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瑜：丹青不知老，富贵如浮云
阅读提示：对“艺术”两字的理解，在我看来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把我所见、所闻，用视觉的形象宣泄、表现、表达出来，但又必须符合美学的基本原理，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快乐，对周围的人来说也能感染，也能理解。
记者｜王悦阳
在热闹非凡的上海画坛，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仿佛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精神。忆往昔，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伊始，多少丹青高手、画坛大家汇聚一堂，当时，如何传承、发展优秀的民族绘画艺术，就成了一项摆在老先生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岁月荏苒，老一辈大师相继过世，但他们的绘画艺术，却得以在下一代的身上得到延续与发展，而如今，这一批新中国成立之初培养起来的年轻画人，也已到了古稀之年，他们成了当代海派画坛的中坚力量与中流砥柱，大名响彻海上——陆一飞、唐逸览、杨正新、毛国伦、汪大文、张迪平等等。
在这群人中间，金光瑜无疑是非常低调的一位。年轻时代的他毕业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得到了潘天寿、吴茀之等一大批画坛巨匠的亲传，毕业后来到上海中国画院，更得以亲身感受海派大师的风范，在长期的笔墨实践中，他用笔新，想法新，逐渐形成自己融汇浙派、海派绘画之所长的个人风格，笔触老辣，气韵生动。他当年的同事，画坛大家张桂铭曾经感叹道：“光瑜画画，想法很多，总是让人有新奇感。”
绘画之余，金光瑜也好治印，于印石上展现他另一面的探求。多年来，他在排朱弄白之间用精用勤，收放合度，其中肖形印自具独美，尤堪把玩，除传统的题材形式而外，他又创人物肖像，如鲁迅像、王季迁像等，皆在方寸之间得像主形神，以简笔为之，想见汉砖石刻风神，令人叫绝。
正当绘画事业逐渐走向高潮之际，金光瑜却消失了，原来他与妻子汪大文一起，踏上了大洋彼岸美国的土地，双双定居纽约，在生命的不惑之年，大胆而又勇敢地开始去追寻一条中西结合、推陈出新的艺术道路。二十年旅居美国，笔耕不止，不废所学，不废传统，孜孜于中国画本行，金光瑜的道路走得辛苦却也坚定。站在国际舞台上，丰富了他的视野，开拓了他的心胸，如何守住中国画笔墨底线，又能在洁白轻盈的宣纸上，留下属于自己、属于时代的新貌，金光瑜对此思考尤多。可喜的是，几十年探索下来，他拥有不俗的成绩：先后参加过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画廊”、“台北福华画廊”、费城“费兰克明画廊”等多处联展，并担任美国GRACIE公司艺术家。从事丹青创作之余，还在CHINA INSTITUTE（华美协进社）任教中国画十余年。
叶落归根。近年来，金光瑜与汪大文夫妇回到了故乡上海，在苏州河畔的画室里，过起了含饴弄孙、调朱弄紫的生活，淡泊、充实而幸福着。尽管窗外海上画坛的纷纷扰扰、五光十色显得十分热闹，可夫妻两人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躲进小楼成一统”，画自己喜欢的画，闲暇之余，乐于与好友们欢聚一堂，赏石观花，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正如相熟相知的友人易水寒所言：“在当今这片喧嚣浮躁的中国画坛，金光瑜是一位隐于闹市，不事张扬也不善张扬，不趋时也不逐流的异类。形象一点说：他不是激流，不是险滩，不是洪流滚滚水花四溅，纵身一跃的百丈飞瀑。他是一泓波澜不惊，静静地荡漾在白云缭绕的崇山峻岭之间深碧的湖。”
丹青不知老，富贵如浮云。如今，在金秋收获的季节，这位已是“不逾矩”之年、在画坛默默耕耘的宿将，终于决定在上海松江程十发艺术馆举办他的第一次个展，出第一本画册了。
浙派启蒙，海派熏陶
《新民周刊》：通过了解金老师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您从小的生活环境，乃至以后到了浙江美院，走入上海中国画院，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一个“美”字。
金光瑜：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一无家学，二无渊源，唯想起“文革”时期一位老先生曾言：“画院的老先生头上都有一面大旗”，我想我要扯哪一面大旗呢？唯有本家冬心先生是为我一直心仪和敬仰的先哲吧，哈哈。.jpg)
我小时候寄养在乡下我姨妈家里，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是在上海淞南肇嘉浜小学，其实是在一个叫“娥才庙”的小庙里，上课时还不时有善男信女前来礼佛，乡间新年“调龙灯”、“提灯笼”张灯结彩走在冬天的麦田里，觉得特别开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挂香袋，祭月亮，烧香斗，重阳糕上插小旗，都是儿时最美好的回忆。同时周围五颜六色的氛围，亦在感染我幼小的心灵。
