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家了

　　2018年10月21日，浦东“东岸·民生艺术码头”。

　　拥有110年历史的工业建筑遗产，在当晚以艺术之名实现了城市空间的更新，更以一场隆重而真诚的“20·40 大家·回家”盛典，迎来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回家”的“大家”们——20年弹指一挥，韶华不为少年留，艺术结晶却永久。

　　此次“特别策划”既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亦为感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20周年。由田沁鑫任总导演，邀请40年内在全球获得极大知名度的华人艺术家们相聚一堂，共话辉煌路，煮酒论英雄。

　　而幕后更多“我和我的艺术节”的故事，无不印证了20年来艺术节一直将优秀的创作、优秀的人才推向世界，并如强力磁石般吸引着八方贵客陆续遥遥而来。那些扬名国际的大咖们，始终不忘在心底某个“思归恋故乡”的柔软角落，为艺术节留下温暖、珍贵的VIP之位。

　　夜未央，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秋意浓，因为“艺术”而重逢的人们，总可寻觅到灵犀的同一指向。

归来，我执导

　　“第一次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的经历？记得，《生死场》嘛，那是我进入国家剧院的第一部话剧。”田沁鑫说。

　　当年，这部剧真的演绎了“生”与“死”。原女一号赵珍娟因病猝然逝世，令人措手不及，田沁鑫震惊非常，“心情很不好”。但艺术节邀约在即，“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还得把任务完成”。之后，张英临危受命，出演女主角。《生死场》受到观众的欢迎，可是这段往事，田沁鑫终身无法忘记。“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的情感和智力，都够不上这一场生死。然而，我有一个责任。”

　　17年前同样在艺术节上演的《狂飙》，观众最后站起来合唱国歌，亦令田沁鑫难忘。而伴随着导演风格的成熟，她觉得现在自己“比过去稳重一些，戾气少一些”，已能把该剧温情的层次剥离清晰，也体现激荡青春的力量。

　　田沁鑫曾获“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贡献奖”，今年，她更成为了艺术节的“扶青”导师。谈及与艺术节的缘分，她表示：“艺术节给年轻导演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让我的戏剧在上海，得到本地观众的认可，以至于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正式调到国家级剧院的18年里面，我的戏频频出现在上海，且每次演出都受到大家的关照。我还有不少作品，受惠于艺术节的邀请、委约等。所以，我感激艺术节，希望友谊长存。”

　　著名编导赵明与田沁鑫一样，都是艺术节的老朋友——舞剧《霸王别姬》、《红楼梦》、《绣娘》，杂技剧《天鹅湖》等，皆出自他手，亮相高光时分。艺术节这样一个国际大平台给予了创作者无尽灵感，“我上了一次以后，还想再上，特别想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剧目。”站上了艺术节的舞台，也让赵明站上了世界的舞台，发出中国文化的一个信号。

　　10月24日晚，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完成全球首演。这是赵明第二次排舞同一题材，他用20年的时间，再次回到红色经典，回到“初心”。挑战很大，吴虎生出演的潘冬子不再是电影中虎头虎脑的孩子，而是已经长大成人、投身红军队伍的战士。“20年以后，是超现实主义和超浪漫的一次完美结合。大潘冬子、小潘冬子同时在舞台上诉说故事，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回忆。”

　　赵明将多年来对舞剧艺术的感悟、对革命的概念、对理想的认识、对信仰的诠释，附于这部《闪闪的红星》。“改革开放40周年，推出适应时代发展、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艺术精品，是我们的责任。我不会在作品里空泛地喊口号，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应该入情入理。那种心灵的追求，只要足够真诚、生动，就能打动人，打动全世界。”

归来，我指引

　　谭盾提到艺术节的口吻是极其熟稔的，“就像家一样，实在记不清多少次了。”“每一次的‘扶青’计划，很多创新、探索的作品，总是能够在艺术节的舞台上演出，让我非常自豪。”

