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海派成为上海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祥地，不断吸收、借鉴和融会国内外优秀文化，滋养了“中西融汇、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引领风尚”的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更是上海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改革开放40年，在经济的飞速发展进程中，上海也谱写出了一曲激昂的时代乐章，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有海派文化的积淀和孕育——她孕育了上海人儒雅大气、谦和开明的脾性，更赋予了他们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在海派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终于让上海成为了如今最具有“魔力”的国际大都市。

　　“开放、创新、包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口中，最鲜明的“上海城市品格”。作为一座以城市之名命名的高等学府，上海大学对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血脉相连，同频共振。“研究、传承、弘扬海派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表示。今年6月29日，上海大学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金东寒书记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愿景是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重点支持的地方高校，服务好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努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既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既是我们的立校之本，也是我们的强校之道。”

　　11月17日，第十七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时代金融中心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在象征改革开放40年发展高度的陆家嘴金融区，共同探讨“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自2002年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创立以来，新时代对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持续17年。作为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办方，上海大学文学院也已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

包容：不忘本来，面向未来

　　目前，上海大学正在致力于构建基础与应用相互促进，文理工多学科相互支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努力形成与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学科特色。

　　“未来是我们的目标，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未来一定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世界。上海大学的办校宗旨是‘以海派气质创一流标杆大学’，而海派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海纳百川，就是有容乃大。”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竺剑告诉《新民周刊》，“今年11月，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专家遴选，上海大学文学院的‘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传承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第一批55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之一。如果说继承传统文化是‘不忘本来’，那么逐步深化国际化战略，站在世界格局来探讨人文学科与社会发展的对接，就是‘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

　　从2012年到2018年间，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多达16个课题获选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名列全国高校同类院系前列。“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近年来我们深感：做学问不只是皓首穷经，还要学以致用，主动服务于上海和国家的需要。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如何与当下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竺剑表示，“我们获得立项的16个课题中，包括张勇安院长的《国际禁毒史》（多卷本）、江时学教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郭长刚教授的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都是与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我们想用自己的学识，让上海给中国一个方案，让中国给世界一个方案。”

　　上大文学院充满一股宽松的学术氛围。 “我们支持学者教授两条腿走路——适合在象牙塔中研究学问的，如果想要和社会保持距离来保证学术研究的冷静和纯粹，我们支持；适合走出校园紧跟社会现实的，如果需要和社会密切接触来获取一手资料，我们也支持。”竺剑告诉记者，“文学院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中，既有张寅彭教授的‘清代诗话全编’，也有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我们认为，只要守住了做学问的底线，方法都不是问题，在学术和社会效益上，完全可以两条腿并行不悖。我们在评级和待遇上并没有特别高，大家都是冲着学术氛围而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你追我赶。学术研究也从原先的单打独斗为主，越来越向团队作战变化。而一个学科团队一旦建立起来，就更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探讨问题——现在的世界知识分化急剧，团队作战可以缩短战线时间，也可以在总指挥的带动下，局部联动整体，更好地为国家献计献策。”

　　近年来，文学院还积极推进国际科研平台建设。2010年，成立了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中心荣誉主任正是美国毒品政策专家、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戴维·富兰克林·马斯托博士。生前，马斯托博士将他的毕生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心，如今仍然被中心妥善保管着，视作珍宝。张勇安院长是中心的执行主任，他告诉记者，“毒品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三大顽疾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对中国和上海的挑战也越来越大。2014年我国首次将禁毒工作提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国际外交、关系到国家的公共安全，其实也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福祉。中心希望通过政策性的研究，能够推动政府优化完善禁毒政策，让中国为全球的禁毒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12年，土耳其研究中心又在上大文学院落成，“我们欢迎全世界的学者到文学院来，一同围绕中国、中东、南亚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让更多国际学者对上海有全新的认识。”张勇安表示，“土耳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重要的一站，2017年，中心还获评了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备案）。通过举办学术演讲和研讨会，我们希望中心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土耳其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双边合作。”

开放：请进来还要走出去

　　早在十年前，上海大学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去年，这所“211”高等学府又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她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个中国的开放稳定、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上海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无论从大环境、中环境还是小环境而言，上海大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竺剑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中国文化兴趣的日益浓厚，学者学生蜂拥而至，截至目前，文学院的师资队伍中已有近10%是外籍全职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中也有多达130余位国际留学生，他们和中国的学生一起上课，一个国际化的课堂氛围就这样建立起来。”

