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壶王”陈大鹏
阅读提示：经过三十年的苦苦寻觅，陈大鹏收藏了一千多把陶瓷壶具，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年间，时间跨度达数千年之长。
主笔｜沈嘉禄
收藏家大都“邋里邋遢”
今日中国，满大街都是收藏家。若要判断大街上迎面走来的这个人是不是收藏家，有个小窍门。如果他衣着随意，甚至有点上海人所说的“邋里邋遢”，走路时眼睛也不盯着行人看，有光鲜的美女擦肩而过也旁若无人，他只关心目光所及之处有没有老东西——别说正儿八经的古玩店，就是一般的寻常之物，比如——老房子、老门环、老消防龙头、老信箱、老花盆等等，若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也会停下来打量一番。呵呵，这位爷八成就是收藏家。
军旅作家陈大鹏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不是一个“邋里邋遢”的人，还保持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但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从网上淘来的“坑子货”，每件售价不超过500元。他也有大卡的名牌，但都是朋友“可怜”他而馈赠的，平时舍不得穿，只在正式场合装点一下，回家马上脱下挂起来。有一次太太给他买了一件茄克，合身，大方，他很喜欢。问价，太太报价380元。他心安理得，不料过几天在口袋里摸出一张太太忘了转移的发票，上面明明白白写着580元，他心疼得差点泪奔。同一天，有藏友在网上晒出一把清代乾隆年间的粉彩瓷壶，最后一分钟他果断出手，以5800元购得，顽童般的笑容又回到他的脸上，并直呼“捡了大漏”，刚被他数落了一顿的太太则哭笑不得。
陈大鹏是军人出身，军旅生涯超过三十年。上世纪60年代初中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汽车修理十二厂当钣金工，三年满师，报名参军，先是当炮兵，很快进了报道组进了电影队当广播员、放映员。1974年，他经部队推荐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后来他因为“工农兵大学生”这顶帽子而被朋友嘲笑过，但最终还是以实力证明了自己。再说在复旦他毕竟也受到一班大师的亲炙啊，蒋孔阳教的美学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决定了他日后从事文艺评论的主攻方向。毕业后，陈大鹏跟随独立一师调防温州，一年后到东海舰队任新闻干事。1983年到《人民海军报》当记者、编辑。1984年到《解放军报》当编辑。从此以后，他的精力和才华得到尽情释放，写起文艺评论如鱼得水，出手又快，如急旋风一般。说起北上成为军报记者的经历，陈大鹏颇为得意，那时他写了一篇很有深度的文艺评论，就投给北京的《解放军报》，军报文化部资深编辑麦辛看了拍案叫绝，马上编发的同时又回信对陈大鹏鼓励一番，同时问他是否愿意到《解放军报》来？陈大鹏当然求之不得，跟领导泡了几天蘑菇，总算获准放行。在《解放军报》文化部实习了一年，军报有意留住这个人才，但部队里调动有“军规”，同一军种交流还比较容易，跨军种调动就难于上青天了。于是他采取迂回战术，先去海军总部的《人民海军报》干了一年，算是进入“驻京部队机关”，然后再在这个层面调动，终于如愿跨入《解放军报》门槛。
在《解放军报》，陈大鹏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写了许多文艺评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当时军报的文艺副刊较多地注重在文学上，而陈大鹏认为军报文化部的视点应该更开阔，比如军事舞台艺术、造型艺术等领域，并经常亲临第一线采访，以长篇通讯、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形式推出了一大批部队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后来成了新时期中国艺坛的精英、骨干，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在这时间陈大鹏也没放弃文学创作，写出了《横马朱仙镇》、《人生舞台》《青花》、《中国星》、《陶勇将军传》等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剧本、文艺批评作品，在部队作家群中也成了一名骁将。
