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秋：教人看画，就是功德
阅读提示：我想，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就会把书画事业做下去。我希望自己能再多做几年。
记者｜王悦阳
青山白云，杂花生树，老干新姿，健碧缤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海上丹青大家陈佩秋的绘画无疑都是独树一帜的，从重彩工笔，到泼墨写意，乃至逸笔草草，都别具风韵，表现出她是一位独特性格的画家。熟悉陈佩秋的人都知道，她早年曾以山水为起点，上世纪50年代后专攻花鸟，画风浓丽秀美，格调委婉含蓄。90年代开始她又着力探索细笔青绿山水，并大量吸收西画光、色的表现技巧，堪称别开生面，近一个甲子的艺术探索，耕耘收获，直至晚年，陈佩秋的青绿山水大多用彩墨写成，光华灿烂，大气天成，开创了彩墨结合的中国画新风。
也正因此，在今天的上海画坛，92岁高龄的陈老成了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的一代大师。身为上海书画院院长的她，无论是出现在展览会上，还是研讨会中，抑或在京昆名家演出的剧场里，一头银发，身姿干练，儒雅大气，快人快语，耄耋之年依旧不改其纯真、直率的本性。在前不久揭晓的“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中，陈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喜讯传来，恰巧《新民周刊》记者在陈老家拜访，面对祝贺，老太太微微一笑：“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想到获得大奖。评委可能是看在我年岁那么大，还在书画领域里不停地探索、研究吧！我想，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就会把书画事业做下去。我希望自己能再多做几年。”
的确，虽然近年来陈老年事已高，可身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一点也没有减轻。不仅有着大量的书画创作任务，还招收了为数众多的学生，意欲将中国画文脉代代相传。就在前不久成功召开的APEC会议上，20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都收到东道主中国发来的一份请柬，而这份米黄缎面、云锦图案的请柬，正面以行楷体书写的“请柬”二字，就是出自陈老之手。还有整个会场中悬挂的古色古香的中国式骨瓷宫灯，选用的也正是陈老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描绘在摇曳的竹叶中穿梭的小鸟；另一幅则是非常具有陈老典型风格的重彩青绿山水。那是92岁高龄的陈老，用了整整五天五夜时间潜心完成的精品佳作。
如今，陈佩秋寓居西郊一所花木扶疏、清幽雅致的小区中，每天依旧笔耕不辍，尽管去年开始有点痛风，手腕关节疼痛，画画受了一点影响，但她依旧把大量的时间都投身在书法创作与古画鉴定之中，常常凌晨时分仍举着放大镜在宋元名家的画册上忘我地做着批注。人生至此，除了心爱的书画艺术，陈佩秋早已无欲无求，因此，她的生活饮食严格克制，茹素，打拳，写字，每天也雷打不动地吃上一些坚果，日子过得充实而满足。
高花枝头晚始开，香在琼楼最顶层。大器晚成的陈佩秋以其对艺术的执著、坚持与不懈探索，迎来了人生一座座高峰的到来。
临古求精
《新民周刊》：尽管您已92岁高龄，但至今身随笔健，精力充沛，令人感佩。最近您动笔画画的时间多吗？
陈佩秋：说实话，很少。我天天在家里坐着，尽量谢绝一些社会活动，可是事情照样忙不过来。每天不断有客人来拜访，不少是来求我看画的。我有规矩，替人看画，一分钱也不收。而且好坏真伪，我都会一一告诉你，毫无保留。因此找我看画的人特别多。这也影响了画画的时间，很难静下心来。另外就是有点痛风，所以写字的时间相对多一点。
《新民周刊》：您是河南南阳人，青少年时期却是在昆明度过的。因此您对那里非常有感情，至今每年酷暑您还是会去昆明避暑、作画、会见亲友，是不是相对在那里能够拥有多一点的创作时间？
陈佩秋：前几年去时都是如此，现在也不行，朋友们都知道我会去昆明避暑，因此找我的人还是很多，没办法，呵呵。说起昆明，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那时候并不喜欢画画，我自小数理化成绩很好，因此志愿是学理工科。我的哥哥是钢铁专家，从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比他好。但我的父亲比较封建，他说女孩学什么科技，学学经济，以后在银行做做会计就很好了。于是他就做主，给我改到西南联大经济系，但我不要读经济。
