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继先：南腔北调，书画人生
阅读提示：“我特别崇尚自然，我这个年纪，不再是追求名利的时候了，因此特别放松，我每天上午画画，画自己想画的画，很开心，满足。”
记者｜王悦阳
走进古稀之年的海上花鸟画大家龚继先先生画室“半闲草堂”，顿感满目清新。四壁张挂的是前辈大师谢稚柳、唐云等题写给他的对联，而墙上贴着刚完成的一幅幅花鸟佳作，则带给人赏心悦目之感。水墨清新，指墨清雅，工笔细腻，小品灵动……这些作品讲气韵、讲意境、讲章法、讲格调、讲笔墨，严谨中透着灵气，成熟中不乏洒脱，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同时，将文人气息嫁接时代精神，颇具一格。在他的大画案上，则堆满了毛笔、书籍、卷轴等，却丝毫不乱。一杯清茶，一根香烟，在冬日的上海，龚老师的画室显得格外儒雅温馨。
熟悉龚继先的人都知道，老先生特别擅长水墨大写意花鸟画，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先后师从著名画家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王雪涛、郭味蕖、田世光诸先生，早年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基础。1963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后，又得著名画家谢稚柳、唐云、陆俨少、陈佩秋等先生指导，笔墨修炼之余，研究古代书画鉴定，过目国内公私收藏晋唐以来书画真迹近万件，对中国画有系统的研究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并对中国美术史论有深入研究，曾历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编、副总编辑、总编辑，并长期主编《艺苑掇英》丛刊，通过图版和文字，系统介绍海内外公私藏家的中国古代字画精品，在美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无论头衔有多大，资历有多深，龚继先始终保持着淳朴的艺术家本色，出生于北京的他至今不改一口纯正的“京片儿”，偶尔夹杂着几句上海话，则证明了自己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光，在上海这座城市度过，恰如龚先生自己所评述的那样——“南北结合、南腔北调”。
“我的作品没有什么鸿篇巨制，只是随心所欲，画点小玩意儿，自觉十分开心，仅此而已”，说起自己的花鸟画艺术，龚继先微笑着说道，“我坚信花鸟画‘能自娱，方能娱人’的道理。在不断研究古今名家及当代同道的长处时，不与人争高下，兴之所至，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一天春色可以寄于数点桃花，二三水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在一花一鸟中，我们可以有无穷发现。艺无止境，过去的就过去了，至于以后如何还是个未知数，不去想它。我把创作过程当成一种磨练和一种享受。”
学画与做人
《新民周刊》：龚老师今年已是76岁高龄了，可每次来画室看望您，都能见到您伏案创作、孜孜不倦的身影。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酷暑天来拜访，您竟然不顾高温，神定气闲，在细笔临摹宋人绢本《白鹰图》，那般认真执著，真令我感动不已。
龚继先：哪里！我这是想到哪儿就画到哪儿。白鹰是临摹，虽然我这个岁数了，但我还是要临摹。为什么？白鹰我们古人有很多不同的画法，有的是勾线填色的，有的是不勾线的，表现方法各不相同。办法很多，我就想试一试，都画画看，这样也就多一点儿认识。所以，我画白鹰，就是学不同的方法，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虽然我七十多岁了，所剩的时间不多，但还是要学习。
《新民周刊》：从一幅画的创作态度就可看出您始终不曾停止对艺术的追求。回想起当年，您从少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浸淫在古书名画里，且博览群书，从画史到画论，从老庄哲学到现代美学，从陶瓷艺术到紫砂茶具，从古典音乐到京剧、话剧，无不涉及。那么您又是如何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呢？
