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物画，更看时代变化
阅读提示：相信观众漫步于展厅，不仅能够感受到中国现代人物画异彩纷呈的发展概貌，更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
记者｜王悦阳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坛，最引人注目者首推人物画。这个曾在汉唐主宰画坛，到了元代则渐趋衰落的画科，在20世纪又重放异彩，其光彩源于现实的光芒照耀——脱离现实，陈陈相因，是古典人物画衰败的缘由，关注现实，勇于创新，则是现代人物画振兴的关键。
近日，中华艺术宫联合中国美术馆与北京画院隆重推出“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展出280余件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物画代表作，不仅从纵向上梳理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发展历程，而且从横向上展示了多个流派的涨落。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画科之一，人物画历史最为悠久——春秋时期即有抑恶扬善的周代历史人物画的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大家。唐宋是人物画的盛期，名家辈出。而元代因文人画的兴起而导致山水画和花鸟画繁盛，人物画不再占据主流位置，并与现实日趋疏离而逐步走向衰落。
20世纪初期，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隐逸、遁世的文人画观念受到质疑，积极、入世的艺术得到提倡，雅与俗的壁垒被打破。时代的惊雷震破了中国艺术家的超脱之梦，他们开始贴近人生，关注现实，关乎人间冷暖的现代人物画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现代人不仅入画，而且有了别样的画意。以陈师曾、丰子恺、齐白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冲出摹古的怪圈，以现实人物为表现对象，在人物画中高歌红尘悲欢，表现俗世情怀。正是这批杰出的先行者以他们具有浓郁人间情味的作品，一扫传统人物画孤高荒寒之气，中国现代人物画由此诞生。
在此次展览中，齐白石的《搔背图》很是精彩，该图描绘的是一位老者用挠子搔痒的情形。老者袒露胸脯，将衣袍脱至腰间，右手执挠子很认真地搔背，脸部露出满意的神色。齐白石的人物画总是很生动，简洁地用笔勾勒出身体动态和面部神态，没有复杂的描绘，也使整个画面感觉非常细腻和到位。
丰子恺既是漫画家，又是中国画家，其漫画实际上是一种简笔中国画。他少年时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从李叔同习画。1921年春赴日留学，同年底回国。1925年，他的作品被郑振铎冠以“漫画”一词，并出版了《子恺漫画》，从此“漫画”一词在中国流行。这位敏感于新时代思潮的画家有着明确的艺术观念，他贴近人生，善于从日常琐事中寻找素材，生发意义。日本浮世绘这种以描写风俗人事为主的日本画，使画家找到了艺术与新时代的结合点。此次展出的《家家扶得醉人归》，是上海中国画院的收藏，描写了两对夫妇微醺相依的情态，人物脸上漾着笑意。摇曳的杨柳，欢畅的燕子，在无边的春色之中，醇厚的酒香伴着和煦的春风飘散出去，整幅画面荡漾着令人陶醉的幸福祥和之气。
从清新脱俗的人物画新貌开始，全新的艺术实践，随着时代的浪潮而沧桑更迭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家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之中，民族的前途，民众的苦难使得中国现代人物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感人的道德力量。如果说抗战之前，中国画坛还沉浸在隐逸的古典之境和浓重的摹古氛围之中，那么抗战爆发后，隆隆炮声则直接震醒了“桃花源”中的艺术家，他们不得不直面苦难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徐悲鸿、蒋兆和、赵望云、沈逸千、吕风子、黄少强、方人定、关山月等人，均以写实的手法，直录现实的苦难。
此次展览的一件经典作品就是蒋兆和先生的名作《阿Q像》。蒋兆和出生于四川泸州一败落的书香世家。幼年随父习诗文、书法，16岁因生活所迫而只身流寓沪上，初以擦笔炭像为生，后自学西画和雕塑，训练了自身扎实的西画造型功底。30年代开始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完成于1938年的《阿Q像》，体现了他强化中国笔墨表现力的成功探索，此画亦标志着其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成熟。蒋兆和在塑造其面部时，以皴擦代替了湿笔渲染，使人物的体态结构被塑造得结实有力，同时加强了中国画的特点。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中国现代人物画始终围绕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大命题而发展，因此而产生“传统派”和“融合派”。融合派又因取法西画的不同而分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代主义流派。前者以徐悲鸿为代表，后者则以林风眠为代表。林风眠将传统水墨画的写意精神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主义相结合，化生出具有强烈现代色彩和生命情致的作品。他的人物画尤其是“新仕女画”，调和了法国印象主义、原始主义的色彩和中国传统水墨的韵味以及民间美术的朴拙，其独具一格的彩墨画表达了一种宁静悠远的诗意之境，堪称“调和中西”的大家。因此，本次展览也专门为林风眠先生安排了好几件代表性精品展出，《绿衣仕女》就是其一。林风眠将印象主义、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绘画的形式感和中国传统水墨的空灵雅逸以及民间艺术的朴拙浓烈融汇为一，创造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朦胧美感，令人过目难忘。
时代与生活的礼赞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文艺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艺术家们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紧跟时代风潮，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与山水画和花鸟画相比，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人物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入生活的时代要求使得人物画家贴近工农兵，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源泉，而且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新的内容也拓展了人物画的表现手法，借鉴民间年画单线平涂的新工笔画和吸收西方写实画法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以特有的形式表达了对时代与生活的礼赞，并映现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时代风云。
中国现代人物画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创立与发展。传统写意人物画注重画家主观情感的表现，强调畅神和怡情，而弱化了传神与载道。新的时代需要艺术反映现实，写实水墨人物画应运而生。徐悲鸿是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开拓者，他毕生致力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并从中国人物画入手进行中西融合的探索，开创写实主义流派。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与来自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合流，由此产生“徐悲鸿学派”和“写实水墨画”，在中国形成强大的写实阵营，并成为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画坛之主流。“徐悲鸿学派”以徐悲鸿和蒋兆和为开拓者，亦称“徐蒋体系”，重视人物形象塑造，强调造型的写实性，笔墨服务于造型。
