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 有一份上海城市生活备忘录
阅读提示：在物质贫乏的年代，糖纸头不仅给生活增添了一丝回味，也为精神审美平添一抹亮色。
记者｜阙 政
一张糖果包装纸，一纸歌片，一块巴掌大小的年历片……粗心大意的人随手便扔的东西，到了有心人的手里，却从一张、一片，汇集成一张张、一片片。时过境迁，再拿来翻看时，你会发现，这已经远远不止是糖纸头、年历片，而是厚厚一叠有关上海城市生活的备忘录。
零食奇缺的年代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就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他的家里至今还收藏着五六本糖果包装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蜡纸做成的一张张五彩斑斓的糖纸头，至今依然保留了鲜活的色彩。
“上海在开埠之前，最普及的糖果是用面粉手工做的麦芽糖，没有包装纸的，糖纸头其实是西方休闲文化传过来的东西。”钱教授说，“这也说明海派文化是非常善于融合西方文明，吸收新时尚的。”
对于自己收藏的这几大本糖纸头，钱教授如数家珍：“虽然上海解放前就有糖纸头了，但是最好看的还是1950年代，公私合营前后。”
当时人们的舌尖，远没有如今那么多的零食可供选择——糖果，成为少数几种可以拿来消遣、解馋的零嘴，物美价廉，不光小孩，连大人也爱吃糖。各式各样的糖果真是应有尽有，单论糖的品种，盛况超过当下。
马宝山糖果厂，益民食品一厂，伟多利糖果厂，天山糖果厂，大众食品厂……都是当时出名的大厂家，生产的太妃糖、牛轧糖、果汁糖、硬糖、软糖、棒头糖，看名字就知道是很时髦的——比如“太妃糖”是“toffee”的音译；“牛轧糖”是“nougat”的音译，又叫“鸟结糖”、“纽结糖”；“求是糖”来自“juice”；“白脱”来自“butter”；司考奇来自“scotch”；“沙四糖”来自“sauce”，又译为“沙士”。
直到现在钱教授还清楚记得这些糖果的滋味：“沙四糖”是一种颜色像可乐，但口味与可乐殊有不同的糖果，味道很不错；而“求是糖”虽然来源于juice（果汁），却不只是果汁糖，而且还是奶糖——益民食品一厂出品的光明牌“奶油可可求是糖”，糖是厚圆形，有点高低不平，白色糖果上还有几圈咖啡色的条子，放在小孩嘴里，盘都盘不过来。
想当年，光是太妃糖，就有将近百种，既有现在常见的奶油太妃、巧克力太妃、椰子太妃，也有现在的人想都想不到的——葱香太妃、白菊太妃、金橘太妃、茄汁太妃、牛肉汁太妃！在那个花生、瓜子都稀缺的年代，牛肉干什么的更是只存在于想象，而糖果却能幻化出人们渴望的滋味——牛肉汁太妃、鹅腿香脂糖、杨梅水果、文旦糖，满足了人们对于零食和水果的味蕾需求。
“硬糖一分钱一粒，软糖两分钱一粒，一直到70年代都还是这样的价格，所以大家都吃得起。烟纸店、百货商店都有卖，买一粒都可以。小孩最向往的是过年，可以敞开吃糖——那时候谁家里来了客人，假如桌子上没有糖，那是很坍台的事情。小孩看到一碟子糖，先挑好的放进口袋，比如元宝糖，里面有果酱夹心的，就特别抢手。”
糖纸头充当了美术启蒙
和各色糖果一样百花齐放的，无疑就是配套的糖纸头了。大家一面吃着各色糖果，一面还诵着一支童谣：“
红黄蓝白黑，橘子柠檬咖啡色”——上海的颜色称呼，似乎也从吃糖果中叫出来。
红黄蓝白黑，橘子柠檬咖啡色”——上海的颜色称呼，似乎也从吃糖果中叫出来。
“上海有许多海派画家，或画扇面，或画年画、国画，后来又在西洋画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月份牌、广告画。到了50年代，随着解放后月份牌、广告画的消失，这些画家纷纷转入连环画、儿童画创作，其中有些绘画高手被手帕厂、糖果厂请去，开始设计出一些富有文艺素养的作品。”钱乃荣说，“50年代上海的糖果生产相当发达，销往全国各地，糖果厂互相竞争，糖果的质量和糖纸头的图案质量也承受着优胜劣汰的考验，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地方国营开始时，还有着糖果业竞争的余威，而且加以有力的调整，作为海派文化生动的一角——一方糖纸头上的小小的丹青春秋，就这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在《糖纸头——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结》一书中，钱教授写道：“对我小时候艺术头脑的开发发生最大影响的，倒不是每周一次的图画课教育，恰恰是糖纸头和花绢头这两样东西。