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夏衍邂逅纳兰性德
阅读提示：我爷爷的收藏不会是单纯地停留在艺术审美的层面，“八怪”共同远离仕途官场的非主流态度，可能与身处官位的他产生了某种逆向的共鸣。
撰稿｜沈 芸
一笔2000元稿费买了纳兰性德的手卷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下午，位于北京后海的宋庆龄故居，绿荫婆娑，花香鸟鸣。斜阳夕照之下，长廊间，一群少男少女围坐在一起背念着一首首著名的纳兰词，朗朗上口，神情投入，“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恍如置身于《红楼梦》的大观园中。
在这座有着历史传承的宅邸里，宋庆龄只是它一世的主人。此宅内存有康熙帝亲笔御题“五峰挺秀”一匾悬挂于“畅襟斋”后面，为前清大学士纳兰明珠府第的遗物。而明珠长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本名成德，字容若）的《渌水亭集》中有诗曰：“阶前双夜合，枝叶敷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同晦明。”其中的“双夜合”指两棵“明开夜合树”（俗名卫茅），如今仍生长在南楼的石阶前，树龄当有300余年。因此，在明珠宅邸花园中吟诵纳兰性德的词是一个有出处的选择。
我第一次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纳兰粉丝群的存在，他们年轻、坚实、稳定，文艺气息浓厚，而纳兰词与生俱来的婉约惆怅又特别适合“少年不知愁滋味，强说愁”的年龄。
那一刻，距离我爷爷夏衍把纳兰性德行书手札卷捐给上海博物馆，已经过去了近10年的光阴，他本人也已于1995年去世了……这二十九通书简，全部为康熙十九年以前所写，其中多数是写给清代收藏家张纯修的，从中可以了解纳兰容若所喜爱的印章、笺纸以及他的别号。
这是一场相隔300多年的邂逅。1961年，我爷爷夏衍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去琉璃厂丰富他的收藏，成了繁重工作之外的一大消遣。当纳兰性德手卷出现在他眼前时，爱不释手，正愁手头有些紧时，刚好来了一笔2000元的稿费，当即买下，这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王力在谈到康生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句话：“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不错，当年购得手卷后，不少名人朋友纷至沓来，其中就有康生、陈伯达。于是，齐燕铭提议以珂罗版精印复制，作为文化部代表团出访礼品。我爷爷欣然同意并商定，请郭绍虞题签，夏承焘撰序，顾廷龙作后记，由“上博”印制。其中不仅包括了他自己的所藏，还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纳兰致顾贞观简一通；致严绳孙简五通；“上图”所藏致颜光敏简一通；玉佛寺所藏纳兰书嵇康与山涛（巨川）绝交书一通，汇印成一册，书名《词人纳兰容若手简》。
藏品是夏衍的感情寄托
时隔几年以后，风云突变。“文革”爆发，纳兰性德手卷从八大人胡同的家中被抄走，下落不明。那座四合院（后来改为南竹竿胡同113号）被抄了不下几十次，抄走了三间藏书房的书，最后只还回900多册。而最让我爷爷伤心的是当着他的面，把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统统撕碎、烧掉，“士为知己者死”，我爷爷不是一个纠结的人，但这件事情他对我讲了不止一次。当然，失去的纳兰手卷也是他最惦记的，那时我祖父曾说过：“其他的东西不见了无所谓，但纳兰性德一定要追回”，此话他跟方行同志讲过，也对我说过。1978年落实政策后，手卷终于失而复得。他告诉我说：“最后是在毛家湾找到的，陈伯达拿去‘孝敬’林彪了……”云云。可见，他与纳兰容若的情缘未了。
