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走遍中国寻访隐士
比尔·波特给人一种鹤发童颜的感觉。75岁了，须发皆白，可面色红润，看上去比他的真实年龄小了好多。
他是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汉学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上世纪60年代服完兵役以后，他在加州大学研究人类学，1970年至197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他用大学奖学金的钱从美国去中国台湾佛光山定居，一呆就是19年。1989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两年后，因为他在香港地区的一家广播电台工作，因而有机会经常来中国内地旅行，从而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记，并翻译了佛学经典《楞伽经》《菩提达摩禅法》，诗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以及王维、韦应物的诗作，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他在中国内地出的第一本书《空谷幽兰》就成了畅销书。因为不相信“别浪费时间了，中国大陆现在连和尚都没有，哪有隐士？”之说，决定实地察看。1989年，比尔·波特邀约上自己的朋友、摄影师史蒂芬，踏上了终南山探访之旅。那些摄于幽谷悬崖中的照片记录了此行的艰难：古老破败的寺庙与道观、万丈深渊和铁链。而比尔·波特也用自己的笔详细记录下他与隐士们的交流，以及他所看到的隐士们的生活现状。
比尔·波特将终南山旅行的途中见闻集结为《空谷幽兰》，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热潮。之后，他又撰写了《禅的行囊》《黄河之旅》《江南之旅》等著作，都广受好评。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甚至可以说痴迷。因为这样的机缘，他成了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禅宗的西方传人。
法号“胜云”，笔名“赤松”
《新民周刊》：1970年至1972年，你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是那时候开始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吗？和当时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有没有关系？
比尔·波特：和嬉皮士运动没关系。嬉皮士运动开始的时候，我1964-1967年服兵役去了国外，并不在美国本土。我并不是很赞同嬉皮士的生活方式，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比较乖，喜欢读书。服兵役之前，我在加州大学读艺术，画画，可能是没有太多天赋吧，考试老是考不及格。服兵役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觉得生命很重要，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那你应该怎么过这一辈子？应该珍惜生命。所以回到加州大学后，我拼命读书，并且转了专业，改修人类学，因为我对人类学很感兴趣。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不一样的生活，乡村或者城市、中国或者法国、原始人或者文明人。
《新民周刊》：在哪服的兵役？
比尔·波特：在德国，3年。原本他们想派我去越南，但是我拒绝了。
《新民周刊》：可以拒绝吗？
比尔·波特：你可以试试看（笑）。最初的四个月，我们要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有一天，有人来通知：下周出发去越南。我拒绝了，我不想去越南，他们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我就逃走了，和另一个朋友一起逃去了洛杉矶，过了三个星期，我想他们会来抓我们的，算了，还是去警察局自首吧。我对他们说：“我是服兵役逃走的。”警察送我回去。军队负责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逃跑？”我说：“我要选择延迟服兵役的时间，我不想去越南。”结果他们同意了，我就去了德国，我很喜欢德国。
《新民周刊》：你喜欢德国什么呢？
比尔·波特：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美国的文化积淀比较薄弱，而欧洲的国家则不同，历史悠久。我还学了德文，在德国读了一个大学。回到加州大学之后，因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所以成绩很好，每次都考第一名，加州大学给我最高的奖学金。学校方面还很惊讶，服兵役之前老是考不及格的学生，怎么回来后像变了一个人？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00美元，奖学金是我很重要的生活补充。快毕业的时候，我想还应该继续读书，就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全美国最好的人类学教授。我没有什么钱，需要申请奖学金，而美国高校申请奖学金都会有些条件，要你学这个学那个。那时候我开始阅读禅宗的书，我觉得里面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我就填了当时很少人懂的中文，其实当时自己对中文并没有什么了解。或许缘于美国学中文的人太少的缘故吧，那一年哥伦比亚大学入校的100多个学生，只有两个申请到了奖学金，我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一边读中文，一边读人类学。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唐人街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和尚，他以前在山西五台山授业。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他在纽约乡下的小庙。他不会讲英文，我虽然开始学中文，但基本没法用中文来交流，可是并不妨碍我跟着他修行。我觉得修行比读书更重要，因为这是人生的实践，修行就是我要做的。所以，过了两年，我退学了。
