓，他说，故事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人、事与情节，本质上都是真实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长期以记者为职业，如果为了看《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去找他的其他作品来读，恐怕是会失望的。
他在中学里就受到左派老师的影响，所以毕业之后，他的理想并不是写小说，而是做个有益于社会公正的新闻人。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20出头，所在的波哥大大学因国内的政治骚乱而被迫关闭，他转了学，不久便开始从事记者职业，白天给报纸写专栏挣钱，这是正事，晚上通宵构思小说，作为一种“头脑体操”。当时，他住在巴兰奎拉，现在，巴兰奎拉中学已经设立了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系”。
他带着一颗倾心马克思主义的头脑，在1950年代中后期去了东欧，尤其探访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社会状况；1959年他又初次造访了古巴，那段经历不仅为他1975年出版的《族长的没落》打下了基础，而且在他人生中最为重要：他后来毕生都是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在国际上最有名望的支持者，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交厚。
1966年，他把《百年孤独》的手稿交给了阿根廷的一家出版社，开印八千本，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没有一周的时间小说就一销而空，大部分书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在坐地铁时从报摊和书摊上买的。《百年孤独》用了最短的时间进入现代经典，几乎所有有点追求的文学批评家都得熟悉这部小说，模仿者也是一时甚众，至今不止。在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一上市就挂了“女版《百年孤独》”的牌子；在中国，山东小说家张炜写出乡土名作《九月寓言》后，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多次强调，书中的怪异事件，例如男人的乳头喷出乳汁之类，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喜欢说自己是一个记者，只是偶然地、顺带地写了些虚构作品。他写的东西非常之多，小说之外，纪实文学和散文随笔数以百计。这些文章见证了他越来越激进的左翼立场；他写过革命中的安哥拉，战争中的越南，靠着同卡斯特罗以及一些游击队领袖的良好关系，他记录了一批拉美地下革命者的事迹。他激烈的反美姿态令美国长期拒他入境，尽管美国的每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中，都把《百年孤独》列入必读。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50多岁就功成名就，然而次年他就卷入了一起公案：他撰文揭露英国—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真相”，写了英军的残忍和阿军的装备落后、不堪一击，尤其还呼吁英军中的喀尔廓族士兵发动起义。声音一出，大西洋两岸为之震动，支持他的人称他为良心，反对者则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听信谣言，出于左派的习惯煽动大众情绪。同时，他对古巴的态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与他齐名的秘鲁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他的立场十分反感，被流放的古巴作家卡夫列拉·因方特则指责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是患上了迷恋独裁者的癖症。
作家本人说，他支持古巴，是因为他掌握的信息更全面，他对古巴的经验是第一手的，此外，政治上的成熟让他对现实的认知更加清醒，更有耐心，也更人道主义了。他曾利用与领袖的良好关系保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文人，这表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未失去理性。被他拯救的流亡者，很多都移居到了美国的迈阿密，作家去那里时，那些人和他们的子女会蜂拥而至，请他去参加聚会，拿他的书求个签名。有的人对外谴责他的政治立场，但私下里却与他友善。
而与本国的政治势力尤其是游击队的密切关系，却导致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国内无立锥之地。1981年他刚回国就去墨西哥领事馆那里寻求庇护，结果跑去巴黎接受了好友、也是新任总统的密特朗颁发的一个奖。同年，哥伦比亚也换了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邀请作家回国，承诺给他保护，但都被拒绝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并不想据有权力，他顶多只是与总统们建立非同一般的关系而已。他写了不少纪实文章，讲他同政要的私人往来，这些政要，包括上世纪最凶恶的独裁者、智利的皮诺切特在内，大多脾气温和，彬彬有礼，因此这些作品出来后，引起了不少耻笑，有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自己是记者，业余才写小说，而事实恰恰相反。
他从1998年开始同淋巴癌做斗争，八九年后，他已无力再写新作，但好歹完成了自己想完成的回忆录：《苦妓追忆》和《生而为了讲故事》都是意料之中的全球畅销书。上世纪的拉美著名文人大多是左派，如享誉世界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挚友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他在《百年孤独》一问世就撰文盛赞，是伯牙子期一般的知音。在政局动荡如风中枯叶的诸多拉美国家里，哥伦比亚是最为黑暗的一个，足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处在内战之中，平民惨遭军队的屠戮，民间武装横行不法，毒品贩子臭名昭著。加西亚·马尔克斯称自己为“哥伦比亚最后的乐观主义者”，他介入了不少官方的和民间的和平与和解谈判，缓和政府军和游击队之间的矛盾；他反美，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关系密切，但克林顿也曾多次邀请他到白宫，问计于拉美时政。
加西亚·马尔克斯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助于和平，他有他的原则。《百年孤独》无法反映作家的政见，这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马贡多被一阵大风卷走，布恩地亚家族尸骨无存，如同被消灭了的拉丁美洲本土文明。虽然倾力写了众多的报道文章，营救的受迫害者也不在少数，但若要说作家为和平做了多大的贡献，那些热爱《百年孤独》、热爱他的小说作品的读者，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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