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黑土地上的心灵史
阅读提示：那片土地给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一种强大的东西，我被大自然的风雪鞭打快半个世纪了，所以遭遇文学的寒流时，筋骨会强健。我对文学的追求，这种坚定，以及内心的宁静，与这种成长环境也有关。
记者｜何映宇
“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她说。
素雅的封面，仿佛远山淡影般的墨迹流过，一如她低调的为人。
从她的文字，就能让你闻到浓浓的土地的气息。
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新作《群山之巅》亮相北京2015年全国图书订货会。本书出版，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已过去十年，距上一部广受好评的《白雪乌鸦》也已有四年多。这次，迟子建再度将深情悲悯的目光投向中国北方苍茫的“群山之巅”，讲述在那里发生的勾人心魄的人间故事。
现在担任黑龙江省作协主席的迟子建从小就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1964年的元宵节，她出生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之后，到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学习，再入黑龙江作家协会工作至今，除了198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读书有过3年出省生活的经历，她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都与那片高纬度的山川平原合为一体。
高纬度地域的特征——寒冷、苍茫、坚韧、厚实——已经深深地刻入了她的文本文体中，有女性的柔美细腻，更有萧红生死场般的近身搏杀的一击即中，让你感动。
自1985年发表作品开始，她已经完成了500多万字的小说，包括5部长篇，其中，《额尔古纳河右岸》为她赢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也让她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作家之一。
在童年，北极村星星照耀的夜晚，她的外祖母会给她讲的故事，往往也就是十多分钟一个。这短暂的故事常常在她的脑海中翻腾不休。也许就是在那时候起，她开始梦想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吧。
最新的这部《群山之巅》，在《收获》发表后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苍茫雄浑，比《白雪乌鸦》更跌宕有致。在北方龙山之翼的龙盏镇上，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执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以及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不同、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的滚滚红尘中浮沉，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寻找出路。“生活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群山之巅》中的众多卑微的小人物，他们“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
这一首黑土地上飘扬的长短歌是迟子建人生的点滴感悟、片段悲喜，是大河中的一簇浪花、天河中一片涟漪，是这土地上的心灵史，在等待着你去发现与感动。
童年影响一生
《新民周刊》：1964年，你出生于中国最北的漠河，又长期在黑龙江省生活，念念不忘的是黑土地，是否有意地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
迟子建：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作家心灵的折射。我生长在黑土地，热爱它，所以我的笔触更多地伸向了它。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京求学时，每到寒暑假回家，列车穿过山海关，到了关外，你会感觉吹过来的风都是那么与众不同，异常亲切。
《新民周刊》：童年是否影响了你的一生？
迟子建：没错。我生长在大兴安岭，17岁以前，我都没有坐过火车。除了在北极村，就是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叫“永安”的小山村。壮阔的大自然，古朴的民风，以及那片冻土地发生的生与死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
《新民周刊》：萧红对你是否产生过特别大的影响？
迟子建：最初写作时，我对萧红的作品读得并不多，那时我更喜欢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等作家，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系统地读了萧红作品后，觉得她是天才型的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商市街》、《牛车上》、《手》等作品，已是文学经典，我非常喜欢。她是我们黑土地上诞生的伟大作家。
《新民周刊》：谢冕在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颁奖会上，对你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词：“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是否可以概括你近些年来的文学方向？