《新民周刊》：1972年，你是怎么决定用奖学金从美国去中国台湾的佛光山定居的？一开始想去做和尚？
比尔·波特：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博士朋友，有段时间他住在台湾佛光山的一座庙里。那时候外国人要住在台湾需要一个保证人，我的朋友介绍了台湾的陈女士做我的保证人，我得以在佛光山住上一年。佛光山的和尚信仰的是净土宗，并不修禅，陈女士安排我去中国文化学院（后来的中国文化大学）读哲学，教课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教授；然后又安排我在台北的海明寺修行，海明寺的主持悟明法师是台湾禅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十年前圆寂了，活了102岁，很长寿。他对我很好，让我在那住。那里有佛经的英文版，我可以比较对照阅读中英文版的佛经，受益匪浅。
悟明法师给我起的法号叫“胜云”，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将《寒山诗集》翻成了英文，我就在那里读《寒山诗集》。两年以后，有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给我寄来的信，信上说，人这一辈子很重要，你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被打动了，决定离开。一个星期后，我去了阳明山。
阳明山的七星山，那里只有农夫，我便找了一个农夫的小房子，住了14年。每天，我练习书法，翻译《寒山诗集》——陈女士为我找了一个博物馆里的书法老师，他叫庄严，是台湾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特别擅长宋徽宗的瘦金体。一三五晚上六点至八点，我下山去讲英文，每个星期有六个小时讲英文，除此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在打坐、写字、翻译书籍，《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都是我在那里翻译的。我又找了一个朋友在美国出版了我翻译的《寒山诗集》。
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时期，有一个中国女孩坐在我后面，我们成了朋友，并相爱、结婚了。
我找了一份正当的工作，在美国广播电台任职。很多台湾人都会听这个电台的节目来练习英文，电台里的人知道我会中文，所以请我去那边，我在那做了7年。
《新民周刊》：你刚刚谈到了，在台湾，你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然后遇到了你后来的妻子，你们是一见钟情吗？
比尔·波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每个周六，我会下山，半个小时到台北，去台北的明星咖啡馆见她。该咖啡馆是艺术家和诗人的聚集地，四楼不用花钱，我们就坐在那，看《庄子》，还有《庄子注》。她会帮助我理解文言文的用法，每次三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两年。两年后，我决定离开阳明山。她的父母也终于同意了我们结婚，之前他们不同意。她家就三个女孩，她考上了台湾的公务员，金饭碗，所以她的父母起先不愿让我们结婚。
《新民周刊》：在那里，你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赤松”有什么样的寓意？
比尔·波特：我在庙里的时候叫“胜云”，可是我出来后就觉得不对了，我不能再用庙里的名字，就用了“赤松”的笔名。我曾看到一则日本“黑松汽水”的广告——你有没有发现，日本人特别喜欢黑色，而中国人喜欢红色，我最喜欢的树是松树，综上，那我就叫赤松吧。
两个月后，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书，原来中国古代有个神仙叫赤松子；作为一个翻译家，我住在人居稀落之地，既不是中文世界，也不是英文世界，有点像是一个沙门（出家人），又像一个武士，感觉挺像赤松子的，自此，我就一直用这个笔名啦。有趣的是，变成“赤松”后，我在图书馆，想找一本书上的某处段落，一翻就翻到了，好几次都这样，如有神助。这个名字我只在翻译的时候才用，自己写书时不用它。所以在美国，没有人知道比尔·波特是谁，他们就知道赤松。
1993年后，我回到美国，继续写作，写作，就是我修行的路。翻译的书我会选择，特别重要的书我会想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只是阅读的话，恐怕学不到那么多。所以我用这个方法来翻译和学习。
追寻中国的隐士
《新民周刊》：1989年，你邀约上自己的朋友、摄影师史蒂芬，踏上了终南山探访之旅，在这里你见到了许多隐居者。后来，你将路途中的见闻集结成书——《空谷幽兰》。在寻访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危险吗？
