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东海长风，经典常青
阅读提示：在徐建融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是其永恒的追求，而其核心，恰恰是传统儒家的君子之风，文质彬彬，美意延年。
记者｜王悦阳
在高手林立、名家辈出的上海画坛，“长风堂主”徐建融无疑是一位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的艺术大家。人们很难以一种身份来界定这位艺坛“通人”：他是高台宣教的大学教授，几十年来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百多部各类学术著作，上及晋唐宋元，下及明清近代，古今中外，影响深远，其中有好几本甚至还获得国家级大奖；他也是丹青高手，工笔、写意，花鸟山水，无一不精，笔底一派古韵盎然，气格高华；他还是知名的鉴定家，不仅能够鉴定品赏古今画作，还多次开班、出书，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爱画入骨髓，吐词合风骚。在徐建融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是其永恒的追求，而其核心，恰恰是传统儒家的君子之风，文质彬彬，美意延年。
诚如陈佩秋大师所评价的那样：“徐建融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的最有力倡导者。徐建融的画史画论研究，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书画实践的方向探索；同样，他的书画实践，也不是为实践而实践，而是作为画史画论研究的一部分或一种理论的实践方式，是为了史论研究的更加切实和深化。这就使他的理论，具有了一般理论所缺乏的实践价值，而他的实践，也具有了一般实践所缺乏的理论意义。”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出现的“传统末路观”，在“八五新潮”后甚至以“全盘西化”取代之的新浪潮面前，徐建融先生凭着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以及在中国画创作实践领域的辛勤耕耘，凭借一名中国美术史论研究者和中国书画实践者的民族良知、社会良知，以严密的逻辑，倡导实践美术史学，提出以“天下为公”、“见贤思齐”为原则的艺术观，认为“传统自强，传统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同时，对待所谓的“传统”，则强调要分清其精华和糟粕，鲜明地主张在多元化的时代里，晋唐宋元绘画精华恰恰代表了中国画发展的先进方向，足见其艺术大家之风范和胆识。也正是在这面传统艺术观的精神旗帜感召下，时至今日，有一大批中青年中国画家开始重视传承经典、勇于实践，逐渐取得了新的成就。 可以说，徐建融从事绘画艺术，始终充满着“以画为乐”的精神，他常常笑称自己有几天不画就难受，一画起来就乐在其中，但凡一作之成，稍有新意或创见，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感，就拿他近期完成的《临宋画花鸟、山水、人物二百开册》为例，以绢本工笔的形式，扎扎实实地再度临摹了两百幅宋画。所呈现的作品，线条挺拔、老辣、有力，色彩浓艳而不腻、不俗，且丝毫没有“火气”。可以说，徐建融以其扎实的笔墨修养与积累，既能使重彩画面呈现出古厚、沉稳之质，又不乏古画的沧桑之感，达到于艳冶中有古淡之味。不少身边人都好奇，以他现在的学术影响，画坛地位，已无须做这样耗时日久、殚精竭虑的事了。可徐建融却认为做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耗费自己多少精神，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可谓乐在其中。正因为徐先生“以画为乐”，所以他的作品所呈现的风貌都是美中求真，美中得善，没有丝毫愁苦怨愤之气，观者欣赏时也能随之心境开朗舒畅。靳尚谊先生曾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风格的问题，而是水平的问题。”徐建融正是用他毕生的笔墨修为，向世人证明了传统经典精神在当代存在的价值——“美”永远是人们所向往追求的至宝，因为那是人生永不舍弃的一种境界与追求。
漫漫丹青之路
《新民周刊》：徐老师从事绘画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已有数十年，成就斐然。但与一般的所谓收藏家、鉴定家不同，您当初选择绘画专业，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与自身的刻苦努力，并没有多少家学渊源或环境的影响，是么？
徐建融：说起从事书画艺术，首先是源于自己从小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出生于高桥古镇，当时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书并不多，但求知的欲望是很强烈的。记得小时候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康熙字典》，我自己手抄了整整一本下来。到了“文革”前期，镇图书馆里的书我基本都读遍了，可谓是广泛地学习。至于书画，一开始是爱好，课余在家画画、临帖，感觉非常开心。“文革”中，失去读书的机会，我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拜访了不少画家前辈，主要学习的就是江寒汀先生那路的小写意花鸟画。