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 1978往事
阅读提示：刘震云觉得，“文学这个词，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好知识，‘文’是文章；‘学’是学问，‘文学’说的是文章的学问，或学问的文章。好作品里肯定有极大的学问，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态度的不同，作品里体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对现在的世界是极大的颠覆。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记者｜何映宇
高考结束了。
“我相信考得不错。我预感我能被录取。不能上重点大学，起码也能上普通大学。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在考场警戒线外等了两天的爹，爹一下竟说不出话来。平生第一次，一个老农，像西方人一样，把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颠三倒四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这是刘震云小说《塔铺》里的一段，虽然是小说，但描写的，却正是他自己参加高考的故事。
冬天了，教室四处透风，宿舍四处透风。一天到晚，冷得没个存身的地方。在这个复习班里，有着各式各样怀揣梦想的人，有干部子弟，有已经结婚还扯着俩孩子的，还有为了追一个参加高考复习的女生才来读这个班的学生。最后的结局也各不相同，有考得好的，有考得差的，有哭的，有笑的。
而那个他初恋的姑娘，却落榜了。
暮色苍茫。在送别的路上，她说：“哥，上了大学，别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俩上大学的。”
他走了。走了两里路，他向回看，她仍站在河堤上看他。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
刘震云：“指导员再见！”
14岁时，因为比同龄的孩子长得高一些，家里人给刘震云虚报了年龄，让他参了军。
那是1972年，甘肃基地抬眼望过去，全是风沙遍地的戈壁滩，特别干燥，刘震云老是流鼻血，但是和老家河南比起来，他还是喜欢荒凉的戈壁滩，因为至少，在这里能吃到白馍，而在家里他整天只能吃高粱面，因此当兵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特别好的差使，更何况，还有时间可以学习。 5年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恢复高考了。
他找到基地的副指导员万为东，对他说：“要不我别当兵了，我回家去考试去吧？”
副指导员很开明，说：“你回去也行。”
就这么着，刘震云回到了家乡河南延津，在一所中学当上了民办老师。白天上课，晚上，他就点起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要是从屋外看，影影绰绰的，像鬼一样，一早起来，鼻子上给煤油熏出一鼻子的黑。冬夜里，窗户密封性不强，更显得屋里凄冷，但是一想到他的理想，刘震云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和干劲。
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弟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刘震云自己还没什么，他的父亲可是激动坏了，一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可不是上辈子修下的福？他拿着两兄弟的录取通知书，逢人就说：“你看这个事这很难办。”
人家就问他：“怎么了老刘？”
老刘答：“录取通知书有时候真看不明白，北京大学都知道是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
实际上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是重庆，可是刘震云父亲就是装糊涂，其实就是为了显摆。
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考上和考不上大学的境遇是天壤之别，刘震云说：“如果没有高考，那像我们家生活上就会有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找媳妇。我们家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小妹妹，如果我们考不上大学，我父母肯定会头疼。但是那一年，就把我父母解脱了。”
到了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了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指导员在回信上写了三个字：特别好！
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来北京大学看他，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说：“现在我又不是你指导员，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去得了。”刘震云一摸，还挺厚的，他连连推辞。指导员说：“怎么不合适，走吧！”
刘震云只好拿下，走了几步，他突然又转过身去，对着指导员说：“指导员再见！”然后给他敬了个礼。
以那一年他参加高考为故事原型，刘震云后来创作了一部以高考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塔铺》，打动了无数读者，也开启了刘震云的文学之路。他的这篇代表作，恰好诞生在恢复高考10周年的1987年，而他的家乡，则是离河南省新乡市不远的小镇塔铺。问他，当时写这篇小说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故乡？刘震云说：“形式相似。我们当时都非常贫穷。一方面是物质的贫穷，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匮乏。正是因为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的匮乏，所以我们才要离开故乡。所以我要一听谁说他对故乡有感情，就觉得特别地矫情。你是农村的孩子，既然那么有感情，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有人说故乡啊母亲，我怀念故乡的那棵老槐树，我就觉得矫情，老槐树哪找不到？《塔铺》我写得非常的朴实，虽然它并没有达到我现在追求的境界。”
《塔铺》获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肯定。那不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刘震云的第一篇作品是在北大念书时发表在《未名湖》杂志上的，3000来字，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写得确实不怎么样，但他对此记忆却很深，只是，深的不是作品，而是负责稿子的编辑，“因为那是77级的一个漂亮女孩”。
查建英：北大休学去美国
这个漂亮女孩的名字叫查建英。
1978年的春天，她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突然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一切是真的吗？她都不敢相信自己。
高考之前，她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像个黑人，和农民没什么区别，最累的时候，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高考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大学里，她是大忙人，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刊物《早晨》，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以及《未名湖》，查建英都参与了。就是在《未名湖》编辑部里，她见到了刘震云，还记得他写的这篇写农村生活的文章特别棒。而同学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他俩就挺当回事儿地把他约过来谈。这一期，除了刘震云的小说。还有校外来稿，最重要的，一是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二是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和刘震云开始写作的时间差不多，北大还没毕业，查建英就开始写小说，只是，写了几个短篇她就出国了。“我们77级北大中文系有一多半的同学有‘作家梦’，写小说，写诗，写各种各样的，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准备日后搞研究搞教学，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吧。”查建英说。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她说她就想当作家，三个志愿，她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最终，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