龚继先：我画画不是受家庭影响，但我们家住在故宫边上，常常有机会去看，去临摹故宫展出的藏画。初中没毕业我就想拜师，但家里不同意，父母觉得要画画先要读好书。于是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总算可以去考美院了。我当时交的作品就是自己的一幅写生，后来就取了。
进了美院，如鱼得水，学习也更系统了。当时教画山水和写生的是李可染老师，花鸟画老师则是李苦禅、郭味蕖、俞致贞、田世光等先生，教人物画和素描的是蒋兆和老师，刘凌沧老师则负责古代书画临摹，等等。当时我们一进去不分科，都要学，除了书画，古代哲学、美学、诗词、戏曲、交响乐，我都接触，都喜欢。这些学习内容都是当时的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制定的，我至今非常感激他。叶先生一直希望我们广泛地吸收，因此除了学校里的老师，他还常常请校外的老师，比如杭州的潘天寿先生，山东的于希宁先生等等都来上课。
因此我们当年学画，绝不囿于一家一派，比如王雪涛先生，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我觉得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得特别好，李苦禅先生就亲自写了推荐信，我们就每礼拜都去跟着雪涛先生，学了整整两年。
再加上当时故宫展出的很多历代经典作品，我们凭校徽进去很自由，不花钱，还可以当场临摹。因此临摹的习惯我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旦看到好东西，就有临摹的冲动。你所看到的《白鹰图》就是其中之一。
《新民周刊》：这群艺术史上享有大名的老先生们之所以互相尊重，开门教学，且丝毫没有门户之见，在我看来目的只有一个，要为学生们打下坚实的中国画笔墨基础。
龚继先：的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觉得，哪怕整个求学时期、四五年的时间都用来打基础，你也一点儿不吃亏。但是，规矩并不是束缚你创作的框框。所以李可染先生曾说，谁能在最严格的规律底下，求得最大的自由，这就是大师。比如说诗词格律，非常严格，可是李白、杜甫、苏轼写出来非常自由，似乎毫无框架，这才成其为艺术。所以画画创作，我就是遵循这样一个过程，学得多了，广泛了，自己的性格、修养、经历、趣味、品位，也就会在作品中逐步体现出来，就有了个人面貌。
《新民周刊》：您是在何时确定以花鸟画作为您从艺主攻方向的？
龚继先：我们是在大学三年级以后分的科，我自己选择了花鸟画。一个是因为我从小喜欢花鸟画，当初我考美院所交的作品就是花卉写生，因此很有感情。另外，我觉得中国画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是一个原则，缘物寄情，是通过描绘的物体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认识。齐白石有一方印章：“草木未必无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适合画花鸟，通过花鸟也可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
《新民周刊》：在您从艺50周年的画展上，我曾见过一组您求学时画的花卉写生稿，造型精准，用笔、线条都十分讲究，可见您当年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龚继先：这就与画人物画要学会画人体一样，结构必须掌握。画花鸟特别要注意，写生时要讲结构。速写、写生的过程是认识的过程，认识之后，脑子里有这一形象，画理不能违背，但创作的过程，就是靠笔墨来表现的了。
记得以前黄胄老师来为我们示范，画完之后，叶浅予先生点评：“别看黄胄是在画案上画的，但画完挂起来一看，结构、比例绝对分毫不差。”这就是功夫，乍一看是小事，其实不是小事。再比如潘天寿先生给我们示范用笔，别看他画的大写意，但他落笔前考虑再三，一旦落笔，很稳健。这不是胡来，这是有道理的。画法是多种多样的，一朵牡丹花，从宋代画到现在，各人笔下的都不一样，因为修养、品位、水平不一样，所以说“画如其人”，一点儿都不错。