　　“从德国、美国到印度、秘鲁、土耳其，我们的外籍教授来自全球各地，引进国际师资的核心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聚焦一流人才的培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表示，“在这样的重心下，我们探索着全面布局学科，着手弥补短板，在师资队伍上下功夫，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化，希望这些国际优秀的教育资源能够为一流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与以往的‘请进来走出去’短期交流学习相比，现在的外籍教授都是全职教授，至少合作三五年，我们希望变‘短平快’的国际交流为深度融合。除了请进教授，还扩招了国际留学生，精心为他们设置了诸如中国研究、全球研究、国际关系与外交、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专业方向，希望借助我们既有的师资和传统文化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贡献。已经有一批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留在上海或奔赴海外工作，而新来的留学生范围也从以东南亚为主扩大到了拉美和非洲地区。”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世界史专家爱睿思教授（Iris Borowy），就是应张勇安院长的邀请加盟文学院的。“2013年我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认识了爱睿思教授，了解到她丰硕的研究成果，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当时邀请她的学府很多，有北欧的也有英国的，但最终借助上大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我们在这场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占得了先机。2015年爱睿思教授正式与上海大学签约，留校三年，今年期满，又将续约三年。”

　　早在2011年，上大文学院的世界史专业就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爱睿思教授的到来如虎添翼。在上大，她看到了“非常国际化的学生”，使她可以像之前在法国、挪威、美国工作时一样，用英语为学生们传授最前沿的世界史知识。

　　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全球卫生史方兴未艾，与成熟的政经研究相比，人文医学还是世界史版图上的一块处女地。在爱睿思教授看来，卫生和健康问题可以折射出许多政经和社会观念问题：“100年前我们还觉得女人的脑子比男人小，所以各方面成就注定会比较低，而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会这么认为了。医生不仅是治病救人，他们还能影响政策的制定，比如说女人的生育金由谁来出？由国家还是由个人？不同的决策结果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再比如国际上一直在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医生每天在治疗室里看到环境污染带给病人的切身伤害，他就有义务将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来。”她希望，经过这门学科的学习，中国的学生有朝一日也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正在文学院攻读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的安永娜，师从张勇安院长和斯克莱德大学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教授，今年夏天，受英国惠康基金“上海倡议卫生史项目”资助，她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卫生史硕士双学位项目学习，从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归来。“在斯克莱德大学最特别的印象，就是每一堂课都像一场学术研讨会，教授非常鼓励大家踊跃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安永娜告诉《新民周刊》，“在课堂上，我们会从经济学的全新角度来看待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也会探讨全球视野下的大麻政策研究，打开了自己的眼界，也拓展了学问研究的深度。”

　　由于英国的研究生是一年制，经过一年的课程学习，即将毕业的安永娜将有望获得上海大学和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文理双硕士学位。

　　像她这样获得出国交流机会的学生并不少见，这正是上大文学院“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正在文学院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尹倩也是其中之一——今年7月，她赴爱尔兰科克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进修，学习的是国内目前较为新兴的“数字人文”方向。

　　“数字人文，简单来说就是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分析工具应用于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数字人文目前或许只是一个很小的窗口，但透过对该学科研究方法及理论思维的学习和思考，未来或可进行不同维度的研究和实践。”尹倩告诉记者，“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论和实践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大数据泛滥的时代、技术逐渐挑战人的权威的时代，学者应持何种立场，采取何种方式，让技术为人类谋取更多便利和福祉。”

创新：中国的爱荷华

　　文化的繁荣，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化的大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已经被无数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文化也走到了一个再度发力的新阶段，“文化软实力”被越来越多地提及。

　　与40年前的应用型人才相比，如今的文化人才输出，又被时代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当不少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已经占到GDP的四分之一时，我们是否又能迎头赶上呢？在上大文学院教授葛红兵看来，“创意写作学科”正是一艘可以乘风破浪的快艇。

　　所谓“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最初仅仅是指文学写作，后来泛指文学写作和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适应文化多元化和传媒技术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正式启动创意写作项目，创立了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这是世界大学史上第一个创意写作学位，标志着创意写作学科正式诞生。正是这所大学打开了如今全美高校800多个创意写作项目的大门，被誉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对当代作家最大的文学支持体系”，就连中国也有不少现当代作家曾在爱荷华深造，比如大家熟悉的白先勇、聂华苓、王安忆、毕飞宇。

　　不过，就在十多年前，创意写作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的。2003年，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葛红兵在英国剑桥大学游学，发现剑桥有个创意写作学科，专门帮助作家写作，又看到英国把文化当作创意产业。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发现我们的文学学科都找不到和国际对应的交流点了，当时就觉得未来写作这个事儿在中国会有很大的潜力，不久我国也会承认文化是一个产业。”

　　回国后，葛红兵写了很多建议和内参，致力于推动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它和从前的文科教学很不同，比如读原作主要是为了创作，而不是批评研究文本。它让我意识到，作家也是可以教出来的，而高校文科可以也应该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发动机，创意写作这个学科正好承担这个功能。如果作为学科确立下来，我觉得高校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果然如他所料，五年后，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概念兴起，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走上前台。2009年，中国第一个高校创意写作研究机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与创意写作中心”成立，它的落成回答了两个问题：作家可以通过高校培养，文化可以作为产业发展。葛红兵为中心提出了四创精神：“创作，创业，创意，创新”。