那时候，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不少画家都来昆明办画展。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昆明，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经常去看画展，看得多了，就渐渐认识了他们，有一次黄君璧先生问我：“你那么喜欢绘画，为什么不来考国立艺专？”我想想有道理，于是就去重庆考国立艺专。那一年我22岁，一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这样开始了和绘画的缘分，一直到今天。
《新民周刊》：据说您在求学时恰逢“新制”，三年就能毕业。可是您放弃了，主动要求再学几年。
陈佩秋：那时候，国立艺专可谓名家如云。当时潘天寿、郑午昌、黄宾虹等大师，都做过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抗战胜利后，我随学校回到杭州，前前后后一共读了七年，本来我读三年就可以毕业，但郑午昌先生劝我：“三年太短，你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有道理，就主动要求延长学期，于是在学校呆了七年，七年里面的重点我大都是临画、写生。
《新民周刊》：我知道当时在临摹这件事上，不少老师、同学与您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对于您不断临摹古画尤其是宋画的这件事情并不理解。比如黄宾虹先生，他看您临摹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匠人画的画”。
陈佩秋：的确。我学画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临摹、写生。好像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记得当时恩师郑午昌先生带来许多明清的印刷品和照片让我临摹。清六家、明四家，能找到图册的我都临。山水我是由下往上临，从清、明、元一直上溯两宋，几乎每个朝代都临过。花鸟则是由上往下，主要是宋人，因为那是高峰，元代的也临了一些，明清的就衰落了，很少临摹。这七年里，我前后大概共临摹了近百幅作品。当时高年级班的同学都创作两三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嘲笑我，这个人没本事，高年级了仍是整天临画。但我不以为意，我又不要急着自己做什么创作，我觉得哪些东西挺好的，就去临，一直临了很多年。毕业后到上海，到了文管会以后，包括后来进上海画院后还在临，基本是一看见好东西就要临。
《新民周刊》：翻看您的画册，早年大量的临古作品，体现了您在艺术上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当时的印刷条件并不好，可是您的临摹却一丝不苟，几能乱真，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
陈佩秋：这幅就是临摹赵幹的《江行初雪》，是我第三次临了。第一次我临的全卷，1946年学校从重庆搬到杭州，我在图书馆里看见的，铜版印刷很小一幅，不知道具体尺寸，就给它放大，用的四川皮纸。第二次是50年代初期，我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印的珂罗版，比铜版的大，我就照原来大小临了一本，用的日本的绢。我在临这卷时，谢稚柳说他曾见过原作，是有颜色的，现在看来他当时恐怕没见过，是大千先生看见的。但老头子那时说画上有颜色，还有白粉点的雪。我就照他说的画了。那时候这卷东西给徐伯清看到，他要临，就借给他了。我上面没写款。后来问他，说“文革”中抄家抄掉了。现在这卷画加了个谢稚柳的款，去年拍卖行拿来叫我加款我不加，前面还多了王季迁题的字。这幅是第三次临，大约在1960年前后，是临的一个局部。
还有这幅《山稠隘石泉》，也是临的宋画，也画了两次，一个册页，一个手卷，钱瘦铁先生曾借去临过。我当时是买的宋人手卷的玻璃底片，分两段，后面一段还有芦花、大雁、远山，但我没临。可能那时买的玻璃底片不全，所以我就临了一个局部，但我觉得这个局部好。钱先生也觉得这个画法很特别，淡淡的没骨法，再加一点点皴笔。我第二次临就画全了，还加了颜色。另外，钱瘦铁先生还有一幅宋代李嵩的《花篮图》，有款的。我看到就借到家里临摹了一幅。后来张葱玉先生在我家看到了，觉得很好，立马就替北京故宫博物院买下了，100块钱。
写生创新
《新民周刊》：建国后，您从国立艺专毕业，与谢稚柳先生一起定居上海，谢先生进博物馆工作，您先是在上海市文管会工作，5年后又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与程十发、刘旦宅等人一起，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批画家，也足见画坛对您艺术的肯定。