“缩小包围圈”是卓有成效的战术
在首都，陈大鹏除了撰写文艺评论，另一个让他痴迷的事情就是淘古玩市场。90年代起，北京形成了潘家园、报国寺等好几个古玩市场，每当周末天蒙蒙亮，陈大鹏就换上便装，怀揣几个冷馒头，再带上手电筒去淘古玩。小有收获，就乐不可支。
要说陈大鹏爱上收藏这档事，倒也不能说头脑发热，误打误撞。早在上海老家读中学那会，他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爱上画画，即便在时局相当混乱的那些年里，他还偷偷摸摸去拜访刘海粟、华三川、贺友直、颜梅华、高适等大师，学画国画、连环画，还学过篆刻。有一天，他家弄堂里来了一个挑旧货担的商贩，前后两筐都是沉甸甸的石头，别人看也不看，这玩意儿又不能填饱肚皮，但陈大鹏闻讯赶去一看来劲了，好家伙！有老印章，也有新印石，至少两三百方。他当时已在汽修厂工作，兜里有点钱，就一跺脚出了52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将这副担子的石头包圆了，一时间，弄堂里的阿姨们都笑他是个大傻瓜。后来，这担印章和印石大都被他送人了，要是放在今天，差不多可以换两三套房子。在部队时他曾奉命接待过著名篆刻家韩天衡。因和韩天衡同出一个海军部队，而且同在温州呼吸咸湿的海风，所以在短短几天里能近距离谈艺说画，很是投缘！韩天衡不仅是个篆刻家，也精于书画。韩天衡有一句话对陈大鹏当时印象深刻：“我可以一天不拿毛笔，但不可一天不读帖。”韩天衡每次外出都要带一本帖，即使坐在空气混浊的火车车厢里，也是取出字帖，一手拿帖，另一手在膝盖上划拉，韩天衡说这是“读帖”。从此以后，陈大鹏也养成了“读帖”的习惯，走到哪里都要用手指“读”帖。日积月累，陈大鹏对历代碑帖了如指掌。
收藏的“水”很深，一不小心掉进去，轻者劳民伤财，重者倾家荡产。陈大鹏在他的收藏路上得益于三个老师。
第一个老师叫汪玉清，因其胖，北京古玩界的同好都叫他“胖子”。胖子虽然比他小二十岁，但在江湖上已经混了经年，眼光极好，陈大鹏拜他为师，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陈大鹏在潘家园淘到的第一件陶瓷“清雍正青花渔翁得利图案小罐”，就是“胖子”掌的眼。而在他的收藏中颇为耀眼的几件藏品，如清康熙乌金釉开光花卉壶、清康熙青花凤穿牡丹纹军持、清康熙青花婴戏图四系壶、清雍正青花梅花纹执壶、清乾隆塑雕蓝釉猴型壶、清乾隆粉彩三娘教子图案壶、清光绪广彩戏曲人物图案壶等都是胖子掌眼让他买下，或友情转让给他的。胖子的善举让陈大鹏确立了信心和基础收藏，陈大鹏从此视这位可爱的小弟弟为终身老师。
第二个老师是李宗扬。1989年，陈大鹏报名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鉴定学习班，授课老师中有文物界赫赫有名的李宗扬先生。李先生自小师从耿宝昌大师，他鉴定陶瓷有一个绝活：听声音。只要对着电话听筒将瓷器轻轻一叩，电话那头的他就能辨别真伪，这一招比书画鉴定中的“拉开半尺看真伪”还凶！陈大鹏不仅在他授课时听得认真，笔记记得仔细，下了课还经常上门叩问求教，李先生对他没有任何设防，经常耐心地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他。
第三个老师是耿宝昌。耿先生是故宫博物院国宝级专家、中国古陶瓷鉴定大师。耿先生早年以一部《明清瓷器鉴宝》奠定了他在文物界的权威地位，在这部被收藏爱好者奉为圭臬的著作中，耿宝昌先生对明清瓷器的源流、器型、材料、工艺、颜色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与解读，成为陶瓷界的教科书。如今耿先生虽年过八十，但对历代陶瓷的造型、工艺、装饰、胎质等依然了如指掌，陈大鹏每次得到耿先生面授，都如醍醐灌顶，获益匪浅。
