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多多：传承发扬“程家样”
阅读提示：西方的艺术讲究一种天性的抒发，要把紧张与痛苦感从画作中表现，中国人则不同，即使生活再苦，也要往好的方面期盼，所以中国人喜欢有寓意的东西，喜欢委婉而不是直白的表达。
记者｜王悦阳
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走进上海书画院画师、著名画家程多多的画室，绕梁不绝的，是袅袅昆曲笛音，落地玻璃窗透过的阳光，刚好照在宽大的画案上，窗外是修竹丛花，窗内是书籍满架，温馨而充满书卷气。这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三釜书屋”了，而这一画室从父亲程十发开始用起，直至今日延续到了程多多。
作为海派画坛一代宗师程十发先生的儿子，对旁人来说许是很大的荣耀，对于同是画家的程多多来说，则多了些意味。父亲无疑是程多多学画的第一位老师，教给了他国画的笔墨基本功，却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与困难。
众所周知，程十发是著名的海派书画大师，他“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很早就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他的作品洒脱精湛，气韵生动，抒情而浪漫。在人物、花鸟、山水、书法、插图、连环画等各个领域堪称独树一帜，笔墨灵动、色彩明艳、构成新颖，更可贵的是程老善于将人物、花鸟、山水画三大门类融汇贯通为一体，使他的画具有纵横挥洒、浑厚古朴、生机盎然的美感。难怪人们会称赞集大成的他是“海派最后的辉煌”。
出身名门，自然为程多多增添了一丝光环。然而，父子两代都从事丹青艺术，面对这样一位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的伟大父亲，如何突破父亲的影响，不至于画到最后只能是无限接近父亲、与父亲雷同甚至有“造假画”之嫌，几十年来，为了拉开与父亲的距离，在新时代的环境下传承发扬“程家样”绘画艺术，程多多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父亲教给了我作画的基本功，可是如何突破父亲、创立自我的成功却是要靠自己努力。很多人学画时很用功，却总画不好，自己也很不开心。其实都说画画要有悟性，而这悟性并非全靠天赐，它也需要自我修养而成。所谓悟性的自我修养，就是要在爱好的基础上多看,多接触，多去琢磨，尽可能地熟悉所钟爱的领域。只有有了这种悟性才能有所创新，否则学来学去都只沦于模仿，为僵硬的格式所束缚。”程多多正是深悟到这一点，才会不以自己是程十发的儿子为满足，反而以此为起点，融合中西，孜孜以求，最终能有所成就，将现代人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化为文人气息和理想情怀的笔墨诗意。
程门立雪收获多
《新民周刊》：您是如何走上绘画之路的？是从小喜欢，还是受父母的影响？
程多多：我小时候兴趣广泛，无线电、航模、小提琴……什么都喜欢。不过对绘画倒是一直喜欢的，但父母亲是不来干涉我爱好的，也并没有一定要求我要学画画。我是在大概十来岁才开始专心画画。在家中，那时父亲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教我们，但他见我终于能静下心来喜欢画画，就有的放矢，先是安排练习白描、色彩、写生，然后开始要我临摹宋人团扇，然后是李公麟的《五马图》，以及《八十七神仙卷》等等。母亲则对我们的读书抓得很紧，业余时间都是母亲管的，学习、画画，就成了我少年时代生活的两大重心。
《新民周刊》：程老当时几乎全要您临摹的是宋元古迹，而不是他自己风格强烈的作品？
程多多：父亲不让我临摹他的风格，他教我“师法自然”，我印象很深。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应该反一反，先“行万里路”，为什么？先读书，董其昌也好，范宽、巨然也罢，他们的作品、理论会束缚你的创作思想。应该先自己出去看，看自然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看它们哪里打动了你，用你的感觉将它们描绘出来；等描述到一定程度，再倒过来看一些理论，看前辈们是怎么样来描写的，以此来充实自己。就好比学游泳，在岸上看再多的书，姿势了解得再正确也没用，先下水，学会不被淹死，动作难看也不要紧，等再上岸看书，有了感性认识后才能体会到怎样是蛙泳，怎样是自由泳……就明确了。
父亲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要我先去写生，别管他是怎么画的，首先要画像，临摹也是一样，吃透传统与写生之后，才能有自己的笔墨语言。比如父亲最讲究的线条，哪怕是写生、速写的铅笔线条，也要讲究品质，如何抓大体，如何概括，这里面我受益匪浅。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画画，父亲走过来说了一句：“这些线条不好，不够圆”，然后他就拂袖而去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画的是直线，怎么叫不够圆，难道要我画圆圈吗？后来还是妈妈耐心教我，说画画和唱戏是一样的，声音放出去要收得回来，水袖甩出去也要收得进来，所以下笔的时候要控制住笔,使得收放自如，用力要留有余地，线条才不显得生硬，我这才开窍了。这件事对我长大成人后也很有帮助，做什么事都要留有余地，这样才能“兜得转”。
《新民周刊》：在您看来，程十发先生的国画教学思想是怎样的？
