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的海派与洋派

记者｜孔冰欣

 

　　暗尘随宝马香车而去，明月逐玉人狡童而来。暮色遍染江南岸，涛声依旧惊飞鸟，又一个夜晚，霓虹明灭，昨天和今天在燃烧，希望和欲望在燃烧，我们的笑，在别人的眼底燃烧。

　　近乡情更怯，上海人论上海，或许欲说还休；这座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大都会，如果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作评判，答案反倒直接多了：

　　“我爱上海，她清洁、高效，许多地方还使我想起欧洲。我即将毕业，并会留校工作。相信三年过后，此处将是我的第二故乡。”李安风，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助理。意大利帅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流露出对上海的明显好感。

　　“和这里的人们打交道更轻松，这里的生活很便捷。”记者在与某总部设于英国的跨国公司高管Shawn聊天时，他耸耸肩，不无幽默地开玩笑：“所以，一定要出差的话，多来几次上海，我能接受。”

　　“上海的浪漫和法国不同，上海是有回味的。一开始觉得上海节奏快，生活久了，发现上海像黑巧克力，先苦后甜；巴黎的感觉则像布丁，舒适慵懒也适合生活。”Leo，法国人，妻子是上海姑娘。他高兴地对本地媒体表示，“非常喜欢上海的风土人情。”

　　

国际化的表象与里象

　　经济、文化、建筑、景观、美食，倾斜的资源……有太多的调研、报道、资料、小说、影视可资证明，外国人选择上海的理由，是因为这座城市足够优秀、足够国际化。魔都既像是一个精明、淡然、彬彬有礼、老而弥辣的绅士，永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又像是一个历百年沧桑仍芳华不败的绝世佳人，朱唇轻启，微笑着下达不容拒绝的命令：“爱我。”如今，罪恶的资本与血红的潮汐，早化作了滚滚东逝水；太太小姐眼角眉梢深藏的一缕春风，亦被时光吹散。梧桐叶转了几个圈，飘过万国建筑群，飘过弄堂石库门，飘过工人新村，落成了故纸堆里的章节。而比“大世界”更大的大世界，比“新天地”更新的新天地，正冉冉升起——此间轮回往复，倒颇似静安寺的涌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包亚明研究员向《新民周刊》分析上海的城市气质时，提出“要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的指标，首先看人口的多元性。开埠以来，魔都对异域冒险家们的“诱惑”，是否持续不断，有增无减？2017年上海的总面积，为1930年代的近10倍，那么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口同样翻倍了么？第二看语言使用的多元性。我们通用的日常语言，本地语言占多少，外语又覆盖了多少？我们的英文使用率如何？第三看文化的多元性。谈上海的国际化，不能只看表面的光鲜，要深入肌理，分析多元化的各项组成，包括城市生活、消费场所、价值取向等等具有特征性的东西。

　　“世界上很多国际大都市，其一开始表现出的特征，亦为对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一种回应。度过文化交融的第一阶段后，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城市又返回到对本土人文的重视。本土与国际的‘融合价值’，可以输送世界各地。”包亚明以香港为例，“大家都很熟悉的茶餐厅，其前身是冰室。所谓冰室，代表了最早西方生活方式的介入。尔后，本土经济体发展，冰室衰微、茶餐厅崛起，从意粉、菠萝包到云吞面，其餐点的供应，也在提炼本土元素，不是么。如今，茶餐厅不仅仅是香港的茶餐厅，全中国都有。”

　　包亚明指出，之所以我们一讲再讲1930年代，是因为城市需要支撑，而寻找“支撑”，必须回头看一看，“把屋里厢的家底盘一盘”，找一找国际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1930年代是一段特别丰厚的时期，把它翻出来，不为怀旧，只为将以往成果投射到未来发展。就整个中国来说，上海确实是特殊的。外国人为什么觉得上海‘惬意’？暂且先用一句做生意圈子里不甚妥当、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概括：得上海者失全国，得北京者得天下。上海有着‘非中国化’的一面，其日常生活、社会运作、经营规则、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其他城市大不一样。这是一座更重工商伦理的城市，非熟人社会，不是建立在农村基础上辉煌起来的。”

