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纽约的腔调
阅读提示：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感到快乐，因为，写作是他最大的理想。
记者｜何映宇
当他还是个小小的林地管理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格子衬衫、把口哨塞在裤兜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拼命阅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过，日后，他自己的作品会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被那么多的人阅读，具有如此高的关注度。
1964年，唐·德里罗（Don DeLillo）从广告公司辞职，搬进纽约靠近皇后区中城隧道的小公寓，租金是6美元一个月，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他说：“我当时收入拮据，只能过一种非常清贫的生活。我的电话费一个月大概是4.2美元，房租是一个月6美元。但是我正在成为一名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忽略时间的流逝，忽略生活的艰难。”
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感到快乐，因为，写作是他最大的理想。
现在，唐·德里罗已经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最终名单。1979年和1984年，他先后获得声誉极高的“古根海姆奖” 和“美国艺术和文学科学院文学奖”。他于1985年发表的《白噪音》更使他在美国声名大震，次年即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最具经典性的代表作。1988年发表的《天秤星座》获“《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评选了自1980年以来美国最好的小说，德里罗有3部小说入选，它们分别是《白噪音》、《天秤星座》和《地下世界》。英国著名作家马丁·艾米斯读完德里罗的《地下世界》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它也许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然而毫无疑问，它已使唐·德里罗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由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罗伯特·帕丁森和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电影《大都会》（德里罗同名小说改编）在201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一亮相就引来媒体无数，虽然毁誉参半，却使得德里罗的作品更受青睐，而德里罗本人也是力挺柯南伯格：“那是一部极端表现主义、完全不妥协的杰作。”
冥冥中注定了他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吗？在写作《天秤星座》时，他书桌的书架上，有一张暗杀肯尼迪的嫌犯奥斯瓦尔德的照片（他也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当他写到最后一个句子时，照片从书架上掉了下来，他只好停下来把照片接住，而小说，也就此戛然而止。
那时候，他开始写作
德里罗出生在一个意大利裔天主教家庭中，他的老家是意大利的莫利塞。移民到纽约后，他们住在布朗克斯的意大利裔人区。在那儿，他写道：“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在棒球这项运动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想要成为电台的棒球解说员。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棒球比赛。我们家的小房子里住着11口人，但逼仄的居住环境并不是问题。我心无旁骛。我们讲意大利语，也讲英语，我的祖母，在美国已经50年了，还没学会讲英语。”
他觉得童年时代对他写作的影响在于：它给了他一个观看更大世界的视角。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所体现。他说：“《美国》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两代移民的儿子，我深深地感受到，美国，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移民梦的最终目的地。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写这部作品时，我已经20多岁了，也离开了布朗克斯区，但是我还是想回过头去重新审视那曾经吸引我的移民主题，而且，它可以视作我的一部私人的独立宣言，表明了我的文化企图心，它大大拓展了我的写作的疆域，让我能够进入一个自由写作的世界。”
在他创作生涯的早期，出版商对于写作者的前途更感兴趣。一位出版人也许已经发现，一部特殊的虚构作品也许并不能创造太多的销售佳绩，但是如果这本书体现出作者杰出的写作天分以及他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那么出版公司就会给他这个出版的机会。就这么着，唐·德里罗在小说界抓住机遇，开始崭露头角。
在2010年接受《澳大利亚人》杂志的访问中，唐·德里罗回忆了他的青年时代：“我有一个个人的黄金时代，那时我三十出头，那时候，我开始写作。”而关于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他当时并不喜欢阅读和写作，直到有一年夏天，他成为了一名林地管理员，才开始认真读书，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
德里罗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其实他小时候根本就不读书，就看点漫画！14岁时，他开始读《德拉库拉》，吸血鬼的故事，还有一本他喜欢的书是《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后来，18岁时，他找了一份暑期工，当林地管理员，或者就是叫看园子的。就是在布朗克斯的一个公园里，那时候没什么事，他就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捧一本书来读。“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这里休闲的普通市民呢，”德里罗说，“我读的是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之后，是乔伊斯、海明威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正是在乔伊斯这里，我学会了在语言中发现一种优美和炽热的光芒，那种光芒让我激动，让我也开始尝试着写作，寻找属于自己的词语和句子，而它们属于我们的时代。”
