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拒绝先锋派
阅读提示：本次双年展更多的作品所体现的不是先锋，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化层次，我将其称为“精神层面”的资源。
记者｜何映宇
两年一次轮回，上海双年展越活越精彩。
今年，上海双年展迎来了她的18岁生日。18年，足以让上海双年展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个艺术展品牌。记者还记得1996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幕时的情景，那时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上海双年展还叫上海美术双年展，主题为“开放的空间”，在上世纪90年代，在官方的大型展览中出现那么多新锐、先锋的艺术家面孔，还是让人心里小小激动了一下。
第一届“开放的空间”到第二届“融合与拓展”，双年展积极思考和建构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动态特征和开放格局；自第三届开始，双年展更是明确地聚焦于“城市”主题：2000年“海上·上海”思考上海的特殊现代性，2002年“都市营造”探讨城市建设与空间构造，2004年“影像生存”反思都市媒体文化，2006年“新设计”聚焦于都市文化中的设计、时尚与消费问题，2008年“快城快客”思考城市化过程中的移民状态、2010年“巡回排演”关注不同的本土视野中激发出对全球问题的差异性。2012年“重新发电”则与博物场馆的后续利用密切相关。
11月22日即将开幕的2014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社会工厂”。德国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解释说：“确立此主题旨在探讨若干相关问题：我们正创造怎样的世界？我们同时又在毁灭什么？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连通，计算技术日益渗透并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流动日益加快，各种图像充斥我们的视野，因此‘社会工厂’一词与文化、创意及情感性创作息息相关。在这个没有边界的工厂中，主观性的生产和维持面临着危机，社会生活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人们恣意映射和放大的对象，成了当代技术经济生活唯一最重要的前沿领域——它似乎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变迁。”
弗兰克的“社会工厂”将响应中国一些先驱级重量级现代改革家的号召，以文学虚构手法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代表人物包括政治评论家梁启超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鲁迅。时间跨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原则，在弗兰克看来，这是中国近30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根源。
为了这样的想法，弗兰克将在展场中开辟不同的展区，每个展区都有特定的背景和主题，包括对童年、情绪及其表现形式的思考，以及在媒介史上噪音与信号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不同的展区，本届双年展将整合多种形式的文化生产活动，借助音乐、流行图像和纪录片等形式不断拓展当代艺术的疆域。
关键词是“实事求是”原则
《新民周刊》：上海双年展今年是第十届了，之前的几届双年展你有没有参与或关注，怎么评价？你是怎么成为本届双年展的总策展人的？
安塞姆·弗兰克：我没有机会参加过去的几届上海双年展，虽然过去15年里，我来过上海很多次。我认识的很多艺术家都参加过上海双年展。当我被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任命为今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之后，我开始通过文献资料熟悉过去的几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双年展有20年的历史，反映了当今中国的巨大变化。而我们的这次双年展将不会过多着眼于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现代性的结构状况、文化表达的界限以及观念领域的细微变化。
《新民周刊》：怎么会确立“社会工厂”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的？
安塞姆·弗兰克：一次展览，总要找到一个主题，产生出与当下和历史想象相呼应的重要议题。中国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璀璨历史，我们只消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官僚制度，在构建农业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思考的是“现代性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在社会制度和秩序建设方面，现代性问题不断制造着历史性转折。其关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怎样生产社会？生产的是怎样类型的社会？生产出的社会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吗？
在“社会工厂”这个主题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几个隐含的问题：展览可以创造社会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吗？而“自我”形象的塑造可以被缩减为一个标签吗？数字时代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工厂”，它不是由生产线构成，而是由运算法则决定，那么它是不是使我们自动获得了更多的可能？这个主题可以让我们以此为契机审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可以说，双年展既是一次展示，又是一次庆祝活动或者说是一个节日。举办活动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搭建一个互动式的平台，在平台上是作品和它们背后进行交流，一方面作品视觉上给人们呈现实体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作品背后还承载着非物质的东西，包括艺术家在作品中赋予的思路和思想。
《新民周刊》：既然以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关注点，为什么又要将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与之对应？而不是选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