程多多：很多老师教学生都要求学生要像老师，但我父亲不这样想，他就希望学生不像他。他一辈子和我讲过不下四五遍有关陈老莲临摹李公麟作品的故事，一开始大家夸奖他临摹得像，他并不高兴，等人家说他画得不像了，陈老莲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成功了。这里说明了什么，说明你画画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不是初学，越画到后面，越要不像，要追求传统基础上的自我面貌。而所谓的不像也不是瞎画，而是在用心画的前提下，不像老师，画出自己，突出自己的个性。这就是进步。这其实很难！
《新民周刊》：从何时起，您开始学习父亲的绘画风格？
程多多：到我有了自学的能力，我便学父亲的绘画。父亲平时对他人爱说幽默话，但对我的绘画作品却是直截了当，他看着我的中国画有时会沉思好一阵，我知道父亲还是很关心我的绘画前途。后来遇到了“文革”，我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大丰农场劳动，后考进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1974年毕业后任徐汇区少年宫美术指导员。在这段岁月里，我在父亲身边，天天看他画画，他也常常指导我画画，有了一些长进。
《新民周刊》：据说那段岁月里，您还与父亲合作了好几本连环画，影响最大的就是《伤逝》了，不仅如此，您还和他一样，拿最高的稿费待遇。我想，这也是社会对您继承父亲绘画艺术的一种肯定吧。
程多多：父亲对画连环画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的。因为他的绘画事业从连环画里得到了许多灵感和启发。他画连环画敢于创新、敢于接受挑战。他喜欢用各种不同的绘画手法去处理画面。只要看看他所创作的连环画作品，每一本都尽可能地不相同。他总跟我说：“内容不同，形式也应该不同。形式应该跟随内容走。不光是画连环画，其实任何创作都是应该这样的。”他数次对我说过:“成功地画过三本连环画，你就可以算从美术学校毕业了。”
记得当年我们合作画《伤逝》。父亲首先告诉我、连环画的文学脚本很重要，好的脚本已是事半功倍了。他告诉我分段时就应该考虑到画面的连贯性。他要我这个时候就已经在脑袋里有了每一幅大概构思了。然后他吩咐我将每一幅的文字勾出草稿来。他说：“这次的画不比一般连环画，是为鲁迅先生的纪念活动所创作，要特别认真。”因此当我在画那些草图时，他经常在我边上指点。因为我对老北京的人情世故知道得很有限，这时，他就会跟我谈老北京的民风民俗，讲胡同里的故事、说皇城根下的传统……素描稿很快就完成了，接下来要画成正式的国画了。他又让我先开笔，他说：“你年轻眼力好，细的你来画，不过画细可千万不是要画死。线条再细还是要生动的。”他又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水和墨及色的相互关系，又一幅幅地为我修缮画面直到完成任务。
求学美国为突破
《新民周刊》：在您得到赞美与肯定的时候，您却选择离开祖国只身赴美，重新学习绘画艺术。是怎样的原因让您做出这样大胆的决定？
程多多：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画家去国外留学。那时我已三十岁出头了，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想不想出去深造？我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记得他在送我出国时，对我讲：“你跟我学，学得太像了，这不好。应该出去，换一下创作思路。”真的，我很感激父亲为我的绘画前途深思熟虑。那时我跟父亲画画，是他画什么，我也画什么，日子久了，画得很像，这便是父亲常说的，学某位画家，不要学他已经形成风格时的画，而是探究他如何吸取他人的技法，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旦他已经练成风格了，最好不要去学了，否则会把自己束缚于狭窄的路子上。就这样，我成了美国旧金山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记得当时兑换了36美元就上路了。
《新民周刊》：旧金山艺术研究院是有名的研究现当代绘画艺术的高等学府，您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在其中的学习状况是怎样的？
程多多：1981年至1986年，我在异国开始了我新的艺术生活，国外学美术与我们这儿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别的不说，光是大量的美术作品让你看都看不过来，开始很不适应，一下子使我无从选择，但几年坚持下来我能慢慢适应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形式上可以变化无穷，笔墨还是对着宣纸。所以，在风格上变化了，我把这些画的新作寄回给父亲看，父亲是支持我的，但也希望我不要彻底改变原有的风格，保持自己是一个中国画的画家。我听进去了，画的思路可以是新的，但是笔墨还是传统的。所以我用中国画画的都是外国的山水，大峡谷、金门大桥、大瀑布等等，不是不会画国内的黄山、西湖，而是这样的画与外国人之间没有共鸣，没有触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使我不能完全改变我画的中国画，老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画特别感兴趣，他们搞不懂，要我画给他们看，画好了落款还要盖上我的印章。这时都能获得他们的赞赏。父亲对我在异国传授中华艺术很高兴，希望我继承传统，有所创新，让异国人也能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