恐怖与迷失
唐·德里罗的写作包罗万象，但在后期，他对恐怖主义的兴趣明显增强。
《坠落的人》写的是“9·11”恐怖袭击中的一个家庭的命运，《天秤星座》取材于刺杀肯尼迪的嫌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平故事，而这一切的开端，是1977年的《玩家》。这本书关注的是一对雅皮夫妇的生活，他们被卷入一桩企图炸毁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怖阴谋之中。唐·德里罗说促使他开始写《玩家》这本书的，是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待过那一段不长的时间。他有个朋友当时正好是个职业经纪人，他所经历的故事成为了他的小说最好的素材，他说：“我感到兴奋的是参与者的浪潮，那些迷狂的人们，并且终于明白，之前我浮光掠影的一瞥，在脑海中闪现的一个粗浅的写作念头，原来是可以进一步地发展成一部小说的。而在这时，人物角色及时地丰满了，一个故事开始慢慢成形，我用对话表现出1970年代那些城市中的职业经纪人的言说方式——那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一种完全真实、没有经过加工的人物角色性格和普遍存在的心态。”
这部小说最特别的方式就是其中的对话。《玩家》中对话是超现实的、跳跃的、尖锐而具有敌意的，还有点搞笑。德里罗说：“那是这座城市中男男女女的说法方式和腔调，他们懂得对方要说什么，那正是纽约的腔调。”
虽然之后他就不用这种方式书写了，但是在《玩家》中所流露出的那种世纪末的悲观情绪还是在他之后的写作中一以贯之。2001年的《人体艺术家》是一部关于时间和迷失主题的小说，《欧米伽点》——他最短的一部长篇——同样如此，德里罗说：“《欧米伽点》这部小说和《人体艺术家》考虑的都是时间和迷失的专题。只是，一个故事发生在沙漠，而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海岸。在一部小说，一个年轻女人消失了；在而另一部小说中，一个年轻的男子正在阅读未来。”
他最新的小说，也是他的第十六部小说正在写作之中，但进展很缓慢，他对《新民周刊》记者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回答完你的问题之后，我会继续奋斗，争取早日完成我的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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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是现代主义
《新民周刊》：1985年你出版了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白噪音》，这也是你的第八部小说，你快速崛起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凭借这部小说，你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当代后现代小说家的阵营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你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你认为自己是个后现代小说家吗？
德里罗：后现代主义在建筑中是一回事——反对现代主义的建筑规范；而在文学中，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是现代主义的极端表现。如果我必须用一个词来描述我的作品，那恐怕还是现代主义。我是在以一种乔伊斯和福克纳以及欧洲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似的革新精神来写作。
《新民周刊》：《白噪音》大获成功之后，你写作了另一部广受关注的小说《天秤星座》，取材于刺杀肯尼迪的嫌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平故事，写作这部小说是不是投入了特别多的精力？
德里罗：我的家乡布朗克斯区是奥斯瓦尔德呆过的地方，那时候，他14岁，我16岁。这部小说花了我三年半的时间——写作、旅行和研究。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26卷的《沃伦报告》，这是这次暗杀事件的《牛津英语词典》，在我看来，它就像是一部乔伊斯式的小说，繁复而疯狂。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悖谬，暗杀肯尼迪总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可是我却要花几十天的时间来翻阅这些枯燥又无趣的案宗，从他的学校成绩单、财产清单到厨房抽屉里的绳结照和他母亲的牙科病例，不一而足，巨细无遗，任何细枝末节，只要能找到的，都在这，它们提供了我的小说的坚实基础。
我又去了达拉斯、沃思堡、迈阿密和新奥尔良，看那里的房子、街道、医院、学校和图书馆，还有书籍、杂志和照片，还有科学报告、小出版社的印刷品，我像个侦探一样找寻蛛丝马迹，在那里搜寻着他的踪影，搜集所有与他有关的资料。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鬼魂，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夫人还从得克萨斯她的亲戚那里搜罗到了一些他的资料，我看了他暗杀那天目击者拍下的录像带，听了他上广播节目中的录音磁带，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那会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你知道你进入了一个人的生命迷宫，你同时是科学家、小说家、传记作家，你在探寻这天地间的秘密。
《新民周刊》：2007年5月你出版了《坠落的人》，关注的是“9·11”恐怖袭击中的一个家庭的命运。2007年你接受德国《时代周报》的采访时说：“你一开始并没有想写‘9·11’的故事。”那么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部小说？
德里罗：“9·11”事件之后，我设法进入下曼哈顿的保护区，那里是受到恐怖袭击的地方。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哈泼斯》杂志上，当时我还没有想写小说的念头，直到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男子，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从浓烟中走出，我的心动了一下。我也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我写这部小说的，特别是，如果这个公文包属于其他人呢？而当我决定写《坠落的人》时，我就进入了一个劫机和双塔毁灭的故事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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