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焦虑成为常态
阅读提示：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焦虑，最后导致中国很多写作者的内在焦虑，那种内在焦虑包括怎么样炫耀自己在世界文学版图的影响力。
记者｜何映宇
《文学报·新批评》迎来100期。
在这百期中，《文学报·新批评》一直秉持讲真话、真批评的原则，一系列犀利评点、直击要害、不讳情面的文章，在文坛和社会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6月6日，第四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城市酒店举行，同时举行了研讨会，主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与文学。
我们与时代：就像在水中
先来谈谈我们这个时代。
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个怎么样的时代呢？好的时代？坏的时代？不好不坏的中不溜秋时代？新作长篇满天飞，网络世界每天都在制造数以万计的小说、帖子、博文，我们该怎么定义、评价它们呢？不要说定义、评价，光一个文学网站一天的产量，通读一遍恐怕都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会让身处时代中的人们感到茫然。
《上海文化》编辑、青年评论家张定浩觉得与其焦虑，还不如淡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这种时间性是先天赋予我们的，如果过分关心这个时代，过分地去焦虑自己跟不上时代，我们反而让自己跟这个时代相对立。”张定浩打了个比方，我们和这个时代的关系就像是在水中：就像我们游泳过河一样，过于自己担心跟不上流水，就会沉下去。怎么才能不沉下去？我们要逆流而上。
在张定浩看来，我们要关心什么？我们应该关心更广阔的时间，是过去，是那些死者，那些失去的世界。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普鲁斯特生活的年代，他的生活背景和性格成因，就决定了他会写出《追忆似水年华》这样忧郁漫长的作品，而嬉笑怒骂的王朔能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冒尖，也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王朔的小说中，对主流话语的解构，首先建立在他在军队大院早年生活的基础上，是先有让他厌烦透顶的主流话语，再有王朔的贫嘴和调侃，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而没有80年代自由开放的时代风气，王朔的作品亦不可能发表并在读者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当然与时代有关，但时代是具体的，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作品。所谓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是时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火的作家是谁？郭敬明和韩寒大概榜上有名。青年批评家金理每次和别人谈到青年人、谈到80后的时候，总有人问他：“你谈谈郭敬明吧。”一开始他可能是拒绝，可是越具体分析，他就越吃惊。90后作家冬筱写了一部很长的长篇小说《流放七月》，还在南京获了一个文学奖，不是说这部作品写得有多么好，但让他吃惊的是这么年轻的作家，她写的居然是七月派的历史，以这样一群伤痕累累的诗人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而且，她还是郭敬明团队中的人，签约了郭敬明的“90后作家梦之队”后出版的这本书。所以，在金理看来，郭敬明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绝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
还有，科幻小说。平时，他对这一题材关注并不多，但是他前段时间读到了一部科幻小说，却让他很震惊：“它非常巧妙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这个社会在一刹那之间实现人类大同。作者非常激进地想象如何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改写。我是在文学选刊上看到这篇小说的，我想看这个小说是发在哪里？结果我发现是发在笛安的《文艺风赏》上，原来笛安的杂志上经常会发科幻小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杂志其实也是郭敬明办的杂志。”
世界与文学
研讨会上犀利火爆的声音由年纪最长的与会者发出。
2011年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江枫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他翻译的雪莱和狄金森在翻译界享有盛誉，“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家喻户晓的雪莱诗句，正是通过江枫先生的译笔，才广为人知。
而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江枫先生显得非常气愤，一上来就火药味十足：“我们国家现在这样子大张旗鼓地反腐，太好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叫好的，但是在出产丰富的、令人震惊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土壤，必然会出现文化腐败，中国也并不例外！” 他口中的文化腐败主要指的还不是贪污腐化，而是“伪科学”和一些学术谬论。
翻译的经典准则“信达雅”，信是第一位的，翻译的美，必须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之上，如果翻译不准确，再华美的文章都白搭。江枫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狄金森全集》：“第一，不是全集，你怎么能说全集？而且，几乎每一首都有错！”对于现在中国翻译现状，他感到很痛心，他觉得翻译不能不讲实用主义，不能把翻译简单地以为就是创作：“翻译学是实用的学科，实用主义是其中应有之意。”
翻译，是一座桥梁，为中国的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又为外国读者打开了中国文学的窗口，太重要。不过，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面对面的交流变得多了起来。都以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际上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一定与之前有天壤之别，可是没想到，前些天的纽约书展，苏童、毕飞宇和阿乙的签售门可罗雀（用苏童的话说是：“哪里是门可罗雀，连只雀都没有。”）是大家热议的焦点。
批评家、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张莉女士觉得从这样的热点新闻中体现的，是我们的焦虑：“从门可罗雀这个新闻里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的媒体，或者我们的社会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或者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种期待，有一种渴望。当他说你们怎么门可罗雀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原本以为你们到纽约应该是门庭若市，应该有很多粉丝请你们去签名。在这样的新闻里面，我觉得它背后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中国文学的一种焦虑性的想象。每天新闻报道美国诺奖，卡夫卡奖（相当于诺奖的风向标）等等的新闻。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焦虑，最后导致中国很多写作者的内在焦虑，那种内在焦虑包括怎么样炫耀自己在世界文学版图的影响力。”
这一次纽约书展中国作家所遇的冷场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票价过高的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即使在莫言获诺奖之后，中国作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仍然处于弱势，这时候，不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媒体大众，如何面对这种弱势地位？心态要不要放平一点？在张莉看来，这种焦虑也是中国作家写作危机的体现，写作都指向渴望关注，吸引眼球。体现在我们的文学创作里，我们的作家变成了这个时代焦虑的见证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他是一个焦虑的表征，同时又见证时代焦虑。这个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附体，看到中国当代很多作家，不再是有主体性的观察者，而是观察者的仆人。”
面对我们的时代，我们所处的世界，纵向和横向的双重拉扯，我们怎样才能让浮躁的心灵变得沉静，让文学接近文学本身？这是需要更多思考的，也许这样一次研讨会，只是开了个头，根本不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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