　　在艺术节做过有机音乐、电影音乐，也做过管弦乐、交响乐还有实景园林；“出糗”，却也不是没有。“园林《牡丹亭》的那次，我们把字幕放到船上——打字幕的人是张军的父亲；结果整个船都翻掉了，人全部掉到河里去了，所以变成当晚唯一没有字幕的演出，我们一想起这事就笑个不停！另外，我们经常有冒雨演的情况，比如园林《牡丹亭》，演员常常是在戏装的里边穿上雨衣，演得辛苦。”

　　在谭盾看来，艺术节“就像纽带一样，把创意者、投资者、教育者和艺术家连在一起，让城市更加闪光。上海这个中国最活跃、最现代化的大都会，不只经济金融，同时有好的文艺和教育”。

　　著名指挥家汤沐海亦分享了关于艺术节的有趣经历。2014年，他执棒第十六届艺术节开幕作品歌剧《一江春水》；并担任当年艺术节闭幕演出交响芭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指挥。“我本来就开幕嘛，突然在艺术节结束的时候接到电话，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排练时出现不能解决的矛盾，希望我救场，我就‘义不容辞’了，好在我曾多次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所以驾轻就熟。”

　　如今，汤沐海多了一重身份——艺术节的“驻节”指挥。“驻节指挥呢，要为艺术节的宗旨服务。这个宗旨，不光指发挥艺术家的特长所在，还包括教育。”“除了艺术节期间，比如大师班或者各种谈话、各种观众见面；其实贯穿全年，在各种场合，都要有意识地对艺术节负责。”汤沐海表示，不管在哪里，只要从事艺术工作，就须将此生奉献给艺术，“无论哪一个单位，哪种场合，‘殊途同归’。”

　　是的，“奉献”。十年前，著名指挥家曹鹏正巧以指挥《奉献》为契机，父女齐齐登上艺术节的舞台。也是在十年前，曹鹏父女创办了天使之音自闭症孩子音乐沙龙，将目光投向一群特殊的孩子，并带领他们与音乐结缘。2016年，来自贵州遵义和安徽金寨山区的22名儿童，因艺术节与克缇（中国）联合发起的“麦穗计划”抵沪，在当年艺术节的“艺术天空”里大展歌喉，曹鹏任“麦穗计划”艺术总顾问。现在，已经年过九旬的曹老师，在指挥台上站了70多年，依然怀揣着一颗年轻的赤子之心。

　　“不是说要培养所有的孩子将来都成为音乐家，而是要普及音乐文化。寓教于乐，我一直用这句话，我们音乐教育就是为了培育孩子们对美的看法，对文化的追求，提高素质、启发智慧、开启想象。如此，将来他们走向社会，人生会更精彩。我有时候会告诉家长们，孩子学音乐，那家庭一定是幸福的；因为音乐就是和谐的，能构造美的家庭。我经常送出祝福：让孩子们学声乐，给他们买一个乐器，可是跟随他们一辈子的财富啊。”

归来，我吟唱

　　廖昌永，和艺术节同呼吸、共成长，曾在首届作为青年艺术家代表担任升旗手。第四届的《波西米亚人》，第九届的《塞维利亚理发师》，以及之后的多次音乐独唱会，更让他成了“老面孔”里的“老面孔”。

　　在艺术节圆了演全本《塞维利亚理发师》的梦，让廖昌永喜上眉梢。“能在国内演出一部完整的 《塞维利亚理发师》，是我的夙愿。我凭着《快给忙人让路》拿了不少奖，却从没在整部歌剧中演唱过它。艺术节又一次慷慨地给了我实现梦想的平台，这也是我第一次当制作人排演那么重分量的大戏。”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都江堰的分会场则令廖昌永感慨良多。“去的时候正好是我生日，我们整个艺术节的同仁们跟我一起在都江堰的废墟上，于音乐会过后为我举行生日party。对灾区人民来讲，当时艺术节设这个分会场意义很大，给予他们心理支持；上海还是都江堰对口援建的城市，我们是带着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赶去慰问他们的。”

　　此外，第十六届艺术节上，由周小燕先生亲任艺术总监、上海音乐学院编排的原创歌剧《一江春水》，使廖昌永唏嘘不已。“我们宗师级别的老一辈艺术家，起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就这部戏，在2014年两会期间，也向习总书记做了汇报。”

