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阅读提示：一排排的木架子，摆满小人书，外面用根麻绳拦住；一块木板上花花绿绿地贴满新到的小人书封面，招徕顾客；小矮凳，长条凳，随意摆放，供看书的人坐下来慢慢翻阅。这样的场景，或许是老上海人记忆里最熟悉不过的景象。
记者｜王悦阳
一座城市，或许与一种艺术形式，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京之于京剧，莫斯科之于芭蕾舞，乃至巴黎之于印象派，无不如是。
如果说上海的“海纳百川”带来了繁荣而现代的都市文明，那么，其中最能代表上海市民文化生活的，无疑就是被亲切地称为“小人书”的连环画了。
曾几何时，马路边的墙角，一排排的木架子，摆满小人书，外面用根麻绳拦住，像极了现在商店里摆放CD的架子。一块木板上花花绿绿地贴满新到的小人书封面，招徕顾客。小矮凳，长条凳，随意摆放，供看书的人坐下来慢慢翻阅。这样的场景，或许是老上海人记忆里最熟悉不过的景象。在娱乐生活比较单一的年代，连环画曾成为不少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的重要读物；巴掌大小的连环图画，图文并茂，一幅幅连续画面串联起一个个故事——它是陪伴过几代人成长的集体记忆，浓缩了彼此的童年时光和青春印记。
随着时代发展，娱乐方式多样化，传统连环画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那些连续的图画和文字叙述，那些英雄、神话、传奇故事，深深地留在一代人的脑海中。如今，伴随着连环画繁荣、兴盛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代“同龄人”，不少人成了连环画的收藏者、追随者，从买书到藏书，从交流到再版……于是，连环画收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情怀，一种连接历史、现代与未来的方式。
上海开风气之先
追溯起来，连环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土地上从孕育、生长、繁荣至今，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的。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石印技术进入中国，首先在上海诞生了《点石斋画报》。1884年，这本画报上记录下了朝鲜东学党事变过程的10幅连续画，这就是连环画最早见于石印画报的例证。此后，石印“回回图”应运而生，聪明的艺术家运用画笔，为《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长篇小说每回绘一插图，组合成完整的故事梗概，令人一目了然。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作品连续性并不很强，仍然应归属为插图性质，但在表现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以及运用图文结合的方法来增强艺术效果等方面，已具有连环画的一些特性。因此，它们对现代连环画的形成，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
约在1913年左右，上海石印新闻画报风行一时，一般是单张4开，每份有图86幅，文画结合，既有时效性，又具娱乐性，加上申城小贩到处沿街宣传叫卖，此类画报极受群众欢迎。1916年，《潮报》开风气之先，首先选用有光纸把单张时事画报印成左右两面对折合拢的折叠式，随后又装订成册出售，这样一来，就与目前所能看到的连环画形式更为相近了。然而，此类小书依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它们的叫法很多，或称“小书”，或称“图画书”。流传至全国各地，更多有不同的名称，广州人将之称作“公仔书”（并沿用至今），汉口人则称之为“伢伢书”，浙江人多称其为“菩萨书”，而在北方，则统称为“小人书”。
“小书”在当时究竟有多流行？可以参看文学大家茅盾先生在1932年发表的《连环图画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景象：“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当时，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几个经售“小书”的摊贩，为了解决应接不暇的业务，甚至想出了一个“出租小书”的办法。由于“小书”的读者多半是少年儿童和劳苦大众，没有多少钱来买书，因而租书的办法得以使他们少花钱多看书，而出版商则可以根据读者不断增加的阅读要求，绘制大量新书出版，真正做到了“双赢”。
1927年，沪上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也开始涉足“小书”的出版领域。这年3月，世界书局正式出版了由名画家陈丹旭绘制的《全本三国志》，而且打破陈规，用红色字体赫然在封面上印上了《连环图画三国志》的书名。从此“小书”就有了“连环图画”的正式名称，以后人们又渐渐略去“图”字，亲切地称之为“连环画”，最终成为约定俗成的最后定名。甚至连文学巨匠鲁迅也在《〈一个人的受难〉序》中写道：“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应该称为‘连续图画’，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