解放后我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读书的小学是弄堂小学，叫提篮区平凉路小学，在那里我碰到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叫陈志鹄。他把我们一些喜欢东涂西抹的小朋友组织起了一个课外美术组，让我们自由地在纸上、黑板上画画，觉得十分开心。后来我进了中学，是市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美术老师王小雄先生，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上课时都是听他天南地北的“胡吹”，其实是在启发和诱导同学如何欣赏，如何理解什么是美等等。课堂上他从来不叫同学拿笔画画，只是课堂结束前布置同学回家后按他的要求完成课外作业，下一堂课时交给他批阅。
20世纪50年代初，齐白石得了斯大林和平奖，他的作品出画册，印刷得特别多，同时王小雄老师曾在课堂上当场挥写了一幅彩墨花卉，亦拿给同学看齐白石老先生为他的作品题字。这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中国画的我来说，觉得特别神奇，新鲜。从此迷上了中国画，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画家。进了高中后（仍在市东中学）我决定将来报考美术学院，而且向王小雄老师提出请他指导我。1959年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新民周刊》：回顾历史，当年浙江美院的确有着良好的教学基础与师资力量，特别是以潘天寿先生为首的中国画教学体系，立足民族传统，追求时代风貌，开创了浙派绘画的一代新风。在您的记忆里，哪位老师对您的启发与影响最大？
金光瑜：我在浙美学习了五年，先后得到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陆俨少、陆维钊、顾坤伯、潘韵、朱恒有等各位老师的教导，接受了学校里安排的正规、系统的教育，可谓受益匪浅。
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的是潘天寿先生给我们上的中国画的构图课，记得潘老告诫我们画中国画要注意开合、虚实，疏密，知白守黑等等，用吴茀之先生的解读，则是要会“造险”与“破险”然后取得平衡。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要会制造矛盾和解决矛盾，这虽然只是一些原则，但你一旦能领悟和运用了，则是终身受益的。
《新民周刊》：关于当年您的求学情况，您的老同学李绍然曾经回忆道：“他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三位同学之一，但他事事都很有主见，平时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如果同学遇到着急的事，他会用一种‘冷面滑稽’的范儿，说上几句风趣幽默的话，来缓解一下紧张气氛。由于他跟同学相处得都很好。不久，他就被选为副班长。”可以说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形象。
在李绍然看来，当时您选修山水画时画得就很有特点。看得出您在学陆俨少先生的风格时下过功夫，但后来却没有完全照搬陆俨少先生的图式，而经常在构图和色彩上做一些新的尝试，在汲取了多方面的绘画元素同时，使得自己的艺术语言更为大胆泼辣奔放。
金光瑜：非常有幸，陆俨少先生曾担任我们的山水课教学，他的用笔用墨跌宕生姿、丰富多彩，对我的启发很大。但我觉得学习老师的方法最终不是为了复制，而是用这种方法去为自己的创作服务。也就是说，有了直觉的感受，便敢于去表现自己的想法。
《新民周刊》：可以说，您的绘画道路是以浙派绘画作为启蒙的。但在之后的岁月里，您又得以接触到大量海派绘画优秀的艺术家代表，共事廿余年，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可以说，这对于终身执著于美术事业的您来说，走的是一条幸运的坦途。
金光瑜： 1964年毕业后，我进了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亦先后得到不少老先生如程十发、王个簃、来楚生、叶露园、张大壮、谢之光、朱屺瞻还有姚有信等先生的教诲与指导。他们都特别提到了学习的目标一定要选得高，当然不是好高骛远的高，而是要选择传统中经典的，有用的，能再发展的部分，从中吸取营养，跨出自己的步子。犹如攀登喜马拉雅山，即便不能登顶也至少有几千米吧！此即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之理。
走出国门，立足传统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您来到引领世界艺术潮流之先的大都会纽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但您没有在这所谓“当代艺术”的发祥地意乱心迷，而是坚守自己追求，默默地走自己的路——画画，教学。
金光瑜：由于家庭的原因，1986年11月我去了美国，在异国他乡有机会见识了许多西洋的绘画精品，也接触不少新的艺术思潮，从中也学习了一些新的、好的、有用的东西。
对“艺术”两字的理解，在我看来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把我所见、所闻，用视觉的形象宣泄、表现、表达出来，但又必须符合美学的基本原理，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快乐，对周围的人来说也能感染，也能理解。如果说对于其他人来说是看不懂，或是要加了一长段的说明才知作者意图的东西，我认为就是失败；硬说别人水平低，没艺术细胞，那我也只能说这是“自欺欺人”。 《新民周刊》：您的老朋友，画家谢春彦曾经对您有一段评论：“眼下更多的则是将所谓的中国画权充敲门金砖，五花八门，背其根本，只当猴戏观之也罢，光瑜则不然，对于潜藏于其心中的宝贝中国画，颇有好古而敏求之韧，无论于其少时的中小学受蒙抑是浙江美院深造以及入上海中国画院转益多师，甚而中年后定居纽约为洋文化光怪陆离包围之中，他总是一以贯之，不舍不弃，有所思而有所守，不变其初衷也。对于在文化艺术上主张‘与国际接轨’的滥调，光瑜甚以为不然，在这一点上，我庆幸他之主见，文化上的奴隶主义是绝无前途的，画家亦然。”是否在您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与国际接轨”这一说？