　　与农业文明传统大异其趣的工业文明，让上海既像天堂，又像地狱。“比如沈从文，心之所念，唯湘西耳。北京的电车太吵，鸡叫得也不够活泼。忒可怕的是上海，住处塌、霉、塞，房东锱铢必较，出版商假装亲热却存鄙视之意；‘100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中，没有5个够格，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每个人好像都是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而‘七十二家房客’呢，则侧面反映了怎样在局促的环境、有限的资源下理性共存。这是需要一定智慧的，难不成天天对骂干架？里面蕴含着的、值得细细梳理的东西有很多。”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养活了当时的许多文人。上海发达的印刷业、出版业，让包括鲁迅在内的笔杆子们，得以维系较为顺遂的生活，不至于动辄为五斗米折腰。“资本主义尚未蓬勃兴起时，古典艺术家们常陷困窘之境；但资本主义也导致了‘向钱看齐’，财富取代出身，决定消费。文化市场如此，其余市场同样如此。其他人会觉得和上海人谈判‘蛮吃力的’，因为上海人恪守契约精神——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是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有赚钱的前景，就有人去尝试，资本驱动一切。” 包亚明说。

　　

硬指标与软实力都要

　　

　　“外国人跑到上海，不是来喝西北风的，也是来发掘机会的。”包亚明指出，所谓“国际化”，与资本全球的流动、全球的配置不可分割。那些落沪的外国人们，有些是跨国公司、跨国机构的成员，他们起先来到上海，或许并非出于自己主动的选择，仅仅为工作所需罢了。但是，薪酬、福利、津贴、政策优惠、环境气氛加了各种印象分，渐渐地，这部分群体形成了自己在申城的生活圈。另外一些外国人，则是自动自发来魔都找寻机遇与挑战的。他们可能做NGO，做自由职业者，做跨文化交流，想跑遍地球、感受世界，积累个人的国际化经历。

　　FT中文网的一篇人物访谈稿件，令包亚明有感而发。从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90年代的上海，再到新世纪初的北京，“米氏”餐厅的“厨娘”（戏谑自称）米歇尔·加诺特（Michelle Garnaut）顶着“中国高端时尚餐饮开创者”的头衔，以每十年一家的速度，把“米氏”开进城市的心脏。每次出手，米氏皆以无敌的地段视野、明媚浓烈的内饰、中西融合的菜品，迅速成为城中食客圣地。而形形色色的文学节、读书会、讲座沙龙、主题派对、室内音乐会、电影放映……更让中国食客们大开眼界。可惜，九月中的一天，曾被誉为北京前门新地标、京城最美餐厅的Capital M，突然在微博上宣布将关门歇业，顿时唏嘘一片。

　　“加诺特在香港施展拳脚后，又分享到了上海国际化‘复兴’的红利，但她没能在北京复制成功，这是与不同的城市气质相关的。香港和上海强调商业效率，而北京是一座政治城市。当然，Capital M若开在三里屯、国贸，也许成败未知，不过高额的租金，容易让人望而却步。”在包亚明看来，香港的中环、上环地区，是国际化的典型。其中，中环成本高企，上环是混杂型社区，老房子多，租金降下来了，久经考验的、成熟的消费群体却没降下来，极适合在此地试水国际化的第一站——故而，何妨认真寻思寻思，怎样让上海的“上环”，焕发簇新光彩。