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都很清高，当时特看不起学英语的，查建英说：“我后来去美国留学，刚到美国的时候完全是昏掉了，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那时的北大中文系根本看不起学英语的，大家就是糊弄。上那种公共英语，都是混个通过，学完了都把英文书一丢，我也没认真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可以申请自费到美国留学，就报了名。我申请的是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英文系，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时给我拍了封电报来，说我们可以给你奖学金，你马上来。恰好我去的时候是托福来中国的几个月前，不用考托福，所以我‘蒙混过关’就到了美国，还拿了一笔大学英文系研究生的奖学金。我的英文当时甭提多烂了，幸亏我去的时候也很年轻，才21岁，现学还来得及，头半年完全是‘坐飞机’，老师讲的都是乔叟啊、莎士比亚啊，头疼得要死。”
查建英是个随性的人，在北大，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北大最后一年，上半学期念完，下半学期我就走了，当然最后还是给我发了毕业证书，因为我提前交了一个毕业论文。”
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可供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而她并没有选择这条唾手可得的康庄大道。问她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到美国去就是想出去看看，开拓一下眼界。”
到了美国，除了一开始让她头疼的英语问题，没碰到什么大的阻碍。南卡罗来纳大学英文系主任对她特别好：“每个节日我都在他们夫妇家里和他们一块过，他就对我说：你必须过这关。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第一年我非常用功，背水一战，交了一批当地南方的美国朋友（那边几乎没有中国人），而且我觉得我的语言感觉还是不错，所以半年以后就觉得说英语和他们交流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之后，查建英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著名的教授夏志清先生。1987年，她回到北京，和一帮朋友办刊物，开始比较集中地写一点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篇什，多半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回国后她才觉得接上地气，回到母语环境里来了，而且当时北京的文化气氛很浓，很多新小说家出来，“顺流而下”，她就开始写小说了。
而此时，刘震云也开始在国内的小说界崭露头角，1987年前后，他连续发表《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刘震云觉得，“文学这个词，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好知识，‘文’是文章；‘学’是学问，‘文学’说的是文章的学问，或学问的文章。好作品里肯定有极大的学问，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态度的不同，作品里体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对现在的世界是极大的颠覆。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葛兆光：成为出土文物
和刘震云、查建英一同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还有葛兆光。
“文革”开始时，葛兆光16岁，初中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1968年，他下乡当知青，在苗寨呆了三年多，之后就在县里的工厂干活，这样持续了近10年。
1977年国家公布能再次高考时，葛兆光正跟着供销社下乡工作队在苗寨，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匆匆开始准备。“我只有初中水平，高中数理化完全不会，但是文科虽然也考数学，但毕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算算还应付得来，我只有选择考文科。之后一个月我别的都不复习，只学习高中数学。囫囵吞枣把高中数学都学完，最后居然还能差不多考满分。不过这些知识，我考完以后就全忘了，到现在我差不多连初中数学都不会了。”
当年北大在贵州招生，计划中就只招古典文献专业一个学生，没有其他的选择。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只要能上大学就好，尤其是北大。除北大外，他当时在志愿里还填了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
当时总共考四门课：史地、政治、语文和数学。参加高考时，葛兆光已经27岁，所以语文和数学还得加试一题。如果他是25岁以下，他的数学就可以是满分，可是加试那道题他不会，没有做出来。好在他的史地和语文分数都很好，总分很高，最后顺利被北大录取。
入学之前，葛兆光大概了解这个专业是要钻故纸堆的，但具体学什么却不是很清楚。他们读书时，别人就管学古典文献的人叫“出土文物”。文学专业写诗、写小说，很容易轰动一时，当时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就红透半边天。而像古典文学专业则要寂寞得多，但是，他们的文学训练把旧和新结合起来，提出了“内功”的要求，因此对后来的学术之路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有六门课：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每门阅读的量都很大，这是其他专业所没有的。除此之外，它又同其他专业有一些共有的课，这一部分就非常杂了，他们需要在哲学系上中国哲学史，在中文系上文学史，在历史系上通史，等于什么都得学。另外还有一门重要的课，叫中国文化史常识，那时候给他们上课的老师真是大牌云集：王力、邓广铭、史树青、刘乃和、阴法鲁等等，这门百科全书式的课，讲官制、音乐、天文、历法、目录、科举、绘画等等什么都有。这种“杂”使得他们的知识面变得非常宽。
老师们也会给他们很多方法上的启示。金开诚先生对葛兆光说：“给你一棵白菜，你也要做一桌席。”意思是说，使用史料要用透，对历史材料的研究要达到一种“油都被榨干”的感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老师，像严绍璗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周祖谟对语言文字学的解说，特别是历史课上张广达先生对中古文化交流史的叙述，都有不小影响。
葛兆光1978年春天到北京大学的时候，直接接触的老师却正是上一代的学者，像金开诚、裘锡圭、严绍、张广达等。葛兆光回忆说：“这些人跟我们接触很密切，所以不能说我们就真的跳过了这一代。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所谓‘隔代遗传’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断地反思以后，觉得我们可能精神气质、学术立场上，跟隔的那一代更加亲近。但实际上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跟上一代接触还是很密切。我们跟上一代有很多能够相通的地方，比如，我们比较能理解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受到影响，多多少少在观念上不够开放，学术积累上确实不够深厚。比起更早的一代，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里还有像周祖谟先生、邓广铭先生、阴法鲁先生，我还见过游国恩先生、魏建功先生，可能从学术上会有更亲近的感觉，但是五六十年代出来的这一批人，跟我们有更密切的接触，不可能马上越过他们。有些老师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至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像张广达先生。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所以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很难说谁影响了谁，在北大这样的环境下，当周围都是一些不错的学者和很不错的同学时，你自己就会把自我要求提高。而这，是所有北大的学生在北大最大的收获。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