50年代一角几分钱一块的手绢上，有着令人入迷的高水平的图画，类型也五花八门。每逢放学回家，我常常会偷偷走进淮海中路的妇女用品商店去看上几眼，但因为我是个男孩子，不可能花钱去买手绢而只为收集。不过，每次吃了糖果以后留下的包糖纸，我和不少女孩子一样，把它们拉平压平，或像对待邮票那样，放在清水里漂洗干净以后贴在玻璃窗上，这样吹干了以后的糖纸头，就像没有包过糖似的，非常平整，我把糖纸头每一页夹着一对，让它们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用过的课本里。这些糖纸头，居然也因为夹在《平面几何》这样的教科书里，躲过了‘文革’扫‘四旧’，闯过了发大水和多次搬家，保存了五六本……”
回头再看，50年代的糖纸头有个仿佛约定俗成的规则：大都是三联格局、连续图案为主。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程式下，不同设计师仍然有自己的匠心独运——上海大乐糖果厂的“万寿太妃”，一改卡通造型，设计了中国风的仙鹤与松树；上海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出品的青年牌“白脱太妃”，又是西洋化的砌砖装饰图案；“四季香糖”有春夏秋冬四款包装，冬季是一个少女在滑雪；迪士尼还没来到中国，但上海人在40年代就受到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的电影形象打动，“米老鼠奶糖”在50年代已做成了当年上海人最喜爱吃的奶糖；伟多利“双喜太妃”上红红的双喜字，成为新婚夫妇的首选喜糖；还有天山回民糖果厂（后来并入冠生园）生产的“话梅糖”，同款糖纸一直沿用至今。
据悉，如今上海还有一个“四方集藏糖标收藏研究会”，不仅定期聚会，还办有一份《糖标收藏》报纸，每期都会刊载许多与糖纸头有关的讯息。钱教授收藏的糖纸头里，有两张也显得格外珍贵——一张是“话梅糖”当年尚在试销时期的包装纸，虽然图案与后来几乎一样，却清楚地印有“试销品”三字；另一张是全国知名的“大白兔奶糖”，通常所见都是蓝色包装纸，钱教授收藏的这一张却是早期的绿色。
“大量优美的糖纸头的集中诞生，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背后有着深厚的土壤，它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伴随着商业的繁荣才会出现。”钱乃荣说，“连环画家戴敦邦、贺友直、赵宏本等也曾加入过设计糖纸头的队伍。”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糖纸头不仅给生活增添了一丝回味，也为精神审美平添一抹亮色。
上海史的新切入点
和钱教授有着同样爱好的，还有已故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她曾在文章中写道：“小小一张糖纸头：品牌唛头、商家地址电话、包装艺术、广告用语、视觉冲击和手感反应，式式齐全，明明白白，通通浓缩在方寸之间，可见花了多少功夫！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谁都梦想在上海滩完成一番事业，成就一则传奇，故而上海空间十分逼仄，欲成功，就得设法在最有限的空间尽力展示自己。糖纸头，恰巧佐证了这一点。”
在程乃珊看来，上海不仅有百乐门、杜月笙、旗袍这些符号化的东西，“如若你能读懂和解码方寸之间那一张张糖纸头的内涵，你会从中发掘出一个研究上海史的新切入点”。
没错，如今再翻看一张张糖纸头，看到的不仅是滋味，是审美，更有时代的烙印在其中。
比如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糖纸头，虽然设计仍然精美，用纸却是粗糙蜡黄的，只因原材料奇缺，纸张粗糙得连钢笔头都会被磨坏。“好的糖纸头也是有的，那是后来为了回笼货币而发行的高级糖，比一般贵上几倍到十几倍，我们中学的团组织还动员团员要艰苦朴素、发扬延安精神，不要去买高级糖和高级糕饼，号召自愿上交布票、就餐券。”钱教授说。
次年，全国运动会召开，“健康糖”“增健糖”也应运而生。运动健康类的糖果，往往会画上各类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图像——比如公私合营天明糖果食品厂的“双燕鸟结”，就印着10个相连环的不同运动员剪影图；“增健奶糖”上的图案则是双人跘抢足球图。不过，这些健康糖的用纸仍然是蜡黄、或者发灰。