《新民周刊》：李苦禅先生是您的恩师。在漫长的求学岁月中，苦禅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龚继先：苦禅先生是山东人，性格直爽，知无不言。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就是教我们做人。他教导我们“人品不好，画就没有格”。平时上课，他除了为我们边示范边讲解，课下还喜欢讲笑话，特别是他的恩师齐白石大师的许多趣闻轶事。我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其实老师所说的那些齐老的故事，还是在讲艺术道理，教我们怎么做人，教我们如何对待艺术的“真、善、美”。另外，他教导我们，中国画崇尚自然，因此画上斧凿、做作、人工的痕迹不要有，要“道法自然”。我受老师这一影响很大，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崇尚自然，我这个年纪，不再是追求名利的时候了，因此特别放松，我每天上午画画，画自己想画的画，很开心，满足。下午我就不画了，散散步，看看书，有看不完的书。以前很多读过的书，现在再读，体会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一种反刍。
感悟写意精神
《新民周刊》：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您服从分配来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几十年间，有机会过目书画藏品上万件，上至晋唐，下及近代，这一切都大大提升了您的眼力，也大大丰富了您的创作内涵。 龚继先：我到了上海人美社，就开始做编辑，虽然画画少了，但看的东西就太多了。特别是编辑《艺苑掇英》，国内外的私人收藏，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库房里的东西我都看了，那个收获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接触到了一批上海的老先生们，比如谢稚柳先生，他家就在我们出版社后门，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对我影响很大，很多选题就是和谢老聊天时商量出来的。还有朱屺瞻先生、唐云先生、程十发先生等等，对我画画帮助很大。
《新民周刊》：从京派到海派，您得以有机缘接触了南北诸多艺术大家。在您眼里，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龚继先：我到了上海之后，水土变了，环境变了。但感觉无论南北，这些老先生都一样，特别厚道。我觉得凡是能成大家的，都厚道，没什么斤斤计较，这点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谢老，为人热情，每次拜访完我走了，他都坚持亲自送我到门口，还要鞠个躬，他写给我的对联，都落款“继先吾兄”，真是老派得很。一本台湾出的《故宫名画三百种》，谢老一张一张翻给我看，帮我解释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幅对，哪幅不对，真令我受益匪浅。我觉得我们这代和谢老、苦禅老他们比，差远了，人家肚子里的学问、修养，太高了。所以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老老实实画，别去炒作，炒作早晚要破裂的，画家最后还是要靠画来说明问题。
《新民周刊》：说到您的花鸟画艺术，面目众多，手法多样，气格清新。在您看来，您的花鸟画艺术所追求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龚继先：第一个是“简”，第二个是“静”，第三个是“厚”。“厚”也包括“拙”。章法上、笔墨上都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虚实相生的关系。我喜欢在空白上讲究虚实，大虚大实，以前我们学书法，苦禅先生就对我们说：“你们别老看着黑，你们要看着白”，当时我们不明白，现在明白了，这个“虚”很重要，但是“虚”不一定都是白，笔墨里也有虚实，慢慢实践就理解了。比如写个“田”字，笔画里四个空档大小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大小，就是印刷体，写字画画，这个道理都是相同的。
《新民周刊》：您的画的确做到了虚实相生，因此所体现出来的气息也是儒雅敦厚的。
龚继先：说到“厚”，我们说画得墨厚，颜色厚，其实关键是用笔，而不是墨汁、颜色浓淡的问题。用笔要很自然，八大山人、吴昌硕的画都是这样，厚实。当初我们问苦禅先生，怎么算厚，他说你去看快下雨的乌云，基本色调差不多，反差不大，但看上去就很厚。而晴天的云彩，反差很大，但很薄，就没有厚度。古人所谓“用墨如油”，就是指笔墨的厚度，但它又是统一的，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你就要自己去追求、实践。
