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为何崩盘
阅读提示：一度大红的官场小说逐渐式微，只是因为作者的想象力跟不上一日千里的现实吗？
记者｜何映宇
官场，有太多的猫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不可言说的秘密，不可触碰的禁区，直到1998年，王跃文50万字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才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
一幅国画，拉开了荆都市政坛勾心斗角、朱怀镜宦海沉浮的序幕，官场与欢唱，权力与情欲，在小说的棋盘上展开角逐。那些如朱怀镜一般趋炎附势的官场弄潮儿，读到这本小说，会不会对号入座，会不会有百爪挠心之感？
官场是个大染缸，官场还是个斗兽场，各色人等各怀心腹事，正直、虚伪、阴谋、阳谋，都成为小说家绝好的素材，才使得王跃文之后，陆天明、张平、阎真、周梅森、黄晓阳、小桥老树……一大批作家投身到官场小说的写作之中，使得这类小说迅速成为中国类型文学的一个重要阵营。
陆天明的《高纬度战栗》15万册起印，2012年，写《二号首长》的黄晓阳以430万元的版税位居2012年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3位，王跃文的《国画》出了5版，仅2012年湖南文艺版《国画》当当网上就有评论6036条，王跃文的名字成为了畅销书的标签，也使得他的书成为盗版商瞄准的对象。有一年的全国书市上，王跃文发现华龄出版社推出一本作者署名为“王跃文”的新书《国风》，并大肆宣传、对外征订，可是他并没有写过这本书啊，仔细一看他才发现，《国风》仅在封三内侧以极小文字注明：“王跃文，38岁，河北遵化人氏，职业作家。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而他本人为湖南溆浦人，当年已42岁，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一打听才知道，《国风》作者王跃文，其实原名王立山，农民，小学文化，当时从事的是煤炭生意，见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畅销，竟起了打擦边球的主意，没想到李鬼碰到了李逵，被当场戳穿。
如果不是官场小说有强大的市场，谁会以这样的方式借东风？有人说：“《国画》与其说是官场揭秘，不如说是官场百态图。”其他的官场小说何尝不是如此？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刻画揭露着中国官场的现实，这是一种写作，也需要一点勇气。
不去清源，哪来河清有日？
导演陆川的父亲陆天明是官场小说中的一员猛将，自《苍天在上》一炮而红至今，陆天明这个名字就和反腐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写这样的题材，或多或少都会碰到一些阻力。有一次，陆天明到一个区县去采访，那里的领导听说陆天明是写反腐小说的，当即板下面孔来说不欢迎他来，他感到很委屈，难道作家都只能歌功颂德或者写风花雪月？他觉得，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就应该向公众说真话，承担起这种责任！
除此之外，陆天明的思考，似乎比那些简单反映官场腐败的作家更深入了一层。在《高纬度战栗》一书中，他用大量篇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制度的原因，公众本身是不是腐败的温床？
现如今，好像大伙儿都在骂腐败，但一到了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没有围着他们转？公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哄着他们、宠着他们、媚着他们，争先恐后地表忠心。就像陆天明在《高纬度战栗》这本书里写到的代理省长顾立源，他是如何从一个政绩突出的领导者蜕变为一个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的一意孤行者的？正是社会土壤和社会空气造就了顾立源的人生和人性的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天明大声疾呼：“不去清源，哪来河清有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从社会身份的角度来说，《高纬度战栗》中的“劳爷”这个人物在辞职离开公安系统之后就只是一介平民，可是这样一个没有组织背景的人却对一个代理省长展开调查，有读者说，这不对呀，难道不应该由组织出面来进行对一个政府官员的审查吗？陆天明的解释是：“当然，一开始劳爷辞职以后，还不是孤军奋战，他有原省委书记的授意。我之所以要让劳爷置身于这样一个处境之中，还是从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考虑出发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劳爷在调查的过程中，原来一边倒的想法逐渐动摇了，他感到困惑，不知道代理省长顾立源究竟算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恶’的腐败分子，还是一个为陶里根市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有功之臣？我想如果他还在公安系统中，恐怕不会有这样剧烈的思想斗争。”
人性的复杂性恐怕也正在于此。最终，劳爷还是死了。劳爷的幻灭感来自于他找寻不到出路、无法明辨是非的痛苦。正义有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之分。社会正义是一种实质正义，法律正义是一种形式正义。
官场中的一切，古人早已玩过
黄晓阳《二号首长》的副标题是：“当官是一门技术活。”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官，需要技术，也就是说，你得熟悉这里的规则。
“如果有规则存在，就一定有潜规则，甚至有反规则。”黄晓阳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潜规则和反规则，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规则。人类研究权力学规律，很多人认为是要根除潜规则和反规则，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一件事。真正要做到政治清明，恰恰不是根除潜规则和反规则，而是要研究这三种规则，掌握这三种规则，并且找到最好的办法，对潜规则和反规则进行约束。一个社会如果潜规则和反规则盛行，不是规则出了问题，而是约束力出了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说，黄晓阳觉得我们的社会确实出了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甚至在权谋学巨著《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出了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是，我们从来不去研究权力学规律，更不去寻找限制潜规则和反规则的方法。我们的所有文化，始终在强调规则的正统。如此一来，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大谈规则而暗中广泛使用潜规则。《三国演义》如果作为一本写军事谋略的书，无可厚非。而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无不将其当成一本官场教科书在读，于是，我们读到的全是阴谋论。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中阴谋论盛行的一个重要源头。”