　　“以前的上海，正是有着类似的国际化的宜商土壤。犹太人、俄国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记得我们小时候吃的色拉，偏俄式口味，一次某位老师请外国学生来试试自己的手艺，岂料对方称‘从来不知道色拉是这样做的’。原来他们国家的色拉不放土豆，只放蔬菜。所以，上海真是‘海纳百川’，‘杂’得可以。上海的国际化，心平气和、客观冷静地看，也和租界自治带来的现代城市的概念有关系。公共设施、医疗/救火/娱乐、服务业……这些都是现代化、国际化必不可少的。”

　　现在，与世界上其他的顶级大都会相比，上海有优势，亦有不足。我们的政府管理强而有力，掌握雄厚的资源，在大工程的调动上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城市硬件的“秒变”似乎轻而易举。但是，国际化除了要考核硬指标，更要考核软实力。“我们要参照经济、法律的多维坐标，要观察城市的自然生长、民间多样的活力。华为、顺丰助推了深圳的发展，且深圳的IT产业如火如荼；上海呢？我们固然要抓好金融业，我们也决不能固步自封，应该继续发扬包容、开放、流动、进取的城市特色。”

 

“多元性”才是生命线

　　

　　关心上海的朋友们中，不乏忧心忡忡者：从一座生产和技术输出型城市，日趋“沦为”纯消费型、纯狂欢型城市，上海的闯劲去哪儿了？又谈何“国际化”呢？

　　对此，包亚明展开论述，20世纪后半段，国际上很多大都市，尤其是滨水区，都有一个“生产岸线—消费岸线”的转变。举凡某地发达了，其劳动力成本、土地价值必水涨船高。从经济价值来判断，边际效应导致资本的重新洗牌，新空间的布局。为解决矛盾，发达地区会“去工业化”，欠发达地区迎来“工业化”，危机缓解。现今，这种并不新鲜的手段换了套说法，我们可称之为“全球采购”。

　　上海不可能回到过去，已不再具备满足以往劳动密集型技术输出的条件。探索转型之路，深圳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其高新科技产业，附加值高；据说，95%的电脑零部件，东莞可在一小时内配齐。“嗯，我们手上不是没有重量级筹码，比如高端制造业，即核电设备、大飞机等，还有金融业，但我乐于看到更多民间力量。”上海的精致、有序大家都承认，可是，粗粝野蛮的生长力，往往孕育新希望。包亚明认可申城打造“科创中心”的努力，“在科技转型上，新加坡比香港成功多了，不妨研究研究。上海是否应当回到传统产业？答案是否定的，钢铁业、纺织业不再是饱受青睐的宠儿了。那上海是否索性开开心心地消费到底、服务到底？欧美的现状警示了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爱之深，责之切。上海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们所有的情怀。尽管总有人嫌，魔都物价有点贵、交通有点挤、天空有时不太蓝，尽管魔都逼着每个人的节奏不得不“急吼拉吼”，但只要人们接受、学习、尝试新事物的热情一如既往，生活在上海，便依旧是骄傲的。同时，“阿拉”也不可以一叶障目，帮助上海走出发展的瓶颈，需要每一个人的付出与投入。一如包亚明提醒的，守护本土资源，引导现代转化，切忌妄自尊大、偏颇狭隘。当新时代降临，我们要尽早适应，争得先机。他重申，“我反复说的认识过去，绝对不是谋求一种没有意义的、倒退倒行的状态，而是要向更光明的未来进发。就算我们不慎错过了一波发展浪潮，我们也不要一‘错’再‘错’。”

　　一座卓越的城市，不能做成整齐划一、单调冰冷的“流水线作品”，不能做成玻璃柜里的展览物；其当是姿态横生的，鲜活动人的。“多元性”是上海国际化新气象最重要的内核——你来到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需要你，那就不管你的国籍、不管贫富贵贱，来一次握手、来一个拥抱罢。社会是“人”的社会，城市是“人”的城市。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着眼于居民的观点、立场、想法出发，在乎其认同，关怀以及与其利益有关的东西——唯其如此，城市才能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万流归宗。

　　Take me to Shanghai,

　　Take me to Shanghai,

　　To the town where I be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