《新民周刊》：在图式创新盛行的当代中国画坛，对于笔墨的追求往往变得不再重要。而您的选择却恰恰相反，在花鸟大写意的领域内特别讲究笔墨的变化生发。为充分表现心中的笔墨之道，您更大量运用不同性能的纸张营造不同的笔墨效果，如用生纸所画《泼墨荷花》，行笔如风，截玉断金，墨色沉重苍润，极得吴昌硕“画气不画形”的金石意趣；而以浆纸所画《荷塘蛙鼓》，破墨如生，将烂漫华滋的意趣推向极致；而以熟纸所作《瓶莲》，则用破墨法借材质独有的透明感强化水墨的流动与渗化，大有青藤神韵。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尝试，您是如何理解中国画的笔墨艺术的？
龚继先：记得以前王雪涛先生给我们讲课。他拿一本珂罗版的《名画大成》，翻到陈白阳的一幅画，问我们，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等我们说完了，他再开始分析，疏密、用笔、用墨，优点缺点，都一一分析给我们听。所以我们现在看画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画，总体看气息，随后看笔墨。笔墨到底好在哪儿？其实中国画的用笔用墨，都是辩证的，方中带圆，圆中带方，枯中带湿，湿中带枯……我曾跋己画云：“人无骨则不立，线无骨则媚俗；人多肉则慵懒，线多肉则浮华。凡筋骨血肉齐备，则线含造化生机，左右逢源，无不适意，而生趣自在也。”中国画说到底就是辩证法，就是老子的太极图，阴阳对比，变化无穷。古今的中国画理论，多到足以堆满一个房间，但讲的道理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的戏曲、音乐、园林、诗词等等，在对比中和谐统一，都是求的这个道理。
我觉得，有笔墨处和无笔墨处，虚与实，皆是心灵与感情的载体，也是一幅作品的气韵、气息、意境、趣味所在，要做到不温不火。一幅画火气太大了，光讲气魄不讲笔墨，那就粗野得很，反之，一幅秀润的画也绝不能小家子气、娘娘腔，这都是辩证关系。所以，我看画、读画、画画，都是坚持这个原则，有这个原则，就可以无限地发挥了。
《新民周刊》：随着与南北大家的深入接触，他们的艺术精华，您都吸取与融入到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中，将近一个甲子不断地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别是您的指画，尤称精绝。指画艺术从清代初创至今已三百多年了，初期是高其佩等人作为文人相聚时的戏墨而已，后经潘天寿等大家多年探索发展，已从文人墨戏中脱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艺术。这其间不乏名家高手，然而能像您这样善于用水用墨，又恰到好处地在宣纸上用手指如同在琴键上潇洒演奏的，确实屈指可数。难怪谢稚柳先生评价道：“指画以清代高其佩最著称，以其描写五彩，无所不能。今继先以彩墨创为指画，乃与笔写者几不能辨，信为难能，尤非高其佩所能梦见也。”谢老所肯定的，恰恰是您的指画，画出了笔墨，甚至笔墨无法表现出来的效果，难得可贵。
龚继先：其实指墨有很多的局限性，一个，干枯，因为含水不多。第二个，线条拉起来支离破碎，统一不起来。怎么办？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认识到它的缺点，就要克服它。还要注意一点，你画的是中国画，用手指、用水、用墨，达到笔墨的效果，甚至笔墨达不到的效果。这样，你的指墨就对了。如果就是哗众取宠，那么拿竹签、抹布都可以画，就失却了指墨和中国画的原则了。指墨的层次变化，甚至比用笔画的还要滋润，因为毛笔一笔下去，提上来了，水会吸走一部分，但用手，水分的控制就变得很微妙，可谓其乐无穷。
《新民周刊》：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一生笔墨耕耘成就了您今天的艺术。可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您当年留在北京，那么现在苦禅老花鸟画派的掌门人一定非您莫属，那样您的名气、地位、画价也许会比现在更高。对此您怎样看？
龚继先：不能这么说。我从不后悔选择了上海。回想当初我来到这座城市，真的挺开心的，我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五箱书。到了上海，我也挺适应，在这几十年里，我曾经所喜欢的一些上海画家，都有缘接触了，还得到他们的照顾帮助，真好。当然，也有人向我提过，范曾是我师兄，崔如琢是我师弟，如今他们的画价都好几百万了……但我不求这些，在经济上我足够了，追求这些是无止境的。我追求的是开心，天天开心，我觉得，没有过多的奢望，就会开心，人活着还是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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