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让展览去消除误读
阅读提示：区域之间的深度对话是会遇到困难的，艺术展览就成为一种对话方式。一目了然的艺术给不了你很多东西，需要你思考的才是有价值的。
记者｜任蕙兰 实习生｜宋元清
谈论王南溟是个容易撕裂价值观的话题，因为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截然相反。他总是和批评性艺术联系在一起，号召艺术家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而资本和时尚圈青睐的审美化艺术，经常受到他不留情面的“炮轰”，称为“无聊艺术”，他曾经调侃自己“把人都得罪光了”。也有人抱怨，他策划的一些实验性前沿艺术展，很难懂，难以通过第一直觉去理解感受。但推崇他的人，认同他是“上帝派来拯救中国艺术界的”，在国外艺术圈很多人尊他为真正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旗手。
真正见到这位当代艺术圈的争议人物，却是理性而低调，嗅不到一丝硝烟味。相反，他说话思路清晰，很少带有情绪。上海人的温和谦逊，在这位艺术“大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
苏格兰人的“简单问题”
长久以来，西方一直对中国当代艺术拥有“最终解释权”。中国艺术家想要受到国外艺术机构邀请出国办展，必须价值观一致，在作品中表现“西方眼中的中国”。而这些“中国艺术”，或多或少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西方人做中国艺术展理解总是不到位，所以我就想，不如我们做西方艺术家的展览试试，换个立场看看可行性怎么样，并且让大家的对话更平等。”2015年6月27日，王南溟和郝亚冬（Sophia Hao）联合策划了四期“不合时宜：苏格兰当代艺术年展”（CURRENT: Contemporary Art From Scotland），首展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
在此之前，他已经做过不少在主流看来“不合时宜”的展览，比如“转向抽象：1976-19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艺术圈公认中国当代艺术是从1985年开始，但王南溟认为，在那以前已经有现代艺术创作，而当代艺术的源头在上海。
更多“不合时宜”的展览聚焦于社会话题，比如他在证大现代艺术馆做的渠岩“权力空间”摄影展，后来渠岩做了许村计划，记录中国乡村建设。坚守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期待艺术改变社会，这样的艺术在资本和社会看来“不合时宜”，艺术家也很难走红，但王南溟很坚持，也以同样的标准寻找西方艺术家，他做的纽约艺术家玛格丽特“水问”个展，就是以美国水环境问题为主题。
2012年，王南溟带着这些理念到苏格兰考察，“专门去看争议性大的艺术作品”。当时参加了郝亚冬的苏格兰活动，她是英国邓迪大学库珀美术馆（Cooper Gallery DJCAD University of Dundee）策展人。
“学院美术馆和一般商业美术馆不同，不会对一个展览设置参观人数最低标准的要求，所以可以做一些实验性探索性的内容，库珀美术馆这些年是苏格兰本地新艺术思想的发动机。” 王南溟说。
和王南溟一样，郝亚东也非常推重艺术作品的批判性。“很多展览大量注重形式感或感官刺激的作品云集，观众来了以后感觉Wow，眼睛吃了冰淇淋，接受了爆炸信息，但强大的视觉冲击会麻痹思考，看了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当代艺术展览的功能不仅仅是一个‘陈列架’，而是一个交流、探索及产生新知识的空间。”郝亚冬说，她希望观众能“关注作品在语境下的含义，突出上下文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艺术家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这些作品，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生了什么。
英国泰特美术馆设置的特纳奖，是英国最具权威性的当代艺术奖，每年都会有苏格兰艺术家获奖或被提名。苏格兰位于英国北部，地缘上和北欧国家联系密切，当代艺术受到后者影响。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北欧当代艺术不同于美国的商业化，注重社会政治批判，属于观念艺术。苏格兰人天性活跃、粗犷、亢奋，求独立的社会政治氛围，给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题材。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推崇私有化经济，对文化艺术上的投入很有限，贵族化气息的政党没有得到艺术家的欢心，抨击政府变得很流行。撒切尔夫人喜欢穿蓝色的衣服，蓝色也是保守党的代表色，出生于格拉斯哥的英国观念雕塑大师Bruce McLean曾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蓝色木盒子，让艺术家们戴着拳击手套站在上面打架，并宣称为“文化战争”（Cultural War）。
“艺术家会把Real Life文在身上，表述贴近社会和生活，彰显艺术的平民属性，因为他们认为艺术不属于殿堂，而属于草根。”郝亚冬说。