《连环图画三国志》一炮打响之后，世界书局在连续三四年的时间内，又相继出版了《连环图画水浒》《连环图画岳传》《连环图画西游记》《连环图画封神榜》等4部作品。这些书均采用横8开有光纸的版式代替10开的版式，从而有利于画面人物的刻画安排和情节的叙述表现，并且都以大红单色黄裱纸做封面，全书线装24册，用硬纸书套合成一函，雅致美观，又兼顾通俗实用。在改进书籍形式、提高绘画和装帧质量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家，更有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之说。其中较为出名的有钱笑呆、陈光镒等。为了支持和引导海派连环画这一通俗的艺术形式更好、更健康地发展，文学巨匠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等人曾在1932年围绕连环画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其所写论述连环画的文章计有《连环图画辩护》《连环图画琐谈》《〈一个人的受难〉序》《看图识字》等多篇，由此可见一代伟人对于连环画的爱护与关心。他曾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以明显的例证和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企图把连环画一笔抹杀的反动论调，并强烈申明连环画在古今中外“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他告诫从事连环画的艺术工作者，特别要注意连环画使群众“能懂、爱看”、“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他在积极鼓励连环画家们“连环画也能出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的同时，又指出要力戒“设法俯就”，告诫连环画家们——“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曾有过“108将”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艺术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由于连环画的通俗性，因此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宣传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这一时期，连环画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连环画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内容大多以宣传性质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普及婚姻法等国家重大政策为主；此外，一些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成为了连环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很受人们的喜爱。
1950年代，国家对连环画的出版单位进行了重组，此后的出版工作主要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进行。在这一时期，海派连环画作品在吕蒙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呈现出有计划和有规模地进行选题、编绘和出版。这一时期政治上主张绘画从业者投身连环画创作，另一方面，由于连环画的发行量比较大，绘图者的报酬相较于其他以绘画为生的行业更为丰厚——这两种因素使许多美术工作者投身到连环画的创作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度出现了“108将”（共有一百多位连环画创作者）的繁荣局面，也大大推动了海派连环画艺术的新发展。而在投身连环画的画家中，还不乏像吴湖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这样的国画大师。名家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连环画的艺术水准，同时，一大批极为优秀的海派连环画艺术佳作应运而生。诸如由画家丁斌曾、韩和平绘制的10册套《铁道游击队》，从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到1962年全套出版完毕，此后这套书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在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迄今为止印量最大的连环画艺术作品。1957年，由老中青三代连环画艺术家投入创作完成的大型连环画《三国演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套共48册（后增至60册），共有7000多幅画图，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连环画史上篇幅最多的一套连环画作品。从印数最多，到篇幅最多，海派连环画成为新中国连环画艺术园地里的中流砥柱。在这一时期，还有贺友直绘制的《山乡巨变》《连升三级》《李双双》《朝阳沟》，顾炳鑫绘制的《渡江侦察记》《红岩》《小辫子哥和我》，华三川绘制的《白毛女》《青年近卫军》，程十发绘制的《画皮》《孔乙己》《阿Q正传108图》，刘旦宅绘制的《屈原》《雌雄剑》等等，皆堪称海派连环画、乃至中国连环画的传世经典之作。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不断加快，海派连环画艺术也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期。这一时期内的连环画题材更为广泛，艺术性也更高，无论老一辈艺术大师，还是年轻的连坛后辈，均焕发出超强的艺术创造力，连续诞生了一大批艺术佳作，诸如程十发绘制的《一木难支》，贺友直绘制的《白光》，刘旦宅绘制的《杜甫》，戴敦邦绘制的《那拉氏》，施大畏绘制的《密林擒敌》，叶雄绘制的《子夜》，徐有武绘制的《嫦娥奔月》，范生福绘制的《卖饼》等等，尽管经历了十年“文革”，但海派连环画艺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相反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一派全新姿态。到今天，当年的这群艺术家大都功成名就，戴敦邦、施大畏等人更成为海上画派的一代翘楚。这一切，可以说都与当年连环画创作的哺育、锻炼不可分割。