天底下的宝贝太多了，凭自己有限的财力是无法穷尽的，如何让自己的收藏具有特色？陈大鹏经过老师的指点，决定专攻一门——中国历代陶瓷壶具的研究和收藏，就像打仗要缩小包围圈一样。为什么要选择陶瓷壶具？理由有三：首先，壶具与中国茶文化、酒文化有关，见证了古代中国人诗意盎然的生活方式与雅致情调。其次，壶具几乎涵盖了陶瓷的所有装饰手段，而且贯串整部中国陶瓷史，在民间使用广泛，留传较多，是研究瓷器的极佳载体。其三，陶瓷壶具作为商品和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欧洲人的生活与审美。从此以后，他就盯着壶具玩开了。
第一件壶具是从西北兰州淘到的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彩陶壶，器型圆润，质朴大气。面对先民烧制的、距今四千余年的陶壶，陈大鹏对自己说：就从这里起步吧！
耶稣为何长着一张“中国脸”
当然，随着民间收藏的持续升温，收藏爱好者队伍迅速膨胀，成千上万人跟陈大鹏争抢宝贝，陈大鹏起得再早，跑到市场一看，还是晚了一步，好东西刚刚被人抱走。还有藏友知道他专盯壶具收，就暗中跟他玩起了夺宝游戏。以往他跟摊主讲价，讲不拢后起身就走，摊主一般会叫住他，最后以双方认可的价格成交。现在呢，他前脚走，后面暗中跟着他的人即以高于他的出价买下，所以他后来也不敢压价了，看到中意的货就赶快买下。
除了在北京几大市场上淘宝，陈大鹏还扩大搜索范围，南下上海、苏州、广州，西至西安、西宁、成都等城市，他还在景德镇安设了“眼线”，发现市场上有精彩的壶具露面，一个电话过来，他就马上从北京飞过去。上世纪90年代初，他依靠眼线密报，在景德镇以1.2万元的高价收藏了一把元青花小壶。后来陈大鹏“野心”越来越大，干脆一路西行，直扑欧洲！每年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有拍卖会拍中国古董瓷器，他会赶过去举牌，每次都有斩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别人去商场购买香水、巧克力和名牌服装、包袋，他却独自溜到偏静的老街上寻找古玩店，还以诚相待地与古董商交朋友。在他的收藏的壶具中，不少就是从国外收藏家手里转让来的，有些往往还是某贵族家族深锁古堡内，默默传承数百年的传家宝物。
随着收藏与研究的深入，陈大鹏愈发觉得耿宝昌先生对他的引导是正确的。瓷器壶具虽然是一个偏门，但其中蕴藏的文化信息极为丰富。以外销壶为例，就见证了中西方文化互相影响的历史。它们早在唐宋开始就通过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实现了向西辐射至阿拉伯与欧洲、非洲，向东延伸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的商品与文化输出，并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到了明清两朝，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物质文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在陶瓷壶具的设计和烧造上，匠人们也能够与世界接轨，将西方的思想与趣味道融入其中，在造型上就呈现了多元化的时代特征，所以明清两朝壶具的器型就特别多。
但是这种交流并不十分顺畅。陈大鹏发现，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外销壶中，景德镇的工匠根据外方要求画上记录欧洲民众生活场景的图案，但中国工匠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猜测来创作，画出来的洋大人都不中不西，俗称“鬼脸”。甚至连外国人定烧的宗教题材的瓷盘，上面有耶稣和天使的形象，中国工匠即便怀着虔诚的心情来画，结果也只能在洋装上面安放一颗中国人的脑袋。而同时代欧洲人仿制的中国瓷器，也会对应地画上中国人的形象，外国工匠没有见过真正的中国人，那么这些形象也被画成了深目隆鼻的洋人模样。“在今天以互联网为架构的信息时代，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欧亚之间的那种隔阂与疑虑。”陈大鹏对记者说。
