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傅东聊中国电影
阅读提示：我喜欢电影是因为，当我坐在电影院里，银幕上的一切可以让我笑，让我哭，打动我……
记者｜阙 政
作为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未完成的电影史——戈达尔作品回顾展”为今夏的上海带来了7部戈达尔经典代表作。除了《法外之徒》、《筋疲力尽》、《阿尔法城》、《周末》、《蔑视》、《狂人皮埃罗》6部名片，戈达尔长达5个小时的纪录片《电影史》也首次完整登上了大银幕。
更为难得的是，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刊物《电影手册》前主编、戈达尔好友让-米歇尔·傅东（Jean-Michel Frodon）也受“人文·法国·电影学堂”之邀，亲临《电影史》的放映现场，为观赏戈达尔提供专业指南。他还在上海大剧院作了一场题为《戈达尔，一个电影作者和忧郁的历史学家》的演讲。
傅东第一次见到戈达尔是在1985年。那次，他们足足聊了3个小时，聊完之后，傅东问戈达尔：“我明天还能再来吗？”长达30年的友情就此拉开序幕。戈达尔后来称他为“用笔工作的导演”。
除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诸多名将，傅东对中国电影也很熟悉。1986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每年都要观看大量中国影片。2005年时，《电影手册》曾出版了一本《中国电影》特辑。如今，10年过去，傅东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又会怎么看？
《新民周刊》：10年过去，您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傅东：商业方面的变化特别明显——制片、投资都在扩张，电影院和观众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变化同时也给中国电影的创造力带来一种窒息感。
《新民周刊》：是指过度追求票房导致商业片的类型特别单一，把艺术片打压到没有空间吗？
傅东：追求票房很好啊，并没有错。但中国其实是文化上非常丰富的国家，她可以有更多电影的形式，不只是动作片、喜剧片。我们不能把票房和创造力当成相对立的东西，而是要追求一些创造性的表现方式，同时也创造票房上的成功。
《新民周刊》：中国初出茅庐的年轻电影人给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傅东：《电影手册》在2005年的那本特刊中讲到了许多伟大的中国电影导演，比如陈凯歌、张艺谋……但让我比较失望的是，这10年来并没有优秀的新人涌现。我比较喜欢的还是贾樟柯、刁亦男、王兵……我觉得他们是在找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和变化中的中国。
《新民周刊》：您觉得他们是否更加倾向于关心边缘人物？
傅东：不，他们关心的就是底层人民，底层人民不是边缘人物，他们正是中国人的主流。在中国，穷人要比富人多得多。
《新民周刊》：那么陈凯歌、张艺谋近10年来的创作是否也让您感觉失望？比如张艺谋正在拍摄中的新片《长城》、陈凯歌的《道士下山》，是否感觉他们离现实越来越远？
傅东：拍什么样的题材并不是关键，不管你是拍王子公主，还是道士和尚，就算拍的是中世纪的题材，也可以表现当下世界，主要还是看你拍摄的风格，以及想要表现什么。
张艺谋给我的感觉是，他一直在做商业的电影，还有一些迎合政府的东西，但有时候他也会做些小制作，非常个人化的，为了他自己。而陈凯歌我已经很久没有从他身上看到个人化的创造了。
《新民周刊》：您觉得贾樟柯这些年来有没有在电影技巧上的进步？他的新作《山河故人》有没有刻意迎合西方电影节口味的地方？
傅东：在我看来贾樟柯可能是最好、最重要的中国导演。他成功地运用了看起来简单的手段，去表现非常丰富的内容。他的电影里有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有那种敏感度，也有他自己的情感。他一直忠实于一开始拍电影时的风格和方式，但每部新作又能有新的东西代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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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拍出了他多愁善感的一面，我不觉得有刻意迎合西方观众的地方，反而，它是在努力靠近中国观众——贾樟柯已经得到了西方观众的认可和喜爱，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中国观众。
《新民周刊》：说到中国电影这些年来在商业上的成功，欧洲电影人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这件事，会让他们感觉到威胁，还是会更想拓展中国市场？
傅东：他们可能并不觉得是威胁，但欧洲电影人会看到：中国电影商业化发展的受益者，目前还只有中国和美国。因为配额制度，欧洲电影基本被排除在这种发展之外——不仅仅是每年在中国允许公映的欧洲电影数量很少，还存在风格单一的问题——在中国获准播放的外国片往往是同一类型。
《新民周刊》：听说您本来为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准备了一篇演讲，希望中国能借鉴法国的“艺术和实验”电影院线系统，把艺术电影看作是“整个电影工业的人力资源发展部门”，扩大并强化整个电影行业。为何最终取消了呢？
傅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被告知演讲取消了。我在演讲稿中提到，法国在电影和经济、文化、娱乐、艺术之间建立了持续而野心勃勃的关系，这让法国在电影领域成为一个最重要国家，超越其他任何领域。而假如没有强大多样的放映渠道，许多国家虽然一度电影发展繁荣，最后都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下。
《新民周刊》：您如何看待法国人的“文化例外”政策？（不把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的谈判科目，而是单谈单议，以保护本国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这种政策目前已经推广到了整个欧洲，您觉得中国也有必要推行“文化例外”吗？
傅东：我觉得“文化例外”政策非常好，它可以在市场体制下，捍卫文化领域内、一些对人类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我很遗憾在健康和教育领域尚没有这种“例外”。
中国不一定需要模仿，但可以借鉴“文化例外”，以中国自己的方式，给中国文化一种地位。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古老文化，也有当代的，她需要这样一种制度，让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商业而存在下去。
《新民周刊》：您曾说希望“中国电影人不要被任何其他模式限制，无论好莱坞的还是欧洲的。希望能看到中国电影有更多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的体现是？
傅东：我希望看到电影人用更多样化的方式去做电影，希望看到更多年轻导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当代中国。还希望看到更多女性导演出现。中国是一个正处于迅速变迁中的国家，应该有许多新的方式去表现这种变化，但目前看到的还不多。
《新民周刊》：《电影手册》曾因为它对许多影片和电影人不留情面的批评而名噪一时，您觉得电影批评会对中国电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傅东：在中国我也见到过有些影评人，他们的影评甚至就是直接照搬电影公司的广告词。我觉得影评人要时刻保持质疑，这才是对观众特别有用的。
《新民周刊》：戈达尔说他喜欢电影因为“电影可以改变世界”，您喜欢电影的理由和他相似吗？
傅东：我也相信电影具有改变未来的能力，比如当年弗里兹·朗的《M就是凶手》、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都让人们感知到战争即将到来，而这一浩劫本可以被阻止。
但我喜欢电影还是因为，当我坐在电影院里，银幕上的一切可以让我笑，让我哭，打动我……所以那位先生（导演）对我来说就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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