　　与廖昌永相比，昆曲艺术家张军的表演更“东方”，同时或许也是更“宜古宜今”的。2004年，张军携昆剧青春剧《一片桃花红》首次亮相第六届艺术节；此后，他多次参加艺术节剧目，活跃在舞台上。2009年的下半年，“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组建，而朱家角的园林《牡丹亭》，水榭歌台、风吹草动，力图还原“文人士大夫400年前月夜赏戏的感觉”，成就一段佳话。“在上海做的这样的一个戏，‘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我们真正理解到这座城市、这片土地的精神，激发了创意，传统戏剧探索当代呈现，过去与未来接通。”

　　2016年，受艺术节委约，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上演。“正好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共同逝世400年，那我把这个东西融合的作品，借由艺术节的平台表现出来——用‘中国话语’，讲述‘世界经典故事’，是很好的尝试。”张军称，“我的老师约翰?霍金斯，是世界创意产业之父，他说‘你的戏让我重新认识了莎士比亚，重新认识了哈姆雷特’。我想，其言下之意，是中国人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舞台艺术语言，可以瞬间让西方观众在文化上产生一个讨论、对话。”

　　张军表示，他这代人，但愿能够通过昆曲的载体，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让“非遗”更加健康地在传统中获得营养，并在大家的肯定、鼓舞下，勇于突破，也做出贴近“当下”的一种表达。

归来，我蹁跹

　　良禽择木而栖，艺术节亦引来了一只“最美丽的孔雀”。

　　杨丽萍，著名舞蹈家兼艺术节“扶青计划”导师。1999年至今，她与艺术节合作过多部作品。从《雀之灵》、《藏谜》、《孔雀》到《十面埋伏》，再到今年的《春之祭》，杨丽萍用蹁跹曼妙的灵动舞姿，全心全意地展现中国味道、东方神韵。

　　“《雀之灵》是我首次创作一支独舞，那之后呢，公众就觉得孔雀好像成了杨丽萍的符号。其实，孔雀是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的美好、宏大的一个敬仰。《雀之灵》要在短短的七分多钟里面，把孔雀的形象很浓烈地体现出来；而舞剧《孔雀》则是讲了‘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最终涅槃。像钟表的指针一直在旋转，像地球一直在旋转，生命也是旋转、轮回的。生生不息，我借用了孔雀的意象，诠释自己对人生的一个体验。”

　　委约作品《十面埋伏》与《春之祭》，前者是中国题材在艺术节平台“向外扩散”，后者是用东方眼光再审视斯特拉文斯基的原作——“不要东拉西扯地学皮毛，一定要有民族自我的东西，我不是守旧的人，也知道要拿捏准人性里边一致渴望看到什么。”尽管杨丽萍不慎在排练《春之祭》时摔伤了腿，但她直言：“就是太激动了，不小心。”将全部的心神凝聚于创作之中，“孔雀公主”不说一句后悔。

　　诚然，对舞者而言，受伤实乃常事。1999年，黄豆豆首次担任舞剧主角，便登上了艺术节舞台，带着舞剧《苏武》亮相。“可能那会太年轻了，又认真又兴奋，结果演出时候就出事了，把膝盖给弄折了。我记得是演四场，出事是第二场。还有两场能不能演？内心很挣扎。首先有点怪自己，怎么这么没经验；第二也是年少气盛，一定要演掉。联系了瑞金医院，演完以后在舞台上告别，换了戏服，下了舞台，登上了手术台，整个膝盖做了手术，之后很长时间是生活在轮椅上的。后来听了上海芭蕾舞团一些老前辈的建议，说你来试一试芭蕾舞的训练方法，练了大半年时间，真的恢复了。所以我很高兴，第一次参加国际艺术节，不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参加。”

　　“我们现在的群众基础特别好，”黄豆豆倍感欣慰，“20年前一提舞蹈，大家联想到的多是离生活很远的王子、公主、天鹅、童话啊等等。现在，因为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对群众的关注，包括艺术节这样的平台，整个城市的人文素养在提升，艺术审美也在提升。最可贵就在这一点，它并不是今天撒种子，明天就能收获了；是要几十年如一日，甚至是通过百年的传承，突然有一天就能感受到那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