双方的艺术理念一拍即合，但从筹备到真正开展，花了三年的时间。因为苏格兰方面和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
创意苏格兰（苏格兰文化艺术基金委员会）先拨出一笔钱，送6名苏格兰当代艺术家由英方策展人郝亚冬带队到喜玛拉雅美术馆考察。回去后每个人递交考察报告，举办项目可行性审查会，讨论该不该到中国办展。“一开始我们想，人都来了为什么不办展，还要回去再开审查会。其实是因为人家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美术馆的专业程度及承办能力不了解，所以格外谨慎。”
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王南溟和郝亚冬的策展方案终于通过了创意苏格兰、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审核。首展是埃德加·施米茨（Edgar Schmitz）的装置作品《剩余，客串，布景》，借用电影布景元素对当代全球化艺术体制进行思辨性批判；而海报俱乐部的《小麦，泥巴，机器》海报反映了艺术家组合这一独特创作形式的试验性和合作性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当代文化实践的多元复杂性。
沟通过程中，苏格兰方对中国了解之浅很快让王南溟感到惊讶。开展前几个月，艺术家发邮件问了他几个问题：作品的霓虹灯能不能装到玻璃板上，玻璃板能不能装到墙上。“这些问题非常初级，这有什么难度。但他们对中国人的实施能力很怀疑。因为不了解中国。”5月中旬，王南溟从威尼斯双年展回国，邮箱几乎被苏格兰方的邮件挤爆，全是催促。“他们要求提前一周布展，其实中国布展一般只需提前三天。”
在布展过程中，苏格兰方见识到了中国团队的执行力和专业度，认识到中国和他们的想象全然不同。苏格兰媒体称他为“真正推动苏格兰艺术家发展的国际策展人”。
“所以展览是一个窗口，让国外艺术家和艺术机构了解中国，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中国的艺术机制发展到什么程度，并不是媒体报道那样。”
展览是区域对话的语言
《新民周刊》：这次策划苏格兰当代艺术展，每期只选两位艺术家，两年内做四期，有没有想过按照通常的做法合在一起做个大展，容易获得规模效应？
王南溟：特别大的展，很热闹，观众看着眼花缭乱，感受到视觉冲击，但根本来不及思考，看过就看过了。我想做的是学术展，大了是嘉年华，小的才是学术展。我希望通过持续性的展览，给观众思考的时间。我做的很多展是实验性质的，崭露头角的艺术家，还在程序中的，没获得美术史上地位。帮助这些艺术家是美术馆的职责。我希望通过展览、论坛、介绍等让大家了解艺术家关注的社会话题，并且把这些话题重新抛到社会上，引起人们的思考。
《新民周刊》：这些话题抛回到社会上能获得多大的影响？
王南溟：确实以前对学术展的关注度很小，人们的知识结构存在盲点，他看到的作品和他拥有的知识对应不上，就会觉得不好，所以实验性的学术展很难被人认可。但现在社会对学术的关注越来越多，所以学术展览的影响力也在提升。现在艺术链上很多环节都在完善，美术馆获得媒体报道的机会多了，艺术类媒体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艺术评论家也在向专业化方向靠拢。当然还有距离，比如国外独立评论家是一个岗位，他们不和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有太多瓜葛，纯粹以为媒体写评论为生，可以保证客观性，国内的艺评家大多有其他本职工作。
《新民周刊》：这次Edgar带来的作品有些解构电影的味道，他去掉了电影的画面，保留电影的声音，这样就让每一个走进展厅的观众构成了电影的画面，好像走进了电影中。这个想法很特别，但Edgar选取的背景电影西方人也许很熟悉，一走进去就能产生代入感，而对中国观众来说很陌生，是不是会妨碍中国观众对他作品的欣赏？
王南溟：确实他选的片子很冷僻，我自己也没看过，其中还有一部是讲东西德历史政治的，他选择时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我要做的事正是区域之间的深度对话。
在全球化起步的时候，西方主流文化占据压倒性优势，大家都会去欣赏一些普世性的艺术，审美标准差不多，比如追捧沃霍尔之类的，但渐渐大家发现单一标准抹杀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个性，我们把全球化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扼杀了不同区域的特色，没有了新鲜感。全球化热过去以后，人们重新开始追求艺术的区域化，欣赏不同区域文化的特性和背景，认同区域价值。打个比方，以前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就是毛泽东、光头、龙、象形文字，现在要让他们理解更加复杂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和艺术，就要做很多展览去推广普及。区域之间的深度对话是会遇到困难的，艺术展览就成为一种对话方式。
拿这次的苏格兰当代艺术展来说，如果要让中国观众容易接受，我会用苏格兰风笛、格子裙之类的元素，Edgar的电影背景可以用《勇敢的心》，但我想做的是对苏格兰真正的理解，了解苏格兰当地对全球化的看法，而不是旅游文化。展览开启对话，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很多，每个展览我会举办论坛，对展览做出学术解释，美术馆现场有导览、艺术背景介绍，帮助观众理解。一目了然的艺术给不了你很多东西，需要你思考的才是有价值的，比如你看了Edgar的作品，看了文字介绍，知道了那几部电影，回去从网上找来看看，你对苏格兰当代艺术文化的理解就深一层了。