我爷爷自己是个文人，文人画是他的主打牌。有意思的是，他的字画收藏取向是他为官之后形成的，他将“扬州八怪”中的主要“八怪”：金农、汪士慎、黄慎、李鱓、郑燮、李方膺、高翔、罗聘都收齐了，他们身上的“奇”与作品的“怪”，代表着中国画的革新。古今中外艺术史上的任何一次“不破不立”，都是与艺术家观念的变革分不开的。我想，我爷爷的收藏不会是单纯的停留在艺术审美的层面，“八怪”共同远离仕途官场的非主流态度，可能与身处官位的他产生了某种逆向的共鸣，同样，这种非主流性也体现在了他收藏的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和近代画家齐白石的身上。在他的收藏世界里，或许还潜藏着另一种活法的“夏衍”，这是他以此寄情，在被高度政治化后，依然要保有一颗自由文人的心。 我理解他在收藏心理上，有着三个层面的递进：首先，是个人审美情趣，文人画的独特个性和超凡脱俗是他钟爱和欣赏的；其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文化部“十年作吏”，为缓解政治和工作上的压力，“苦中作乐”，聊以自慰；再者，就是他收藏的境界了，以一己之力来收藏，最后回馈社会。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他的这三点夙愿都得以实现，他在集邮中实践着“集成”的思想，在字画中寄托着文人的情怀，可谓相得益彰。
视上海博物馆为藏品的归宿
我爷爷的收藏章是齐燕铭刻的：“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沈氏是他的本姓，是曾藏而不是珍藏，一个“曾”字就表明了他不占有的态度。我爷爷是在90岁以后着手考虑他的身后事的，首先便从他最珍爱的纳兰性德手卷开始。1989年4月25日，他写信给他在上海文博界的老部下方行同志：“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现在正请启功先生书跋，还有几位收藏家想看看，所以请先和‘上博’联系一下，如他们愿意接收，大抵下半年请他们直接和我联系。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那一年国内多事，他一连发了5到6封信给方行，均谈及此事，足以见得纳兰手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不想使之重蹈“文革”动乱覆辙的急切心情，“方行同志：前函谅达，现在局势已见平静，过了立秋，北京也已开始转凉了，在您方便的时候，欢迎您到北京来，把那件东西交出，总算了却一件心事。到了九月，可能又会出现旅游‘旺季’，住旅馆就不容易
了。具体日期，统由尊便。反正我不出门，恭候以图快晤。匆匆 祝 近安 夏衍八、十四”
了。具体日期，统由尊便。反正我不出门，恭候以图快晤。匆匆 祝 近安 夏衍八、十四” 当年的9月，方行同志亲赴北京来接收纳兰手卷。这里补充说一句，我爷爷晚年两次向上海博物馆的捐赠都是通过方行同志的。为此，方行同志还专门用笔名写了一篇关于夏衍捐赠的文章，文中的有些细节是不懂文物的人很难下笔的。1982年我爷爷从上海回来，一直兴奋地说着一件事，在思南路周公馆看到一份展出文献，是国民党特务跟踪记录：“周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人（并非邓颖超）……”他是其中一男子，女子则为龚澎。事情的大致是，1946年的10月17日，他和乔冠华、龚澎去周公馆见周总理，谈兴甚浓，周提出请吃上海大闸蟹替他们（后含陈家康）饯行，在去往高长兴的路途中，行至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周突然下车斥问跟踪的特务，甩掉了“尾巴”。久经沙场，此等区区小事丝毫未影响周恩来那天的情绪，吃蟹饮酒，他的兴致很高，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我爷爷后来将这件趣事写进《懒寻旧梦录》，而这次颇有意义的参观就是方行同志陪同他去的周公馆。
那一次方行同志来接收纳兰手卷是我亲历的。临行前，特地请赵朴初、李一氓夫妇一起在北京昆仑饭店吃了一顿我们家喜欢的上海菜。那一天的宴会，我爷爷只带了我姑姑和我参加。开席前，方行同志拿出手卷请赵朴老和李一氓鉴赏，等他们二位细细看后才落座开饭。昆仑饭店最初的上海餐厅是由锦江集团打理的，我爷爷和方行同志跟张贤秉总经理很熟悉，他们特地关照厨房要为赵朴老一个人准备全素宴。我记得很清楚，赵朴老当时非常开心，连连说，这让他想起了周总理请吃饭也是专门为他备全素菜的往事。
转眼间，我爷爷和他收藏的故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今年他逝世20周年纪念日时候，上海博物馆将他的旧藏邮票和纳兰手卷首次展出。参观者的兴奋点很有趣，年纪偏长者对清代邮票颇感兴趣，意料之中；追捧纳兰性德手卷的则以青少年为多，意料之外。同为我爷爷的藏品，观者却在年龄上有如此大的分极，令我没有想到，不知道我爷爷会对此有怎样的感慨？依我对他的了解，高兴是一定的。从任何意义讲，回馈公众都是一位收藏家最高的理想和境界，这一点，他用几十年的坚持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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