　　“文化创新也是生产力，在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的大趋势下，发展文学创意写作学科，培养新型写作人才，是改革传统中文学科的有效途径。”葛红兵表示，“其实文化产业对中文专业人才需求量是很大的，各类网站、游戏等新媒体，报刊和图书出版业、影视传播和广告，会展和企业策划，以及各类娱乐行业等都大量需要新型的写作人才，需要创意人才。”

　　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大学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学科在短短十年内，经历了中心成立、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平台成立，到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三级跳。探索而成的教学体系和教材《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也逐渐被各所高校引进，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温州大学等纷纷跟上，如今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创意写作学科的大学已有150多家。

　　而上海大学文学院作为创意写作学科的先行者之一，不仅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的相关系所都形成了稳定的合作研究和联合培养关系，还在2014年主持成立了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座创意写作重镇，被视为“中国的爱荷华”。创意写作学科的毕业生更是抢手，不仅拥有“每人都有一部作品出版”的高成材率，还早早被各大企业“内定”了。

　　“中国要成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有精神高度的国家，上海要创建国际文化大都市、原创力城市，高校的创意教育还是只是刚刚起步。”葛红兵表示，“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要让学科接上中国文脉，建构中国气派，建立中国学派。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学科，可以培养人、造就人，而她所培养和造就的人，一定能对中国社会文化原创力有贡献，一定能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40年：服务上海矢志不改

　　文学院今时今日成为全国的一座学科重镇，并非偶然——整整40年前，当改革开放的旗帜漫卷浦江两岸时，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复旦大学分校也同样已经开始了她的扬帆起航。40年一路同行，40年风雨同路，改革开放让这所文学院从无到有，从一方小小的讲台变作全国学科重镇；而这所文学院也没有辜负她与“上海”的渊源，40年来无时不以“服务上海”为使命，为创建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言献策，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人才。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高考恢复的第二个年头，全国上下正是百废待兴的局面，亟需高等教育输送人才，各地高校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扩大招生。但一些老院校教学资源不足、各种设施奇缺，因此中央决定，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创建分校。

　　在上海，复旦大学也正准备创建分校，经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夏征农亲自提名，时任复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李庆云，成为复旦大学分校第一任党委书记，全权负责组建分校的筹备工作。

　　“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校舍。后经市教委的协调，暂借原华东政法学院的东风楼。新成立的复且分校于1978年开始招生，1979年2月举行了第一届开学典礼。”据李庆云回忆，“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我们系办公室两个教师合用一张写字台。”

　　分校创办初期，只有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学系和政治系四个系，而历史系也仅有一个历史学专业、四位教师。初上任的李庆云书记深感：除了图书馆学外，都不具备实用性，专业改造迫在眉睫！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是用复旦老路子办学，还是创新篇走新路，成了摆在分校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商讨，李庆云提出了全新的办学方针：“立足文科改革，面向实际需要，根据条件的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他充分发扬了教育工作开拓者敢想敢干的精神和魄力，决心要把分校办成一个以应用型为特色的新学校！

　　开拓性的第一步，就是重建社会学系。1979年，邓小平和胡乔木在社会学座谈会上提出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教研工作。但当时离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三年，上海社会学界有一部分人顾虑重重，生怕再次陷入苦难。李庆云却胆识过人，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80年的3月，复且大学分校恢复和重建了我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费孝通为了支持这一举措，不仅担任了分校社会学的名誉教授，还多次通过书信、面谈的方式，与李庆云探讨专业学科的教学研究和师资建设工作。

　　除了恢复社会学，建立秘书专业也是李庆云书记十分重视的工作。为了振兴发展上海的战略需要，提高上海企事业管理人才的水平，除了增设秘书专业，分校还创办了《秘书》杂志，在全国上下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其后更增设了两届政法学专业干部专修科，招收科级以上的管理人员入学。“这些管理人员都是来自本市一些企事业单位，全日制二年修完课程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就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节点，为一大批单位培养了现代企事业管理人才。

　　很快，法律专业、旅游专业、博物馆学专业也在李庆云的主持下一一建立，为法律界、文博界，为上海旅游事业的发展，输送了一股强大力量。事实证明，复旦分校一路筚路蓝缕、探索走出的这一条全新的应用文科之路是对的，她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设置专业的做法，解了国家的燃眉之急。1983年6月，复旦大学分校正式改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并归入当时组建的上海大学。1994年5月，四校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大学。如今，这座综合性大学内的不少院系，比如社会学院、法学院、图书情报档案系，也都是从当年的文学院脱胎而来。

　　“早在建院之初，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就时刻关注人类命运、关注人的发展，有一种与社会休戚与共的意识。”竺剑告诉《新民周刊》，“40年来，文学院已从应用型的文科学校转型发展为上大这一综合性学府中一流的人文基础研究型学院，但她‘服务上海’的定位仍然被传承下来，学院始终聚焦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派文化传承，为上海这个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持续输送人才，让曾经照亮城市发展的海派文化基因持续发扬光大，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卓越全球城市。”（本文得到“310与沪有约：海派文化传习活动项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