后来在1973年左右，我又认识了另一位老师——姚有信先生，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姚老师是优秀的人物画家，连环画、插图也堪称一流，当时他在上海中国画院上班，我常常去看望他，因此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许多老先生，都是我中学时期就很崇拜的大画家，比如唐云、谢之光、林风眠、谢稚柳、程十发、陈佩秋等等，那时他们刚可以恢复创作。我记得很清楚，唐云先生与孙祖白先生的画桌毗邻，边上就是陈佩秋老师的画桌。他们常常在一起画画，使我得以大饱眼福，闲暇之时老先生们也喜欢交谈，我就受益更多了。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又到了浙江美院，师从王伯敏先生攻读美术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上海大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加强自己的学习，美术馆、博物馆、老先生家里，常常去学习、请教，然后把所知所学写出来，慢慢积累，直至今日，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的。
《新民周刊》：记得您曾经撰文回忆过，在六七十年代时，您也是和当时很多中国画爱好者一样，认为画在生宣上的明清写意画就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或就是“中国画”，而且是唯一正确的传统。其时您以江寒汀的小写意花鸟为基础，上溯新罗山人、石涛、八大、青藤、白阳，宗明、清写意为法，画风清新大胆、纵横开阔，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直到80年代中期，除了因为接触到谢稚柳、陈佩秋、王伯敏等大家之外，当您以史学家的眼光深入研究了晋唐宋元绘画的优秀传统经典后，进而发现明清绘画传统只是在传承晋唐宋元传统时产生的一支，其学术水平和经典价值是不能代替晋唐宋元传统的。因此，您又将视线和画笔转向了晋唐宋元的绘画经典，弃池沼而奔江海、舍枝末而求本源，学术研究与绘画创作“知行合一”，与古代优秀经典对话，这才形成自己清雅而富古意的艺术风貌。
徐建融：其实这也是跟着时代风气走的。解放初期提倡的就是大写意的画风，石涛、八大、徐渭等的作品恰恰是有“人民性”的，所以很流行。后来的“八五新潮”，否定传统，其实否定的就是明清大写意这一路。于是，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我重新思考整个绘画传统，又通过与谢稚柳、陈佩秋两位老师的交流、请教，才让我明白了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的精华所在。我真心地觉得老先生们道德、修养、水平，无一不高，值得我好好去学习。
《新民周刊》：近年来，您身体力行，将晋唐宋元画格融入自己的书画艺术中去。无论是青绿山水，还是工笔花鸟，乃至敦煌佛像，都呈现出很高的造诣与美学品位。
徐建融：我曾经将传统山水画的审美意境一分为三：客体的物境美、主体的心境美和本体的笔墨美。宋代的山水画侧重于物境美，同时也在物境美的统摄下带动了心境美、笔墨美；元代的山水画侧重于心境美，同时也就弱化了物境美，强化了笔墨美；明清的山水画侧重于笔墨美，同时也就淡化了物境美和心境美。三座高峰，虽然各有千秋，不可替代，但它们的意义却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我所推崇的是宋代山水画的林泉高致。因此我学宋人，是以谢稚柳、陈佩秋两位先生为渊源的，兼参南北宋，偶尔借鉴元代的王蒙。历来关于山水画的宋元之争，有“宋画刻画，元画萧散”之说。而王蒙，又被称为“元画刻画第一”，换言之，他是元人中最接近于宋人的，所以我学王蒙还是为了学宋人。
与山水画一样，花鸟画以宋元为最高峰，这也是我的创作的借鉴方向。宋人花鸟的写生精神和周密不苟的描绘技法、清新雅致的情趣意境令人心醉。因此我不仅临摹了大量的宋画名作，而且还亲自栽植了各种花卉供作画资，画了许多稿本与速写。我觉得，对自己学宋人画风的创作，并不应归属于“工笔画”的范畴，而是称之为“工笔写意”。这种画法，遵循了“整体把握，逐步深入”的绘画造型原则，具有严密的规整性，但具体的用笔、设色却又是相当率意的。正如我题在画上的一段话那样：“画则以唐宋众工之制为法，诗则以唐宋骚客之格为宗，虽不能佳，而能存诗画之本法。”
弘扬晋唐宋元传统
《新民周刊》：在中国画创作一片“创新”呼声的大环境下，您却竭力倡导传承古典精华，这是为什么？
徐建融：记得有一次在画院，几位老先生们说起文同画竹，郑板桥画竹与吴昌硕画竹，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创新。我就请教他们：“那么这三家中，又是哪家成就更高，画得更好呢？”有一位老先生认为这是不可比拟的，各有各的好。但陈佩秋老师并不同意，她表示：“创新并不是不可比的，只有新，只有个性是不够的，还要有难度。如果你创新，别人一学就会，那这种创新就没有太大价值，只有当你创的新，是别人难以学会的，这样的新才有价值。”
所以说，创新有多种。不是我们一定要去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才叫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也可以是创新。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对传统很好的理解和传承基础上，才可能谈到更好的创新。传统和创新不是对立的，更不是相互否认、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的内在传承关系。
