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之父：雷圭元
阅读提示：他的现代设计思想涵盖人文、社会与自然三大板块，尤其“古今中外，以我为主”是雷圭元对于西方设计理念与形式如何与中国传统工艺设计形式相结合的尝试，这样的理念对于当今的我们思考“设计东方”仍有独特的意义。
记者｜何映宇
雷圭元，一个几乎要被遗忘的名字，对于中国的设计发展史来说，却是如此重要。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说：“如果说中国现代也有‘设计之父’，那么，雷圭元和庞薰琹、陈之佛，是最有资格获得此称号的人。”
11月18日下午，“中国现代设计巨匠：雷圭元特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隆重开幕，在雷圭元先生诞辰110周年时举办这样一场展览，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与林风眠比邻而居
1906年5月27日，雷圭元出生于北京西河沿，但是他的少年时光是在上海松江度过的。1910年，雷圭元的祖父雷补同辞官回乡，购置了松江西门外南埭廊老宅，雷圭元随祖父回到松江，于“松雪堂”家塾中习读四书五经，因塾师教课之余爱作画，童年雷圭元受其影响，从小也爱画画。
1921年，15岁的雷圭元怀揣梦想，不辞而别，北上赴京，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后更名为北平国立艺专）中等部图案科，结交了一些有新思想、新文化意识的朋友，当时北平国立艺专的林风眠、闻一多、郁达夫、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丁西林等老师，使他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外国近代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雷圭元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第二年，林风眠在杭州筹建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邀请他到杭州任教。当时正是首届西湖博览会筹备期间，他成为了总设计师刘既漂的干事，协助刘既漂为博览会设计会徽并创作壁画。而林风眠亲自担任艺术馆主任，以他和刘既漂为首的团队深入博览会的程度，在同时代是罕见的。1930年，蔡元培向林风眠介绍了一位年轻的留法艺术家，那就是庞薰琹。但是阴差阳错，当庞薰琹来到杭州，按响林风眠在孤山住所的门铃时，却没人应答，也许是林家此时正好没人，两人失之交臂。庞薰琹离开后创办了绝澜社，后来他遇到雷圭元共同创办成都艺专，进而于1953年北上建立中国第一所独立意义的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院。只是，林风眠没有北上，他先是被免职，然后在上海隐居。
1931年，雷圭元在法国学成回国。他在上海与杭州两地频繁参与工商美术设计界活动，这年秋天，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设计组织“上海工商业美术家协会”，并任常务理事。而他住在杭州灵隐路附近建造了一座西式两层小洋房，和林风眠的寓所比邻而居，面朝西湖，风景独好。雷圭元在这里写作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工艺美术技法讲话》以及《新图案学》，成为中国现代设计理论的典籍之作。
1936年，雷圭元参与组织上海工商业美术展览会，时常受邀在《良友》《亚波罗》《艺风》《学校生活》《美术生活》《现代》等杂志上发表作品与文章，并设计封面。还参加由好友季春丹、艾青等人办的“春地”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雷圭元不得不随杭州国立艺专内迁，辗转武汉、昆明，最后到达成都。在大后方坚持图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此间，他曾与赵太侔、李有行、沈福文、庞薰琹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中华工艺社”，并和程尚仁、韩秀石、张枕江、萧运薇等组织手工艺品展览会。1939年11月，他又与庞薰琹、李有行等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设计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37-1945，即成都艺专），并任教授兼教务主任，这所学校的创立，在抗战时期为延续艺术教育的现代之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回迁杭州，雷圭元任实用美术系主任兼教授会副主席，这一年他出版了《新图案学》一书，被民国教育部定为大学用书。他担任杭州国立艺专学生组织“图案研究会”和“长天文艺社”的艺术指导，开设的讲座很受学生欢迎，常常人满为患，挤都挤不进去，学生只能站在走廊上，可见当时火爆的程度。
中国设计之父
解放后，全国院系开始调整，1953年，雷圭元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师生调到北京，搬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由车库改建的临时住所中，开始和庞薰琹等人一起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雷圭元任副院长。
1958年底，为了迎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雷圭元作为总负责人，主持并带领近百名师生参加首都“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工作，完成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迎宾馆、民族饭店等建筑的室内装饰、陈设、窗帘、地毯、工艺品设计。这毫无疑问是建国初期中国装饰设计领域的一件大事。 雷圭元不是一位单纯的图案学和设计学术体系的建构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实践者。他作为组长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几乎奠定了20世纪后五十年的设计美学风格。他也是现代漆艺发展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他在50年代的漆艺创作，揭开了这门古老技艺的现代转型历程。他同时支持乔十光南下福州学习闽地漆艺传统，使后者成为蜚声中外的漆艺家。