没依靠，才独自拼杀
《新民周刊》：“海报俱乐部”是个很有意思的组合，一般来说流行乐手以组合的方式出道很普遍，一个韩流天团里会有几个“担当”，大家各司其职，而标榜个性和个体才华的当代艺术家，以组合的方式出现似乎不多。
王南溟：确实。我们筹备展览时，给“海报俱乐部”提供了布展场地的原始图，后来实际空间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就和他们沟通，是要恢复原状还是依据新格局创作作品，他们的反馈特别慢，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们告诉我，一个方案要所有成员通过，才能决定实施。约他们采访也是，如果采访其中一个人，他会说我不方便说，要所有成员都认可才能说。
《新民周刊》：听说苏格兰还有个20多人的当代艺术团体，约个采访要凑好所有人的时间，起码提前一两个月。
王南溟：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这些艺术组合是很民主的，大家平等合作，没有人领导其他人，也没有人是为其他人打下手，大家在一个宽松的氛围下互相交流学习，产生思想碰撞，一起创作作品。从“关系艺术”（Environment Art）角度来说，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和他与周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艺术家不是闭门造车，他和这个社会的各种交往接触会给他带来创作灵感，如果一个组合有几个艺术家，那就多好几倍的关系，更有利于创作思想的激发。
《新民周刊》：国内的当代艺术组合很少，听说这次展览原本想约一个国内的艺术组合跟“海报俱乐部”交流，最后没有找到合适的。
王南溟：国内当代艺术家喜欢单打独斗，我感觉和国内的艺术氛围有关。国内艺术家比较激进，成名的焦虑感很强，会想方设法挤进一些展览，争取一些媒体报道，提高曝光度，希望迅速成名，作品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而西方艺术家比较超脱一点，很多人成名的渴望没那么强，只是喜欢艺术创作，乐在其中，不是很在乎能得到什么，所以他们愿意接受组合的模式。上世纪90年代我在德国时就有这个感觉，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中国艺术家都忙忙碌碌，参加各种展览，而德国艺术家就没那么焦虑，互相很难理解对方。其实不仅仅是当代艺术这样，音乐领域也这样，国内室内乐发展很慢，音乐家都喜欢独奏表演。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
王南溟：其实未必是个体原因，而是和艺术的保障机制有关。我们没什么依靠，要自己拼杀，他们有依靠。西方艺术家获得赞助的渠道很多，一些艺术基金或艺术中心会专门赞助一些作品卖不掉的艺术家，比如在做装置或影像艺术，年轻没成名但很有潜力的，探索实验性的东西。总要有人做一些学术性或实验性的艺术，不然都去拥抱资本市场，肯定是不健康的。我还见过国外一些社区为住在这个社区里的艺术家举办露天画展，就在社区公共空间，居民会选购一些作品，作为对艺术家的支持，他们觉得和这些艺术家做邻居很高兴。国内艺术家这样的渠道很少，要在画廊或者美术馆办展的成本很高。我们也想做一些改变。比如今年4月，北京摄影评论家鲍昆发起组织了深圳圈子艺术奖，我和徐冰、栗宪庭几个人一起评奖，我们只评奖给行为艺术、纪录片、影像艺术等，不评绘画作品，因为绘画作品容易有市场。
《新民周刊》：这几年西方和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对话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王南溟：肯定有。过去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很片面，只欣赏毛泽东、光头等简单的代表性元素，没有深入理解过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只有少量岗位关注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岗位包括美术馆的东方部、大学的汉学系统，圈子太小了，趣味就变得很单一，他们做的展或写的东西，给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现在因为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多了，很多艺术机构都介入了这个领域，圈子大了审美也会多元化，不会再一味追捧一些简单元素，更有可能对中国做一些深入了解，理解东方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当代艺术。
区域之间的对话变得更深入、更平等，还有资本方面的原因。以前是西方艺术机构邀请中国艺术家去办展，对方承担所有费用，必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会按自己的审美标准去挑选，中国艺术家只好去迎合。现在我们在国外办展很多都是合作形式的，大家话语权相当，我们可以表达真正想表达的东西。邀请西方艺术家到国内来办展也是这样，比如这次“不合时宜”苏格兰当代艺术展，我们是和对方合作，免收场地租金，并承担一部分投资，那我们的话语权肯定不一样。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