迟子建：其实从一开始，我的笔触伸向的就是我熟悉的领地，而我熟悉的领地本来就在“底层”。只不过我早期的作品虽然伸向了“底层”，由于年轻，看问题不很深刻，呈现的风貌也就不那么大气。而随着阅历的增长，写作的深入，看到了人性的多面，写作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
《群山之巅》:用我的生命写成
《新民周刊》：你最近出版了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据说写作此书历时两年，其间两度因剧烈眩晕而中断。家人担心你的健康，曾不许你再写下去？
迟子建：是的，作为我来讲，确实写得很不容易，写了两年，这两年身体不大好，确实有点呕心沥血的味道。《额尔古纳河右岸》调动了我的才情和我多年生活的积累，《群山之巅》同样如此。
《群山之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我想读者看过以后可能会有体会。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挑战，所幸我把它完成了。如果说它有什么优点？我想这里的每一个字，都用我的生命写成。如果说它们是雪花，你们接到手里的立刻会化成一滴水，而你们感受到这一滴水其实都是一个作者用他的生活经历，用他的艺术积累，点点滴滴挤出来的，也是流淌出来的，这里的甘苦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
《新民周刊》：身体出现问题的话，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会写不动？
迟子建：那倒不会。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则没有。因为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
《新民周刊》：你的小说，以文字优美、充满诗意著称，你觉得这是否与你的女性性别有关？这种文字之美，很大程度上来自汉语的文字之美，在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你偏爱哪一类？
迟子建：也许与女性身份有关吧，女性更加感性一些。在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我更偏爱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我至今依然喜欢读古诗词。《红楼梦》、《聊斋志异》，也是常读常新。翻译小说看得也比较多，其中也有许多我喜欢的作家。也许因为我生长的地方与俄罗斯接壤的缘故吧，我更喜爱俄罗斯文学。那片深沉博大的土地上，诞生了一批文学巨匠。
《新民周刊》：很多读者惊奇于你小说中的魔幻成分。
迟子建：因为都市人远离了大自然，远离了乡村，对于那儿发生的人与自然的故事，一些人以为那是我虚构的，其实不然。我留意到有读者认为我小说里的故事是虚构的，不相信有那么一个部落的存在，实际那是客观存在，我还实地做了采访。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写到的萨满给人治病体现出的那种神力，确实曾发生过，我几乎没用虚构，把他们放入了小说。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多姿多彩，我们看不到的鬼神世界光怪陆离，这两个世界交织着，对我的写作同等重要。
黑土地上短歌行
《新民周刊》：除了长篇，你在短篇小说方面也卓有建树，之前你出版了4部短篇小说编年集，这是否涵盖了你所有的短篇小说作品？选择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迟子建：我至今一共发表了大约百篇短篇小说，收入了69篇，还是筛掉了一些我个人觉得在艺术上比较幼稚和粗糙的作品。我一年大约写两三个短篇。我觉得好短篇，一年有一两个足够了。我选择的标准是，在艺术上比较靠得住的作品。
《新民周刊》：你在这套编年的前言中列了很多短篇小说名家的名字，这些名家是否都是你特别喜欢的作家？
迟子建：我提到的那些短篇小说名家，确实都是我喜欢的作家。这些短篇名家风格不太一样，带给我的是不同的营养。契诃夫的深邃、川端康成的优美、普宁的忧郁，鲁迅的犀利、杰克·伦敦的苍茫，蒲松龄的诡谲，汪曾祺的闲适，总之，他们太不一样了，但我都喜欢。
《新民周刊》：在中国当代文坛，爱写短篇的小说家也不在少数，苏童、余华、格非、莫言、张承志、史铁生等等作家都写过不少的中短篇，你对他们的中短篇小说怎么评价？
迟子建：你提到的这些作家，确实都写过优秀的短篇。不过像莫言和张承志，他们的华彩篇章还是在中篇和长篇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命若琴弦》，我非常喜欢。你提到的苏童、余华、格非，与我都是60年代生人，他们的短篇写得确实很好，尤其是苏童，他写了许多经典的短篇。中国当代文坛还有一些短篇高手，而且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好的短篇让人眼前一亮，像王安忆、韩少功、毕飞宇、刘庆邦、叶弥等。
《新民周刊》：写长篇要酝酿很多时间，那么写中短篇的话，是不是就比较轻松自由？
迟子建：相对来说，写长篇压力更大，因为写作时间漫长，对作家的心智也是一种考验。但它也更具魅力，因为它提供给作家的空间很大。而写短篇，慢的话，通常十天左右就完成了，你可以尽快地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确实让人愉悦。但这并不是说，短篇给人的空间不大，其实它更锻炼人，就是逼迫你做个好裁缝，懂得裁剪，不容许你说废话。所以好的短篇，张力大，气场足。
《新民周刊》：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
迟子建：坚持自己的东西，不畏浮云遮望眼！还有，故乡是我的精神根据地，我在黑龙江漠河出生长大，即使在哈尔滨生活，每年至少回去两次。从童年到现在，我眼里装的都是大自然的四时风景，而且我们那里，每年有半年是冬天，特别寒冷，那片土地给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一种强大的东西，我被大自然的风雪鞭打快半个世纪了，所以遭遇文学的寒流时，筋骨会强健。我对文学的追求，这种坚定，以及内心的宁静，与这种成长环境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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