“中国壶王”要建博物馆
随着网上古玩交易市场的开辟，陈大鹏也不失时机地上网淘宝。欧洲老字号拍卖行也常常会举行网上拍卖，但由于时差的原因，中国藏家只得在半夜参与。为此，陈大鹏常常要紧盯电脑屏幕，冲一杯咖啡熬至后半夜，不论竞争多么激烈，他都能稳坐钓鱼台，瞅准时机在最后一分钟果断出牌，妥妥地将宝贝收入囊中。一把由英国藏家出让的清代粉彩雕瓷荷莲壶就是这样被他斩获的。
不过常常让陈大鹏胸闷的是，欧洲卖方按规矩将拍品层层包装妥当，千里迢迢寄到中国，在进关时却得不到仔细处置。陈大鹏兴冲冲地领回邮包，回家打开一看，天啊，不是断了把柄，就是掉了壶盖，好端端的东西就这样给弄残了。回头向海关方面查询，人家却给他看一张冷冰冰的面孔。“我实在不明白，从海外买回中国古董，照理说也算为中国文化增添一份积累，为什么海关工作人员在抽检时却如此毛手毛脚……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陈大鹏对记者拱拱手说，“希望贵刊在刊登这篇报道时，务必代我和其他藏友弱弱地问一声海关：将自己流浪海外多年的孩子领回家，难道错了吗？”
现在，陈大鹏只得请欧洲拍卖行将自己拍得的宝贝寄往香港他儿子处，在香港入关，每次都毫发无损，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陈大鹏说。
经过三十年的苦苦寻觅，陈大鹏收藏了一千多把陶瓷壶具，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年间，时间跨度达数千年之长。仅明清时期的壶具就有200余把，不少是国家博物馆都难得一见的珍品、孤品。其中最巨者是他从比利时购买的一把清代外销瓷质茶壶，高达60多厘米。最微者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买来的一把袖珍壶，系明末清初烧造，壶身被塑造成大象形状，饱满的壶身靠四条腿稳稳坐实，弯曲的大象鼻子被塑成了壶嘴，象体上的青花发色浓艳沉着，吉祥图案描绘得相当细腻，中国民族特色十分鲜明。此壶虽然小巧，但功能齐全，高不过寸，“立”在大拇指上倒也挺拔峻秀。这些壶具，充分证明了数百年前中外贸易曾经的繁荣。
去年12月，陈大鹏编著的《壶中乾坤——中国历代陶瓷壶具》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他收藏的260件有代表性的藏品，耿宝昌先生和同样也酷爱收藏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刚分别题写了书名和题词，书中还收录了王刚送给陈大鹏的一把罕见的唐代鲁山窑花斑壶和一把宋代磁州窑的执壶。
有一次陈大鹏在网上看到藏友晒出的壶具质量不高，就试着将自己收藏的几把壶具贴上去，想不到几分钟后引起暴风雨般的点赞，藏友们表示“眼睛亮瞎了”、“精彩至极”、“美不胜收”、“在私家收藏中还无有可与之比肩者，陈大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壶王’”。从此，“中国壶王”的美誉不胫而走，传遍收藏界。
“我不敢称王称霸”，陈大鹏说，“今天这个世界上谁怕谁？藏龙卧虎者多了去，我算老几？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拥有一千多把壶具，不过是一个保管员。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所以我在退休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故园上海，建一个壶具博物馆。国务院不是刚刚颁布了《博物馆条例》吗？我认为这对民间博物馆的发展是利好消息。我就是要依法办馆，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提供一个鉴赏中国瓷器的窗口，分享我的快乐，领略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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