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寄生之地
英格兰是乡村，乡村是英格兰——此谚向为英人熟谙。那么，在国人眼里，什么是“海派”？什么是“海派文化”？哪里是“海派文化”的寄生之地？
鲁迅在当年那场“京沪大战”时曾撰文，“……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
周先生之论，并无矫言。事实上，所谓海派，所谓海派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是“士”更古典、雅正、传统的那面隽秀；而海派文化，掺杂了“资本文明”，当然更摩登，更时尚，更国际化。再稍作补充：正是上世纪上海发达的印刷资本主义，才让诸多与贩夫走卒一样“为稻粱谋”的文人们，生活得比较顺遂。包括鲁迅在内的笔杆子们，遂得以在工作之余，时不时在报上你来我往、旁征博引地激烈争辩。
海派文化里“资本”剖面最直观的表现，是大多他乡客但凡提起上海，第一反应无外乎符号性质的“梧桐、洋房、咖啡、妩媚的女子”。上海？小资。小资小资，恰恰落在“资”上，海派文化浸濡了工业文明的伦理，强调了某种“非中国化”的中国。
所以，我们看到了海派文化最明显的共通点，是中西合璧，雅致静谧。它是东方的，西方的，它是全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江南文化”在吸收了多元、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吸收了外邦各有所长、繁花锦绣的文化特质后，终于催生出了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海派文化的寄生之地，既不在“铜钿味道太浓”的商业大马路，也不在“夕阳外，芳草依依送离人”的孤村郊野，而是在那些“中西兼顾”，从而使人们耳熟能详的后街小巷里：是永福路的上影厂“小白楼”，是衡山路的“中唱”小红楼；是安福路的话剧，多伦路的“左联”；是铜仁路的画廊，哈尔滨路的书店；是绍兴路上出版社的墨香与昆剧团摇摇曳曳、一咏三叹的清唱……
这些文化后街，骨子里本来即是偏向安静的，故能赋予你隔绝、隐秘的独立感，保证了个人精神空间的“净”。穿着旗袍，一个人跳探戈亦无妨；喝着白兰地，淡淡作一幅泼墨山水图亦无妨；对着舶来的西洋风的建筑，默默惦念江南的杏花春雨，大起莼鲈之思亦无妨；此地系独一无二的上海，在上海的文化后街，允许一切看似相反、相对的事物，碰撞、裂变、交融，迸发美与魅。
上海人从来不觉得，“洋气”和“书生气”、“文人气”是无法并存的矛盾。引导，勾兑，后街小巷挥之不去的绵绵韵味即自成一脉。庭院深深，名士雅集，人被这些小马路“缠”住了，就说明看不见、摸不着的海派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悄悄钻进，与曲折街巷同样曲折的心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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