可以说，前人的优秀传统有两类：一类是“述而不作，见贤思齐”而来的，如唐宋的绘画。包括孔子，也坚持于此，这当然不是说他能力低下，而是他认为周公所创造的一套学说已经相当完美，所以不需要另创一套体系来取代它，只需要在“传”、“述”中发扬它、完善它就可以了。另一类是“我用我法，出人头地”而来的，如明清八大、石涛等的绘画，有一种“我注六经”的感觉。
我倡导传承、弘扬晋唐宋元传统，并不意味着否定中西融合和明清传统，不仅不否定，而且充分承认它们的价值，并要汲取它们的长处为传承、弘扬晋唐宋元传统所用。这就是“不拘一格，转益多师”。所以我提出“工笔意写”和“意笔工写”两个论点，就是取两者之长，优势互补。
《新民周刊》：晋唐是中国书法的颠峰时刻，唐宋则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而宋代的书法和元代的绘画一样是处于嬗变鼎革的时代。因此，晋唐宋元这一历史跨度是中国书画传统的经典时期，您历二十余年致力于晋唐宋元绘画经典的研究、传承，并成为振臂呐喊的捍卫者。在您看来，晋唐宋元绘画传统在今天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徐建融：提倡晋唐宋元的传统，不仅因为从历史评价来看，它是比明清写意画更优秀的传统，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看，它也比明清写意画更有条件弘扬。画好唐宋风格的画条件是：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生活体验；二、“画自本法、六法兼备”的扎实基本功；三、优越安定的创作环境；四、“严重以肃、恪勤以周”的敬业精神。
唐宋传统所要求于画家的条件，今天的我们比之张择端、李公麟等人可以更优越地具备；而明清传统所要求于画家的条件，今天的我们比之前辈们则更难以具备。因此，我的结论是：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唐宋传统具有普遍的意义、价值和可行性，而明清传统则仅具特殊的意义、价值和可行性。
《新民周刊》：多年来，您始终呼吁传承绘画优秀传统，并得到了众多年轻学子的拥护、支持与身体力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味继承传统会不会令年轻人失去了“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成了古画在今天的复制品？
徐建融：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笔墨不可能不随时代！因为我们学习晋唐宋元绘画传统的时候，条件更好了，手段更多了。比如我们去写生，可以乘坐各种交通工具，非常便捷，我们可以用相机和录像机等来记录各种风景。此外，我们可以用电脑和各种先进设备观察花鸟的细节和微观世界……我们每天生活中面对的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我们的感觉和想法也跟古代的人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处处体现出来。
同样的，在画传统的过程中，我们和古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古人是无意识的，而我们是有意识地继承优秀的传统。唐人画敦煌壁画一定是无意识的，但是他们创造了艺术的高峰，这是由各种社会条件造成的。而我们今天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所以难度也更大。敦煌壁画是普通画工创造的，而不是名家留下的，而后世只有张大千这样的大师才能画出来，许多人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对于传统的传承更难，因为你是在跟一定高度的艺术比肩；而所谓的创新则相对容易，因为没有参照系，也没有高低之分。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规范。从绘画的内涵来看，它具有学术性，强调造型，笔墨的规范。而唐宋就恰好非常强调这种规范，而不是其他的借鉴，比如现在有人说书法是绘画的基础，把绘画本身的本质规范给放弃了。学术的规范非常重要，过于强调所谓的创新，可能导致对规范的颠覆，甚至学术标准的混乱。当然我并不反对创新。正如闻一多说的：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保障。学术也是如此。
《新民周刊》：在您看来，传统中国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如何的？
徐建融：我把20世纪绘画风格分为三类，一是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功底特别好的，可惜他们大多故去了。二是我们这一代，解放后接受单一教育的，记得那时绘画教材只有齐白石的。三是如今四五十岁的那一代，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这个时代让他们有幸了解到那么多好的艺术品和各种艺术门类，而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放也让他们的思维非常开放活跃。这一代人我觉得大有前途。还有更年轻的，我把他们列入21世纪，这些年轻人更喜欢现代的，在越来越多元的文化影响下，他们的爱好也表现为多元化，但我目前还看不到有特别优秀的传统绘画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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