金光瑜：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美国的中文报刊上看到国内的一些艺术家到纽约来，鼓吹要和国际接轨，不知他们要接什么轨？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无轨电车”，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重复别人用过的语汇、手法，何来个性、自由、解放？东西方的文化都有过辉煌，但那已是前人的足迹，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继承，也更需要发展，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东西方文化需要的是交流，需要的是潜移默化的相互交融，不是侵占，更不是霸凌。各种艺术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孰优孰劣的评价标准。因为根本就是两码事，怎么来比较？比什么？
我一直以来很敬仰我的启蒙老师王小雄先生，他教给我自主、创造的思想，他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对中西绘画都有爱好，他让我知道了还有像林风眠、刘海粟、关良等融会中西的大师，也有像潘天寿先生坚守传统而又有创新精神的大师，他们让我明白了“艺术”需要“创造”的重要，跟在别人的后面，再怎么奔跑也是白费劲，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我也永远记得潘天寿老师的话：“东方绘画与西方绘画是两股道上的火车，各走各的。它们之间只能有交流，相互影响，各自潜移默化，但绝不会相互霸占对方的道路。”
《新民周刊》：您接手纽约华美协进社美术教学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是教授来自世界各地，对中国水墨毫无基础却又感到新奇、喜爱的洋人。在这样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似乎使您的绘画风格有了更新的变化与追求。
金光瑜：1992年夏天，大文去香港发展，她在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教学就由我来接替。我承继了我的老师王小雄先生的教学思想，给同学以自由、开放的理念，强调仔细观察、注重写生、示范表现，让同学知道画面效果是怎么出来的，然后让同学尽情地自由发挥，之后我再给以点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学生的进步都很快，而后其他班级的同学亦有不少转到我们班上来。所以我常对同学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但你们不必完全像我；你们也是我的老师，你们亦常给我以启发，让我更加努力。
《新民周刊》：山水画或许是您个人面貌最强烈的体裁，从中可以看出，您的主力是探索传统、革新以及写生和创作的课题，特别是有些秋景山水，如《黄山秋色》和《枫桥夜泊》等，反复点染，个性线面，令人感觉印象颇为深刻，但这样的鲜明风格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始终追求沉稳的气息，诚为可贵。
正如谢春彦所言：“以我之揣测，光瑜先生对于古人的中和、雅正一定深有体会，此亦颇近乎他的趋静之性格。人曰性格即命运，而性格与创作的风致风格也同然一致。中国的文化，当然也囊括中国书画在内，每每受到‘五四’以来激进偏至思潮的影响，故鲁迅说国人往往峻急并随便并生，这许多年来中国画的弊病于兹可寻根蒂。吾人故不可能超越时代风气，光瑜的偏静沉潜对他自己而言，也许算得天然之抗体吧。”
金光瑜：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具体时间已记不太清楚了）浙江美术学院聘请了罗马尼亚的油画家埃乌琴·博巴来院，开办了一期油训班，结业时举办了一次展览印象深刻，学员的作品也改变了以往苏联油画的模式，博巴和他太太的薄彩油画也让人铭记在心，他给潘天寿院长画的肖像画亦很有中国味，他还用旧的报纸，在上面画中国水墨画，许多黑白的线描人物很有中国味道，从中使我觉得在不同画种是可以相互影响，也让我想起中国画该如何向前发展？中国画赖以表现的宣纸、绢还有颜色，本身也是在变化和发展的，纸有茧纸、麻纸、皮纸、宣纸。绢有粗绢、细绢、绫、帛、细麻布等区别、颜色亦然。昌硕先生就有过用西洋红颜料来表现牡丹的浑厚、艳丽的先行，故而我想除了原先已有的材料外，中国画也完全可以用油画布、油画颜料来表现，关键是要用中国人的眼光，东方文化的精神表现来观察外部世界、观察我们周围的生活。对固有的、传统的，我们要继承它、保护它，对西洋的技法、手段我们要有选择地吸收融化在我们的笔墨间，不要总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人不是笨蛋，我们的脑子还是很聪明的，关键是我们要建立起坚强的自信、找准方向、奋发努力、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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