到了“文革”时期，许多糖厂连厂名都没有了，一律简称为“中国上海”，或者改名“红卫食品厂”“工农兵食品厂”。当时的糖纸头也印上了时代的痕迹——比如镰刀锄头、塔吊、炼钢，以宣传农业、重工业的发展。曾经的上海哈尔滨食品厂，变成了“上海工农兵食品厂”，旗下畅销的“礼花糖”包装纸上，也印上了“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的字样。不过，即便时代高压如此，“礼花糖”的主要图案仍然没有改变，仍是一团团绽放上天的五彩礼花。在钱教授看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上海人在肃杀的‘文革’环境中仍然顽强坚持原来的生活情趣。”
“歌片”时代的影迷
和糖纸头差不多同时期流行的，还有“歌片”——诞生于50年代中期，80后可能都未必见过。
所谓“歌片”，其实都是电影里的主题歌，只有半个手掌那么大，却密密麻麻地印着一整首电影主题歌的歌谱、歌词，还要加上电影主角的头像、甚至是剧照。比如电影《护士日记》主题歌《小燕子》；电影《森林之鹰》主题歌《满山葡萄红艳艳》；电影《聂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电影《五朵金花》插曲《绣围裙》……
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影迷看完电影也想学里面的歌曲，而和现在年轻人不一样的是，从前的影迷没有歌本、电影原声CD可买，更没有网络可搜索，于是，“歌片”就成为他们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小小一张歌片，大都是黑白的，即使有彩色，也是照相馆里手工上色的产物。而歌片的纸张，也都是相纸，设计师设计好之后将样板送到各大照相馆，再由照相馆负责印出售卖。
从50年代初诞生，到“文革”结束，“歌片”的存世历史不过短短十几载，却也成为城市记忆乃至市民生活集体回忆中珍贵的一部分。
年历片曾是爱情信物
“许多东西一到‘文革’就消失了。”钱教授说，“年历片能在‘文革’期间诞生，实属不易。”
他口中的“年历片”，既非上海1930年代流行一时的“美女月份牌”，亦非1990年代紧俏的“港台明星贺年挂历”，而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许多工厂内部自行设计出版，并不公开对社会发售的一张张“年历片”——只有交通卡一般大小。
钱教授收藏的年历片中，最早的一张，正面印着“南京长江大桥”的风景画，反面印着年历。“1971年底，由朵云轩改名而来的‘上海东方红出版社’悄悄推出了一面印样板戏剧照、新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等图片，一面印有1972年年历的小卡片。那时候的招贴画都带上了宣传色彩，纯消遣的东西很少，上海带头悄悄地印一点年历片，也是小心翼翼的，只敢印样板戏，或者是风景照片。”
果然，一张1972年的年历片，正面就印着《红色娘子军》剧照，反面年历上方醒目位置，还清楚印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是1893年12月26日”的字样。“后来由于上海人的欣赏艺术的潜在习惯，被群众称为‘年历片’，居然越出越美，蔚然成风，在寒冷的冬季，连续多年成为人们互相交换欣赏收集的佳品。”
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之后，连环画得到复苏，许多厂家也开始印制自己的年历片，还从上海一步步扩展到了全国各地，有些厂家还在年历片底部印上了厂名、招牌产品，起到了类似广告的作用。而年历片的呈现范围，也从样板戏、风景照片，慢慢扩大到了萌娃、工艺品、花卉、少数民族少女等等；印刷上也开始有凹凸、烫金等新的技巧与花样。
“我们当时谈恋爱，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就送这些年历片。”钱教授拿出一套精美的烫金花卉年历片，正是他的夫人在当年谈恋爱时赠予他的信物。
改革开放以后，到了80年代，可供精神消遣的东西一样样多了起来，年历片也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再到后来，新的流行是挂一本港台明星的贺年挂历，而如今，连挂历也快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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