比尔·波特：那时候我寻思，在中国大陆还有没有寒山这样的隐士呢？便想去看看。1987年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我就来了大陆。这趟旅行，我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就是《空谷幽兰》。终南山没碰到什么危险，碰到的都是好人。就是华山的路太危险，我们走的不是观光客的路，而是另外一条。
其实，1989年，我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收入。我刚把书写完，我所在的广播电台的老板被请到香港去开广播电台——顺带一提，这是香港第一个私人开的广播电台。我老板对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他说你可以做一档文化节目，我就做了“黄河之旅”，一天有两分钟的节目。
做“黄河之旅”的时候，我有受到赞助，去了黄河，回来后写稿、配音乐，一共做了240期节目。听众很喜欢，他们要求“你还要做还要做”，这样我在香港工作了两年。攒了点钱，我们的孩子在台湾没法学英文，所以我们于1993年搬回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翻成英文的《寒山诗集》，我花了9万美元买了栋房子。
《新民周刊》：听说你最喜欢的是两件事：盲人按摩和泡热水澡。是这样的吗？
比尔·波特：以前是的。一个人旅游的时候，我喜欢这两件事，但现在我不太有机会一个人旅行了。
《新民周刊》：寒山现在还是你最喜爱的诗人吗？
比尔·波特：当然了。可以这样说，他是我第一个“女朋友”（笑）。当然，我还有别的“女朋友”，比如王维。还有元朝的诗僧石屋，他的诗比寒山美——寒山的诗没那么美，但有另一番味道。我翻译了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我翻译的柳宗元的诗集今年秋天会在美国出版。苏东坡说，唐代的诗人除了李白和杜甫之外，还有韦应物和柳宗元的诗是最好的。并不是很多人了解这一点，因为柳宗元的诗写得并不多，一生留下了140多首诗歌，我都把它翻成了英文。
现在我喜欢薄一点的书，比如不超过60页，你可以拿在手里面，也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携带。我之后要出版5本书，《金刚经》和禅宗、净土宗的书籍，以及石屋和中国的古诗。如果是普通的专著，写一本书通常需要两年，我已经75岁了，没有很多“两年”可耐心慢慢等了。因此，薄一点的书，我能够筹钱，不需要在出版社排队，不需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出版可以快一些。
我已经在美国出了20本书，这些书在美国属于小众，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兴趣。有些人非常喜欢，但这些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都不到。我在美国出书赚的钱全部加起来不超过1.5万美元，但是我很喜欢，这是我修行的一部分。我的稿费主要是在中国出版的图书的版税，我用这些钱来补贴我在美国出的翻译作品，同时我也帮助一些美国的诗人朋友在美国出版作品，因为他们的诗集在美国很难出版。
我从去年开始在我住的小镇Fort Worden办了一个禅修中心，小镇靠海，政府在100多年前为军人营建了住所，有很多大炮，可以防御入侵，后来荒废了。现在华盛顿州把这里变成一个公园，最高的山上有个空的房子，他们同意我们将这里改作禅修中心，离我家走路过去15分钟，很近，很美。Fort Worden在当地很有名，有很多文化活动，包括做音乐的等等。这地方政府每年象征性地收我们一美元作为租金，但我们花了50万美元装修。
《新民周刊》：先是黄河之旅，然后怎么确定要去探寻中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部落的？江南之旅也是这时候成行的吗？
比尔·波特：这都是我自己的计划。黄河之旅成功了之后，我想我还要去哪里。第一个就是江南之旅，1991年的秋天，我去了江南。1992年的春天我去了彩云之南，1992年的秋天去了丝绸之路。我和广播电台签了两年的合同，攒了6万元钱。《空谷幽兰》还不能算游记，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写游记。
《新民周刊》：《空谷幽兰》就写了中国的隐士，《一念桃花源》重走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人生之路，是不是还是因为你的隐士情结？
比尔·波特：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完全的隐士，一辈子呆在城市里我受不了，可是永远住在山上也不是理想的状态，也许可以算“中间派”。
《新民周刊》：现在每年还会以导游身份到中国来几次吗？是不是差不多已经把中国都走遍了？有没有特别想去却没有去的地方？
比尔·波特：差不多都走遍了，就差西藏。我飞到过拉萨，但是没有深入西藏的腹地。我想和西藏的老百姓交流，但是我不懂藏文。算了，那我就不去了。我对密宗没有很大的兴趣，我研究的是禅宗。
我去河南找仓颉庙，河南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路牌指示，到哪都很方便，可是仓颉庙没有，我们找了个农夫带路，才找到那儿。我到中国来，找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可是这样的地方在中国越来越少了。当地政府搞了很多旅游景点、名人故居，但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如果太容易了，那探访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那只是旅游的目的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