安塞姆·弗兰克：这里的关键词是“实事求是”原则。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对“实事求是”占主导性的看法，已经从经济学和权力的语用学的角度加以阐释了。它有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完成四个现代化。而事实上，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破坏 。我们相信，一个艺术展览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提出和展现与“实事求是”所关心的经济发展事实所不同的事实，以体现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包括情感的事实、主观性的事实，以及人们对“客观”结构的辩证态度。不仅梁启超和鲁迅，还有蔡元培等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相信，通过改变人们的意志和意识，可以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那么，我们在今天还相信什么？相信资本是变革唯一的动力？
《新民周刊》：通过这次双年展，你们之前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否有了答案：社会性与文学虚构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社会性的生产何以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安塞姆·弗兰克：使我感兴趣的是，所有的“社会工厂”都在生产无法预料的结果。在20世纪，全世界的现代化主义者都相信，他们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将“虚构”变成现实。我的个人看法则是，完全计划、控制和预测社会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体系能够控制社会现实和个体意识。社会关系，就像情感一样，不能被控制。如果有人想要这么做，那他总会遭到社会的报复。
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们设计了几个单元。“情感纪事”作为本届双年展要讨论的专题之一“心灵的历史”，展示的是人类社会集体生产主观性的过程；“噪音与信号”展出的是音乐作品，讨论的是，信号与噪音之间的关系和当今社会的组织形式息息相关；“在自我的工厂：铭文与文明板块”，希望思考和对话的是从艺术到新科技之间过渡的当中，不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废除物种”这部分展览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之外的‘社会性’，探究环境危机的危机问题”；“云理论”单元这把讨论话题的焦点落到了“社会的感知、情绪和思想范畴”，揭示社会的经济愈发依赖于控制各种病毒般疯传的现象等。
《新民周刊》：参展艺术家是怎么筛选确立的？为什么不再邀请先锋艺术家？
安塞姆·弗兰克：本届策展团队邀请的目标锁定在新生代的“学者型艺术家”参与，而这些艺术家不仅是创作视觉作品，同时是叙事高手，能够借助他们的工作，探索“精神资源”。他们可以说是新一代的艺术家，而不是做现代艺术、后来转变到先锋派的艺术家。本次双年展更多的作品所体现的不是先锋，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化层次，我将其称为“精神层面”的资源。
我们还能想象不一样的现实吗？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是作家出身，是不是这让你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策划本届双年展？
安塞姆·弗兰克：其他策展人处理双年展的方式都是想把它办成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展，我的想法则是，双年展可不可以变成由故事构成的景观？我希望我们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我们周边的人和事上去，在这里，我们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故事如何发生和发展，我们如何扮演其中的角色，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民周刊》：在德国，哪些中国作家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
安塞姆·弗兰克：张洁、莫言、还有徐则臣和电影导演贾樟柯。
《新民周刊》：你是柏林世界文化宫（HKW）视觉艺术和电影部主任，在这届上海双年展中，影像艺术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安塞姆·弗兰克：影像作品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中国艺术界以前比较重视架上绘画，因为市场，也因为传统和学术体系的缘故。现在我们试着在双年展中关注到更多类型的艺术样式，包括独立电影和实验音乐。
《新民周刊》：之前你也策划过一系列的展览，包括2012年台北双年展、2008年第一届布鲁塞尔双年展，也是2008年第七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联合策展人之一，策展上海双年展有什么特别之处？
安塞姆·弗兰克：是的，台北双年展、布鲁塞尔双年展以及欧洲当代双年展让我和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的交往经验变得很丰富。我长期研究“现代性”问题，研究现代性与艺术的关系，现代性与非艺术问题的关系。在中国的工作让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更加增强了我的看法：现在是非常迫切地要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时刻。现代，既不是古代的帝制时期，也不是民族主义国家时期，我们需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新民周刊》：2013年9月，金城出版社出版了你主编的《万物有灵》一书，这本书也是你策展的“万物有灵”展览的作品结集，怎么策划“万物有灵”展的？
安塞姆·弗兰克：“万物有灵”是一个研究计划，是我和艺术家以及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们试图用文化的方式寻找生命与非生命、个人与物体之间的区别和分界线，看看有人是不是可以“穿越”这种界限，“穿越”的结果，是好还是坏。表现这种界限和穿越的方式是充满想象力的绘画。在动态图像中，我们可以看看动物的历史，试着理解客观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人为的社会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能想象不一样的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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