陈佩秋：讲到画院成立，那个波折可大了。一解放，全国只有两个画院是公立的，上海有画院，北京有画院，全中国只有这两个城市有职业画家。建国后有了画院，所有的画师都养起来的，成立一年的时候，规划不得了，要弄多少亩地，还要养鸳鸯，养水鸟，画室又有什么东西……结果后来就反右了，马上被批评，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你还要走封建道路？你们要去搞旧社会的象牙塔？最后国务院说两个画院给地方管，所有的待遇撤销，画师无论年纪、资历，一律就只拿车马费，等于给你生活费，发80块钱。50年代我主要就是靠画工笔花鸟年画的稿费。画年画要符合老百姓的审美情趣，画得满满的，色彩夸张，喜气洋洋，印好几万张，全国发行。光版税就有五六百元，在当时算相当不错的。
《新民周刊》：曾经轰动一时的“檀香扇事件”您也参与的吧？
陈佩秋：哎呦，画檀香扇那是苦得不得了。那时公有制了，画家没有卖画了，没办法，你要吃饭就要画。当时画一把没多少钱，可一旦画坏了还要赔一把。江寒汀、钱瘦铁等老画家都画。后来大鸣大放的时候，画家就提意见，就为了这个事情，好几个人被打成右派。吴湖帆的学生张守成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他讲了句玩笑话：“画画锡箔钱，赔赔棺材钱。画得多累死，画得少饿死”。发了牢骚，于是就打成右派了。
《新民周刊》：您与谢老当时的境遇并不好，特别是谢老，据说还受到了一些打击。
陈佩秋：老头一开始就在文管会得罪了管人事的一个老太婆，是个山东人。当时没人敢得罪她，谢稚柳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和她拍了台子。后来这个人就搞了“打老虎”运动，其实文管会里根本没有贪污犯的，哪里来“大老虎”？莫名其妙最后说“大老虎”是谢稚柳。其实当时买画是要好多人一起决定的。但她存心要抓小辫子。说谢稚柳以赝品充好画，卖给国家。那时候市面上石涛八大的画少，但老头有，文管会的主任委员就对老头说：“大家一样买，就卖给我们吧。”于是就拿去了，便宜得很，一百几十块钱一张，两张三百来块。后来就说这两幅是假画。这怎么说得清呢？最后退赔。那幅八大的画实在好，原来是张大千的旧藏，退赔一百五十块钱，唐云看中了，钱就由唐云赔出来，画就给了他。
当时老头子被关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天天帮那些古画写签条、做卡片。后来陈毅市长来了，了解了情况之后说这样不可以的，这才救了老头。你想想，老头吃过这个苦头，大鸣大放时候当然就会说了。还是徐平羽好，保了老头过关，他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吴湖帆、言慧珠都是他保下的，才没有戴右派帽子。其实他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我们就是好朋友，他喜欢画，我们也给他画了不少画。他有一次去杭州看黄宾虹，就纳闷，说：“黄老是白内障，看不清才画那么黑，他又不是存心要那么黑。现在怎么搞的，反而觉得画得黑就是好的了？”哈哈哈。
《新民周刊》：1956年，您以一幅工笔画《天目山杜鹃》参加上海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后来此画又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荣获了二等奖，声誉鹊起。这幅作品是专门为美展而创作的么？
陈佩秋：不是，就是写生的嘛。那幅是我去天目山写生得来的稿子。画的是山杜鹃，加了个鸟。山杜鹃是大叶子，花也大，和我们家里看到的不一样。我觉得很特别，就画了写生，回来创作了这幅画。以前我在学校里一直画山水，进了画院，江寒汀先生对我说，上海喜欢花鸟的人多，你看，任伯年、吴昌硕都是画花鸟的，所以你还是到花鸟组好，还可以经常出去写生。我就听了江先生的话。那一阵子我常和叶露渊、江寒汀一起到苗圃，也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去写生。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也很多，特别是春天去看兰花，画了很多写生。
《新民周刊》：的确，除了临摹，写生同样是您十分重视的一个环节。在您一个甲子的创作历程中，光写生簿就有积累了好几十本，分门别类，品种齐全，从一朵花、一片叶，到禽鸟、鱼虫，山水的四时变换，无不一一入您笔端。直至今日，您在作画时，仍然会翻看当年的写生稿以寻找灵感吗？