总的来说，自连环画从上海发源以来，一百多年间，海派连环画堪称中国连环画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支派。无论是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元，还是名家大师的层出不穷，海派连环画在中国连环画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不仅开风气之先，更有着传承百年的独特文脉，为上海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海派文化”精神增添了无穷的光彩与深厚的积淀。
生机依旧在民间
尽管时至今日，连环画已没有了当年的繁荣与辉煌，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都远远不能与鼎盛时期相比，但有趣的是，连环画收藏者的队伍却日益壮大，且年龄层次、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收藏界颇为著名的陈钢伟先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与连环画的缘分要追溯到童年。弄堂口1分钱租两本的书摊、新华书店里琳琅满目的玻璃柜、缠着妈妈去职工阅览室蹭书的暑假，都是他最难忘的儿时记忆。 
回想当时收集的过程，陈钢伟笑称是“着了魔”。“连环画都是几角钱一本，小时候谁口袋里要有1块钱，就算是大户了。”于是，他经常暗自攒下父母给的早饭钱和电车费，这样坚持半个月，才能将日思夜想的绘本收入囊中。
有“初始资金”还不够，《三国演义》《聊斋故事》等长篇名著连环画都是逐本出版，想要收集成套并非易事。“为凑齐一套书会睡不着，我经常蹲点新华书店，新货上架就第一时间出手，在书店门口我们也有个小圈子，大家互相交换配套。”地摊、旧书店、废品站，都是他的“淘宝胜地”。
带着这样的痴迷与热爱，到上世纪90年代，陈钢伟收藏的连环画已逾千册，却仍仅限个人赏玩，直到他收集的31册《通俗前后汉演义》被其他爱好者以700元“天价”买走，他才嗅到了连环画背后的商机，“尝到甜头，我就寻思专门做这个生意”。
原先，陈钢伟是上海电光源研究所的工程师，后来下海经营灯具五金，到1998年他已经开出12家分店，可谓风生水起。“关掉灯具店，转卖连环画”，陈钢伟的想法遭到家人的质疑，“他们不理解，30多岁转行，觉得我不务正业”。
尽管如此，陈钢伟的“小人书屋”还是开张了，并成为上海第一家连环画专卖店，生意远比他预想的火爆，“门槛都要被踏平了，一个月就卖出几千册”。藏书多、人品好，陈钢伟积累了不少“回头客”，还常有外地的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找他淘书。 不料好景不长，“小人书屋”开业才两年，陈钢伟就遭遇危机。20年所藏精品几乎出清，收购新书却进入瓶颈，这时，曾经极力反对的家人给予他最坚定的支持。
2000年，陈钢伟听说北京有批连环画待售，立刻连夜赶去。60本的《三国演义》、21本的《水浒传》、15本的《东周列国故事》，在现场他看得眼睛都直了，“对方开价5万，但我一时哪儿去凑这么多钱，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大姐伸出援手”。陈钢伟此行最终共收购到200多册老版全品连环画，他也凭此顺利度过难关。
在收藏界，“连友”们（连环画爱好者）给陈钢伟起了个绰号“飞毛腿”，他可是圈内名人。不管福州、北京、郑州、武汉、沈阳，只要电话一来：哪里哪里有一批小人书，陈钢伟立马就收拾行囊动身去淘书。难道不怕空跑吗？“去了至少还有机会。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淘到大宝！”陈钢伟非常坚定，如果淘到了大宝，那利润可是相当丰厚的。
除了天南海北的跑，上海市内的兜兜转转则是每天必须的，“好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必须跑得勤快点儿，而且一定要抢在其他人的前面。”这是陈钢伟自己的淘书经。如今，陈钢伟的藏书最多时超过3万册，每年要在10余个省市往返奔波，“不着家，不管家，幸好有太太守住大后方，没有她我连件替换衣服都找不到”。每周日，陈钢伟还会去文庙摆摊，与广大爱好者交流互动。近40年的连环画收藏，他的收获难以计数，这其中不仅是经济上的获益，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富裕与满足。
除了陈钢伟，全国各地的连环画收藏者不乏可圈可点者，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了。他不仅爱得痴迷，还亲自成立了“连环画传奇馆”，自任馆主。传奇馆属于公益性质，对外免费，馆中展出了崔永元多年来收藏的大量珍贵连环画作品，以及王弘力、董辰生、贺友直等多位名家捐赠的手稿近300幅，引得国内众多画家和连环画爱好者蜂拥而至。
提起“主持人”与“馆主”的双重身份，崔永元想在中间加个连接词：“连迷”。崔永元从小就痴迷连环画，家里迄今已收藏了3000余本精品连环画，在连环画收藏界已成资深人士。崔永元平常喜欢到潘家园和报国寺淘连环画，许多潘家园的摊主都跟他熟识。崔永元从潘家园淘“小人书”颇有些年头，一直想给这些藏品找个栖身之所，如今如愿以偿，他说：“你知道我们都在哪儿交流吗？都在潘家园地摊上交流，都背个旧书包站那聊两句，现在有了这个馆，喜欢连环画的朋友还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