黄晓阳说，他的小说因为对号入座所引起的麻烦，肯定有，“但这种麻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反，更多的官员，在替他当义务宣传员。正因此，之前不得不靠明星传记作为生财之路的他，因为一部《二号首长》红透了半边天。也可以说有意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jpg)
“我得承认，《二号首长》给我带来了很多意外，其中包括经济收入。具体数目，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说，这部书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能超过了此前我所有收入的总和。”
今年，因《二号首长》一举成名的黄晓阳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高参》，却将小说的背景搬到了民国。黄晓阳说他正是因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才开始写官场小说的：“准确地说，我对春秋战国历史感兴趣。研究春秋战国史，我选择了一个与所有人不同的角度，即通过行政得失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个角度让我得到很多认识和领悟，使得我对权力学规律，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也正因为这一研究，我曾考虑以解读行政得失的角度，写一写春秋战国那段历史，着重点在两个方面。其一，我们今天通过史书读到的所谓历史，其实是错谬百出的，通过逻辑的方式，考据的方式以及利用权力学规律分析的方式，可以看出哪些地方存在涂改液。其二，用权力学规律这面镜子来观照古人的行政得失，其实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与此同时，我冒出了一个新的念头，我何不将我所理解的权力学规律用于现实社会，写一本现实的权力学小说？这就是《二号首长》的缘起之一。”
至于官场中的勾心斗角，他坦率地说：“我不懂。”但他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时，懂得了阳谋和阴谋，把这些规律作为一把尺子，量一量今天的社会，他就发现，今天官场中人玩的一切，古人其实早已经玩过，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至于在权力学规律层面，更是没有任何创新。
参谋有道，高下立分，《高参》中的主角是参谋，黄晓阳似乎一直对秘书、参谋、幕僚这一阶层非常感兴趣。黄晓阳不认为这些智囊角色是腐败的根源：“在中国，秘书、参谋一类，和旧中国的幕僚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今天大反腐的背景下，很多秘书出身的人出事了。而几乎所有的媒体人看到的却是另一面，将其和过去的幕僚制度进行了链接。因此得出结论，这样的职位设计是有问题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解。在西方政治体制中，也存在一个类似于中国幕僚的体制，他们称为智囊。西方政治中的智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权力结构中设置的，比如一些参谋机构。另一部分，是社会机构，比如一些民意调查机构，高校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财团的情报分析机构。一个高级官员大到管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一个省，而事实上，他们又不比别人多几个脑袋，靠一个脑袋来决策，绝对是不科学的，也绝对是独裁的。所以说，参谋团队或者西方所说的智囊团队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关这一点，我相信行政结构内的人是看得很清楚明白的。不明白的只是普通民众。我之所以一再写与此有关的小说，就是想让普通民众也明白这个道理。”
官场小说：这样真的好吗？
陆天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新作了，黄晓阳的这本新作，将背景搬到了民国，和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官场小说，还是有一点区别。
在中央大力反腐的大背景下，官场小说的前景却似乎变得有点暗淡不清了。2013年9月，《人民日报》发文：“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这篇文章主要批评《甄嬛传》，却连带着将官场小说一并纳入讨伐的对象。
写作环境，似乎没有那么宽松。可是你也不能说《人民日报》说得不对，这些年官场小说日渐式微，究其原因，恐怕还不是外部政治势力的压制，而是内部文学写作的崩盘。
借着官场小说的名头，从揭秘仕途进退，官场沉浮，演变为泛滥成灾的渲染权色交易，官场小说，不再是反腐先锋，而成为了晋身官场的初学者学习权谋之术的葵花宝典。一时间，泥沙俱下，官场小说严重变味，当然影响到读者对它的阅读期待和市场表现。
就是具有代表性、曾经引起轰动的官场小说，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软肋。就像当年的阶级斗争小说，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的脸谱化现象比比皆是。张平《国家干部》中的嶝江市常务副市长夏中民，还是“清官模式”中的青天大老爷，高风亮节，嫉恶如仇，似乎没有人性中的弱点，也不依靠民主政治的建设，最终还是“省委书记解决问题”的老套路。许开祯的《政法书记》像是新时期的黑帮小说，王晓方《驻京办主任》中的人物，不出声则已，一说话就滔滔不绝长篇大论，而且都是革命大道理，不免让读者厌烦，同时也让他们猜疑，这是不是作者为了凑字数而想出的一招？
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没有例外，新一轮的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冉冉升起，人民的好干部经过一番腥风血雨，总能让反方恶人束手就擒，实现圆满的好莱坞式大结局，问一句：这样真的好吗？这真的是中国官场的现实吗？
如果官场小说就是意淫中国官场，给读者一个虚无缥缈的亮色未来，那么这样严重脱离现实土壤的文学之花，也是必然要枯萎的吧？
黄晓阳说得很坦率：“就我个人看来，目前中外小说中，还没有一部真正写权力学规律的所谓官场小说。国内很多官场小说，尤其是网络上的一些官场小说，写的其实是黑帮故事，只不过将一些小说人物安在官场人物的身上。我的《二号首长》，我希望有的读者能读明白的，只是这样一句话：‘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而不是很多人看到的阳谋和厚黑。”
作家叶兆言对此也直言不讳：“我读过一部反腐小说，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这本书里更多的是描写腐败，写一个人如何受贿，如何玩美女，如何快乐逍遥，最后受到惩罚。对于这样的小说，我毫无兴趣，它和解放前的黑幕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诲淫诲盗，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反腐败旗号在腐败。”
在叶兆言看来，腐败根本不值得小说家去描写，因为反腐必须要靠法律，靠制度，让文学来反腐，就有点当然了，恐怕也未必有什么效果。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一些反映官场现实或者说潜规则的小说，通过出版以及改编电视剧的方式公之于众，总比完全包在纸里继续黑幕来得好吧？
有一点光明，就让这光明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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