陈佩秋：是的。所谓的写生，就是谢赫“六法”里说的“应物象形”。西方就是叫基本练习，也叫写生。我们的“应物象形”最好了，四个字包含很多意思。宋画最好的山水画、花鸟画，都是写生的，所以我临画的时候，我同时也写生。以前在学校里，我在西湖边上写生，画攀藤蔷薇，花爬在那个墙上一直可以爬到屋顶那么长的，我就弄三卷纸，就是卷起来，从下面画起来，慢慢画到高处，这个方法很笨的。后来到了画院，外出写生怎么带毛笔呢，我就拿一支毛笔，上面切掉，装在一个铁皮香烟盒子里，我有两管眼药水瓶子，塑料的，我就一管子吸墨，一管子吸水，弄了两个瓶盖做小碟子，一个是稍大的，画时挤一点水在上面，写生时舔笔用；一个是小的，画时挤一点墨供写生时用，正好装一个香烟盒。
早年在学校学画，总是临摹古人的东西，为的是认识一些规范的、优秀的传统。短短的几年，我只能学些粗浅的绘画理论、造型基础知识，谈不上创作成绩。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不受时间和课程的限制，便慢慢地学。日积月累，就能默写和分别一些熟悉的花鸟，以及它们的形态、结构和颜色。由于记忆的有限，记不清时，反复翻阅写生稿本，它帮我记下了自己要记的东西，并提醒自己可以更换不同的题材。
反观现在一些画家，过于依赖现代设备，喜欢用照相机和手机先把景物拍下来，看什么都匆匆忙忙。对画家而言，深入生活如果仅仅是浮光掠影，那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对实景写生。身边的一草一木，皆可入画，只要你有这个心思和毅力。
大器晚成
《新民周刊》：就在您对于绘画艺术走向精进纯熟时，“文革”的到来耽误了您整整十年。
陈佩秋：“文革”开始，红卫兵抄了我们家所有的画，老头和我收藏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画，甚至砚台、笔、墨，都被抄走，整整抄了两次，文管会一次，画院一次。甚至连我们家的呢子衣服也抄走。“文革”结束，被抄走的我和老头的画总共130多幅，都卖给了朵云轩，给了我们一万三千块钱。后来这批画都卖到香港去了，回归那年还开了展览出了画册。
《新民周刊》：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何时？
陈佩秋：重新拿起画笔大概是1971年的时候，画院又开始叫我们去写生了，因为尼克松要来了，周总理关照，宾馆要布置画。我们就到新安江去写生，回来就到锦江饭店去画布置画。我记得那时和周炼霞一个房间。
《新民周刊》：提起为宾馆画布置画。“文革”结束后，您与谢老一起进京，为北京各大宾馆、使馆等画了一大批精到的作品。这在当时看来是极高的礼遇。
陈佩秋：画布置画是从1977年一直到1983年。一开始北京美协请我们去北京饭店画布置画。我告诉你，别看这是很有名的饭店，但当时我们的日子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好，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想想那时候和现在不好比。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接待的规格很高，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常常携夫人来看我们，还有谷牧等等。我们第一年在北京，有一次有关方面问我们，上海山水画家哪个最好，我和老头就说，画山水最好的就是陆俨少先生。第二年我们去外交部画画时，就有陆先生了。
《新民周刊》：当时除了北京饭店，还去哪里作画了？
陈佩秋：后来是外交部邀请我们的，去为钓鱼台国宾馆，还有各大使领馆画画。钓鱼台是国宾馆，招待得还不错。记得最后一次去是进中南海画画，为紫光阁和武英殿画布置画。紫光阁是小平同志接待外宾的地方，要最好的布置。所以我们画得很认真。当时北京中央美院的几位画家也调来画，何海霞、俞致贞等等，我们那时是画大屏风，春夏秋冬，我和老头子画春天那幅。那时候都是画花鸟居多，记得程十发也画，一幅金丝竹，很大的，印象很深。
《新民周刊》：改革开放，不仅使您的生活得到改善，也获得了多次外出交流访问的机会，大开眼界。旅居美国的那几年，您大量研究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派绘画的艺术特色，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借鉴，丰富了中国画的用色技法，也使得您的画风为之一变。
陈佩秋：50年代以来，我主要是画鸟。在自然博物馆画花鸟标本，在苗圃公园画真花，并饲养过不少真鸟，还临摹了不少前人花鸟画范本。90年代前后，我侧重学画山水，并多用方构图，不拘泥只用勾皴和点法。从浅着色慢慢学画重彩，我开始学的重彩是传统大青绿。传统的金碧重彩法，其方法几乎都是勾皴后填色，或是填色后勾皴的，并且多以青色、绿色为主，赭、墨、朱、白次之。这时，我学的便是这种画法。