不久，我就收到了父亲亲自篆刻的一方印章，在电话里父亲笑着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篆刻和你的名是什么意思，你给他们解释解释，我刻的印章里边一半用中文另外一半用英文字母，这样合成了中英文对照，其实就是你的姓名的拼音。”从此以后，我每次在异国作画，就经常会使用这方图章了，老外看了很高兴，认为我很尊重他们，既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方印我一直珍藏到现今，每当有老外要我作画，我便欣然盖上此章。直到今天，我的画所以与父亲拉开差距，与这方章对我的促进有很大关系。
在旧金山求学时，虽然学的是当代艺术，但我还是用传统的毛笔、宣纸进行创作。特别是对抽象艺术，我有了新的感触——抽象不意味着简单，相反它往往有更多的内涵和空间可供解读。艺术本来就讲究意境，尤其是中国艺术，去掉意境，便什么都没有了。中国艺术就好在一个“虚”字。我在美国念书，一位我很敬佩的老师跟我说：“你们中国人艺术欣赏有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画家哪怕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双重苦难，画出来的画仍然寓意美好，是向上的、甜美的。我告诉他说这完全是从西方的艺术欣赏角度出发去看问题。西方的艺术讲究一种天性的抒发，要把紧张与痛苦感从画作中表现，中国人则不同，即使生活再苦，也要往好的方面期盼，所以中国人喜欢有寓意的东西，喜欢委婉而不是直白的表达。
《新民周刊》：如今，您的绘画艺术在父亲基础与自我努力下，走出了自己的面貌。应该说，这是一条“中西合璧”的艺术道路。
程多多：的确。我在尝试走自己的路程，但所谓的“中西合璧”，又谈何容易？我最大的体会，中西合璧绝不是火上烤块牛排放在盘子里，用筷子夹来吃，不是的。尽管东方艺术本质与西方是一样的，强调要有美的感受，但两者处理的方法和效果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融合非常难。从西方绘画角度来看，结合国画的最佳者是林风眠先生，他的画是西画里加入了中国元素，特别是他的色彩，是油画的，但笔墨是国画的。而中国画里加入西洋画元素的代表人物，就是我父亲。你仔细去看他画里的造型、构图、色彩，里面其实存有很多西洋画的概念与技巧，但用得你感觉不到。比如颜色，他的画里也有大红大绿大黄，用在民间年画里就显得俗气，但他用就不俗，为什么？他用的是西洋画的复色，用的是摄影里的补色，通过颜色对比，显得鲜亮而不俗气，而且他用颜色的分量也不一样，掌握不好就很难把控。
我现在努力的，就是拉开与父亲绘画的差距，但我知道我离不开，也没必要离开，因此我运用的理论是他的，但画的题材和内容尽量是他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发觉得自己还不够，因为他早已经在自由王国了，但我还没达到。
丹青昆腔一脉相承
《新民周刊》：你们父子二人不仅共同从事丹青艺术，也有着不少相同的爱好，比如喜爱收藏明式家具、青花瓷，也喜欢收集老照相机，还爱好摄影。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民族戏曲，爱得尤为深沉，父子两代也与多位戏曲艺术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什么原因让你们爱上戏曲艺术的呢？
程多多：我们姐弟三人，父亲虽然偏爱大姐，只给她枕头下面藏鸡蛋，但却经常喜欢带我去听戏。我从小喜欢昆曲就是受他的影响。可能他觉得儿子女儿的教养方式应该不一样，男孩子不能太娇惯，应该多出去走走开开眼界吧。
在1959年北京方面请父亲去为历史博物馆开馆作画。我正好休学在家，便也跟了去。记得父亲经常带我去前门外的一家戏院听戏。记忆中他听戏和别人不一样，他一边听一边画速写。某天画的是《单刀会》里的关云长。爸爸说演员的每一个亮相都不会等你，所以要抓住主要线条。这一点对我以后画画很有帮助，既欣赏到了那么些名角儿的表演,又见到了那么赏心悦目的速写。所以我现在依旧保留着画画时听昆曲的习惯。
父亲还对我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画中国画最好能懂戏。”据我的理解，中国戏剧是写意的，中国画亦然，这一点是相通的，书画同源，戏与画也同源。
《新民周刊》：发老甚至还说“昆曲与国画是一个阿妈娘养的”。
程多多：昆曲是一种集中华传统文化各个方面优秀成果之大成的舞台表演艺术，传统的中国画讲究玩弄笔墨的情趣。尽管从表面上感觉两者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内涵上却是紧密联系的。它们的表现方式都是以虚拟实的。中国画的艺术创作里必须会涉及到的——如意境的表达、色彩的调和、线条的舒展、构思的完美、画面的章法等都与昆曲舞台上的表演艺术有着声息相联的沟通。同样的，从传统昆曲的表演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描述故事的精炼和表演艺术上的抽象，与中国水墨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意境的塑造上两者更是一脉相承，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昆曲与国画是一个阿妈娘养的”。两个后代只是面貌不同罢了，但是它们却有着相同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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