作为“徐蒋体系”的杰出代表，黄胄的大名不可不提。特别是他所创作的少数民族人物，开一代新风，影响深远。黄胄是河北蠡县人，1940年代起随赵望云学画，1945年随他到西北写生。他继承了赵望云深入民间的平民立场，也吸收了老师的写实性水墨人物画的画法，尤其擅长以速写的方式准确描绘运动中的视觉形象。50年代中期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其人物画以场面、气势取胜，速写与笔墨意趣相融，在中国画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可谓独树一帜。50年代，黄胄经常深入牧区、边疆，画了大量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此次展出的巨幅作品《载歌行》就是其代表作之一。该画描绘的是新疆维族人的群像，他们纷纷盛装出行，或骑驴、或步行、或乘车，似乎在歌唱，正在享受丰收的喜悦。
同样经典的还有长期执教中央美院国画系的老画家叶浅予先生。叶浅予原为漫画家，从事漫画创作与抗战宣传工作。1942年开始由漫画转向中国人物画的创作。1947年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是徐悲鸿学派的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叶浅予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画，50年代末期，他以舞蹈人物为题材，将速写与水墨融为一体，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人物画作品。藏族舞蹈是其常画的一个题材，藏女的舞姿有动势和节奏感，结构处控制到位，用墨色的浓淡变化，交代了袍身与长袖的质感区别，色彩单纯，笔墨简练，舞韵悠长。
与北方“徐悲鸿学派”相对的是南方的“新浙派人物画”。当时整个画坛都在摸索如何以国画的形式表现新时代，在文人画氛围浓重的浙江画坛产生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与徐悲鸿学派相比，少了素描味，多了传统水墨的韵致，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其开拓者有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等。“新浙派人物画”的第二代艺术家继承了这一流派的优良传统，并在表现现实的深刻性和笔墨的丰富性上做出更为有益的探索，代表人物有冯远、刘国辉、吴山明等。
“浙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首推方增先先生。方增先是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在人物画写实风格创作线索中另外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徐悲鸿和蒋兆和解决了以西方的素描法改造中国画以达到写实的目标，那么方增先在1955年完成的《粒粒皆辛苦》，则既有写实性的造型，又具有中国笔墨表现的丰富韵味。方增先的创作在50年代影响非常大。他善于总结画理画法，他的《怎样画写实水墨人物》几乎影响了两代人物画家。从60年代的《说红书》直到80年代，方增先的绘画都是在追求笔墨的塑造性和笔墨的表现性的结合，严谨的笔墨方式变得越来越松动自由。此次展出的《绒帽老人》中，书写性的笔墨和意象性的造型得到良好的结合，是写实水墨人物画中成功处理造型和笔墨关系的成功例证。
除了写实水墨人物画在歌颂和礼赞新时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工笔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在普及运动中，连、年、宣等普及画种使得传统工笔人物画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有了新的施展空间。新的工笔画的特点之一是表现现实题材，二是表现手法上或借鉴民间年画，或借鉴西方写实绘画。年轻一代的工笔画家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新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创作了当时具有“样板”意义的人物画作品，如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姜燕的《考考妈妈》、顾生岳《春临东海》等。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家面临着如何将传统技法与时代内容有机结合的问题，徐燕孙、潘絜兹、吴光宇、陈少梅、任率英、王叔晖、程十髪、刘旦宅等均有突出的表现，他们一方面继续自己所擅长的传统题材人物画创作，同时赋予传统题材积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投入现实生活的怀抱，创作反映新人新貌的新人物画。新工笔画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人物画走向自觉
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呈现更富活力的探索态势，其中，中国画人物画的表现尤为突出，并在思想与语言两个层面逐步走向自觉。
思想上的自觉首先体现在作品被投注了深沉的家国情怀。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思使得中国艺术家的画笔沉重而有力。一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物画家创作了一批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之作，表达对这片土地真挚的情感。他们对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表现，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客观再现，而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作品具有强烈的悲悯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代表性作品有周思聪《人民和总理》、郭全忠《万语千言》、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黄河组画》、冯远《屈赋辞意图》、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赵奇《九一八》、袁武《抗联组画》等。
语言上的自觉首先体现为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的兴起。80年代初，国门打开，“西风”袭来，一直囿于写实的中国画坛开始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其中，德国表现主义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国画家，他们逐步摒弃写实手法，脱离客观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感受，优秀之作有周思聪和卢沉合作的《矿工图》组画、王迎春和杨力舟合作的《太行铁壁》、施大畏的《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等。
此外，还体现在写意性水墨人物画的振兴。在对传统的返顾之中，水墨的写意精神成为中国画家孜孜以求的重点，对传统意象造型法则的重新解读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借鉴，使得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得到新的发展，写意水墨人物画在戏曲题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戏曲的高度概括性与水墨的写意性具有某种契合之处，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良开创戏曲人物画时，即继承了传统简笔水墨的写意精神，笔墨简练，意味无穷。
为人民传神，为时代写照，中国现代人物画犹如一部生动的视觉文献，形象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亦反映了文化的转型与思想的变革。“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基本呈现了一部形象的中国现代人物画史。同时，这些经典作品也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艺术的变革与创新。相信观众漫步于展厅，不仅能够感受到中国现代人物画异彩纷呈的发展概貌，更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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