由于一次不期而遇的机缘，我见到大自然山中两旁的花树，色繁如锦，这些令人注目动心的色彩，我渴望把它们收入画中；也是一次不期而遇的机缘，让我学习和认识到大自然不是只有青山绿水，也有白山黑水。专用青绿主色来表现山水的典型，这是历史上的代表作家创造和概括大自然的一种形式；而我眼前见到的山，它的高耸和突出的部分，几乎近于白色，而水被云层遮住了光照，也几乎近于黑色。这些大自然的色彩，四时变化无穷，是难学难记的。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高难度复杂的技法，一时之间学它不成，只能慢慢地学。
改革开放以前，看到的东西少，所以那时作品的面貌还是比较旧的，水平也一般。后来看得多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许多国内外的画展，眼界大开，渐渐地对传统的优劣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与选择，从西方的绘画色彩中也得益很多。比如印象派的色彩，中国到了唐以后，主要就是水墨，有时候淡淡地加一点彩，叫浅绛。但西方的印象派用的颜色是非常好，变化多。我住在美国那几年，因为洛杉矶气候好，一年四季都是花。火山带的土是最肥的，不要自己再浇肥料，长的果子也好，花也好。春天，马路两边的那一排花树太漂亮了。西方的油画是看到这些东西，颜色变化多。我也喜欢色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用颜色了，学着用，慢慢地来，一下子也画不好的。多用心一点嘛，慢慢学。直至今日，我还努力在学，去吸取其中的养分。学西方的东西，我目前还是一个小学生。
《新民周刊》：您怎样评价自己的笔墨人生？
陈佩秋：我这一生既然选择了学画，并把它作为职业，这便是长时期的事。前人说“学无止境”。到老来，我更体会到这是经典之言。
重视鉴定
《新民周刊》：近年来，您在书画创作之余，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书画鉴定之中，不仅对多年来约定俗成的“名画”提出质疑，还亲自牵头成立了截玉轩古书画研究社，致力于古画鉴定人才的培养。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件繁琐而并不讨好的工作？
陈佩秋：不瞒你说，不仅不讨好，而且还费时费力费钱。但我觉得，这事情一定要做。
现在我们国家的鉴定落后是最大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美术学院里没有绘画史系的。现在是学理论的不晓得作画的方法，这是另外一种知识。我们自己画画的人再去搞鉴定是搞得非常清楚，他们没有办法弄清楚。因为看一幅画，最根本的就是要看画、要看笔法，光看绢底、材料、印章等没法完全确定，许多技术鉴定只是辅助。在书画鉴定中，感性认识很重要。我由临画而熟悉了历朝历代画家的用笔习惯，以及墨色、款识、著录，甚至绢的织造方式以及时间空间对它的影响等等。谢稚柳当初搞鉴定，最早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当“鉴定家”，而是为了画好画。因此他刻苦研究古人是“怎么画”的。结果，通过对古人“怎么画”的研究，一方面将古人的经验成功地借鉴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对于古人作品真伪鉴定的眼力。所以，我认为，搞鉴定的人要懂得笔墨，会画几笔，就有感性认识。不懂绘画，不熟悉画家的风格和用笔特点，有时就会上当受骗。
特别是到了今天，书画成为一种商品，于是真伪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出了《宋画全集》，连国外收藏的很多一起印出来，清楚极了，但很多幅也弄不清楚真伪。谢稚柳他们那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小组工作了8年，结束后出了一大摞书，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没谈，伪的多还是真的多？真在什么地方？伪在什么地方？都不谈的。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是每个博物馆里的人合起来，把《宋画全集》真伪的问题统统搞清楚。我说现在是搞鉴定工作条件最好的时候，用不着到库房里调原件看，现在印刷、照相技术高明，科技条件好，它印出来的版本很清晰，局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年我和老头卖画的钱，就都拿去买了二玄社的高清复制品，还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局部细节，堆满了我整整一个房间。这些都是要下功夫的。
人生一世，要做一点功德。我教人看画，这就是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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