实际上，雷圭元还是中国现代设计重要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在中国现代染织、漆艺、陶瓷、玻璃工艺与平面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舞台美术等诸多现代工艺与设计领域有着颇具意义的实践。从1929年西湖博览会会徽的设计，到建国后雷先生带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参与首都十大建筑的装饰与室内设计，一方面继承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合西方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元素，创造了简洁明快、朴素大方的时代感，奠定了新中国设计的美学风格。他的现代设计思想涵盖人文、社会与自然三大板块，尤其“古今中外，以我为主”是雷圭元对于西方设计理念与形式如何与中国传统工艺设计形式相结合的尝试，这样的理念对于当今的我们思考“设计东方”仍有独特的意义。
当然，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图案设计和教学方面。
1961年，文化部策划编写全国高等工艺美术教材，张仃是组长，雷圭元是副组长，他们花了三年时间编写成的，就是《图案基础》。在西方构成成为教学的主流之后，传统的图案设计教学渐渐成为过去，但是杭间却越来越注意到这些图案的价值：“作为Design的设计在中国是如何表述为‘图案’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多数人己经不想去搞清楚，而‘图案’与‘纹样’有何不同？更是乏人问津。在20世纪末设计基础教育弃图案转以‘三大构成’取代之后，图案几乎离开了高等设计教育视野。近年来在本土化思潮下、在日常生活中重提图案，实际上是回到雷圭元八十余年前的研究，也就是重回到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年遭遇问题的思考：在世界民族和区域文化的旷野中，什么是中国人本来的图腾和象征样式，我们应该怎样在古人‘杂乱无章’的世俗表现中，寻找到内在的规律和隐喻？这些样式能为现在的设计应用提供什么样的原理和方法？这些问题，雷圭元在《新图案学》《中国传统图案作法初探》等著作中最早做了描述和总结。例如太极图形人人皆知，历史应用比比皆是，但雷圭元由此出发，寻觅了各个阶段不同区域的变体，他又通过‘冏’字构成的提炼，使后世的图形互补生生不息的衍变就如纲举目张，有理可循。在中国传统纹饰的总结和提炼中，雷圭元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他从传统会意和象形世界中找到了‘指事’性的逻辑思维，在我们知道西方纹样系统与其图形构成的社会发展关系后，才会意识到中国传统纹样总结的不易。”
1962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各系停止招生，只招收一个“图案班”，这个专业班是雷圭元艺术设计教育的重要实践，培养了新中国一大批设计人才，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文革”的干扰，这个班也停办了。1970年，雷圭元随学院师生下放河北省获鹿县，直至3年后，他才随学院师生返京复校。但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没有停止对中国设计的思考，1979年他将新的思考融入到了《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一书。可以说，雷圭元是中国近代最早深入进行设计图案思考的人，他以数十年的图案研究与教学为基础，在系统论述并比较了古今中外图案学的历史、发展、理论与技法之后，集中对中国传统图案创作的规律、民族特色与美学思想加以研究，总结并架构了理解中国传统图案艺术发展的理论体系。他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集中体现在他的系列著作中，从早期的《工艺美术技法讲话》与《新图案学》的比较研究开始，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新图案的理论和作法》《图案基础》《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中外图案装饰风格》等书的中国视角研究。《雷圭元图案艺术论》一书据雷圭元晚年口述记录整理并经其本人审定，是雷圭元先生集毕生之力对中国传统图案艺术理论体系与工艺美学思想的完整架构。而且，从教六十余年，他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图案装饰设计领域的后继者，桃李满天下。
民国时期的图案概念，来自日本，是Design（设计）的翻译。从设计的大背景下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积极融入世界设计发展潮流，以图案学的发展和建构为核心，完成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开拓。雷圭元是中国早期的设计实践者和推动者，而中国美术学院的这次展览，实际上就是以雷圭元个案来研究展现一代设计历史。
在雷圭元的图案观念里，图案学不仅是“振兴实业”的需要，还是“美育救国”，寄托了他图案为民、服务生活的社会理想。尤其要指出的是，雷圭元的图案理论大开大阖，兼容古今中外，最终回到对中国传统图案的研究。他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责任感的教育家，站稳中国图案学家的文化立场，从向日本、向欧洲学习的过程中，在西方“三大构成”“现代设计”的潮流中，建构了中国图案学，在当下愈发重视建立文化智性和自主性的中国，成为中国东方设计学体系的宝贵财富和基础。
1989年10月30日，雷圭元在家中逝世。与妻戴克庄合葬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在八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中，雷圭元孜孜耕耘于中国现代图案学基础理论与实践领地，为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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