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我在场
口述｜张蔚飞 整理｜王岚
张蔚飞（1950年—），1970年起从事摄影工作，军人出身的高级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
1981年底转业进《解放日报》，先后任摄影记者、摄影组组长、摄影部负责人；1994年10月调《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先后任摄影主管、总编室主编、图片网络中心主任、人民图片网主持；2007年10月起，先后任《嘉兴日报》视觉总监，《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图片总监，《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图片总监；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南师大泰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退休前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作品《稀客光顾大商场》在第十二届全国新闻摄影作品评比中夺魁。1996年被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授予“创新奖”，2002年获首届中国新闻图片编辑“金烛奖”，2012年获中国摄影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金像奖”。编辑的照片共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2个、三等奖2个，是《人民日报》社获中国新闻奖最多的编辑之一。
转业军人成了上海拍政治新闻的摄影记者
我是1981年底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进解放日报社的，承蒙组织上对我这个转业军人的信任和关爱，当有重大政治事件需要摄影记者时，一般都安排我去拍照。比如1982年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时，领导就派我去执行任务。
我这个人一向做事认真，也吃得起苦，所以每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拍摄任务，我都完成得比较好。于是出现了良性循环，凡有重大拍摄任务时，尤其是中央领导人到上海时，组织上就安排我去，我先后拍摄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陈云、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杨尚昆、姚依林、吴邦国、黄菊等，外国政要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日本天皇明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等，我俨然成了“宫廷摄影师”。
但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收获成就感最多的一次摄影采访，无疑是拍摄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时在上海的活动。那年，我在《解放日报》当摄影组组长。
有幸成为记录邓小平南巡上海的摄影师
1992年2月1日，邓小平同志—行从广东深圳来到上海，住在虹桥路上的西郊宾馆。在珠海和深圳两地，他老人家已发表了不少有关坚持改革、扩大开放的言论，邓小平同志到上海后，继续深化着他的南方谈话。我有幸成为记录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全过程的摄影记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采访活动，感受到了小平同志身上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关于“姓社姓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有关改革开放的精辟论述，让我这个当时对改革开放政策不甚了了的人茅塞顿开。更令我欣慰的是，我抓拍到了不少能生动展现小平同志领袖风采的照片。
采访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这半个多月，是我新闻摄影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当年采访小平同志时的一幕幕场景，仍非常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小平同志一直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视察中，他与上海人民之间情浓于血的真切感情会时时、处处流露出来，可以说，我拍到的每帧画面后面，都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现在，小平同志作古已经22年了，过去一直埋藏我心底的诸多“独家秘闻”也该告诉给历史了。
1992年2月3日，是羊年除夕。当晚，小平同志同吴邦国、黄菊等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成员，王一平等历届市委老领导，以及上海各界人士一起，在西郊宾馆度过了一个欢乐的除夕夜。之后只休息了三天，小平同志就来到他特别关注的浦东进行系列考察。
2月7日猴年大年初四，小平同志一行来到南浦大桥，“考斯特”车刚停下，邓榕的录音机还没打开呐，他便深情地向浦东方向眺望，并向陪同的副市长倪天增问这问那，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高兴地让在场记者拍了一张以南浦大桥桥塔为背景的全家福。
接着驱车来到杨浦大桥浦东工地视察。在杨浦大桥模型前，小平同志认真听取了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介绍，然后他想看一下建设中的杨浦大桥雄姿，一转身，他看到约百米高处正在施工的桥塔上有工人在干活，于是老人家扬起手向桥塔上的工人致意。这时，地面上的工人和百米桥塔上的工人一齐报以热烈的掌声。
要知道，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天气晴好，但2月7日这天突然转阴，所以天气显得特别阴冷。当时小平同志是站在浦东桥塔东边濒临黄浦江的一块空地上，从江面上吹来的西北风，无遮无拦地直吹小平同志身上，连我这样正值壮年的人都想往背风处钻。而当时小平同志已是 88岁的高龄老人，这样长时间地向工人仰面招手，是要“吃”寒风的。小平同志对工人的感情可见一斑。当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跟拍小平同志，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想着拍好小平同志的神情，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
2月8日晚，小平同志又兴致勃勃登上“友好”号游轮观赏黄浦江夜景。从当晚开始，我在拍摄时会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倾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当晚，小平同志坐在右舷靠窗的位置，吴邦国同志陪同在侧，对面坐着胡立教同志和汪道涵同志；杨尚昆同志则坐在左舷靠窗的位置，由黄菊同志陪同在侧。
在航渡到外滩一带时，小平同志不时转过头去欣赏灯火辉煌的外滩夜景，但更多的是与对面的胡、汪两位老同志聊天。那天小平同志表示，他对上海现在这个领导班子是满意的，认为年轻、思想解放、有活力，并对胡、汪说，当年你们这届班子有眼光，选对人了。胡立教答，这主要是您的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决策正确。吴邦国同志说，几位老同老平日都放手让我们去干，但在关键时候出来帮我们一把。邓小平说，对，老同志就是要支持新同志的工作。
那晚游轮上人比较少，所以无论是警卫还是首长，都比较放松，于是我站在小平同志身旁，让警卫处小俞给我拍了一幅合影，这是我在采访全程中与小平同志唯一的一次合影，我一直珍藏着。
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阳光和煦。小平同志这天来到位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公司视察，小平同志对高科技很感兴趣，听得特别的仔细。那天他谈兴很浓，著名的“姓社姓资”谈话就是出自这天在贝岭公司参观时的即兴讲话。
那天在透过玻璃窗观看100级净化车间时，吴邦国介绍说，这些设备过去美国人是不肯卖给我们的，现在搞了中外合资厂，他们就肯卖给我们了。小平同志讲，这就是开放的结果，你不开放人家就不给你。
此时小平同志突然问吴邦国：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资？邦国同志略一沉吟说，这东西本身不存在姓社姓资，资本主义用它就姓资，社会主义用它就姓社，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也能为社会主义所用。邓小平说，对嘛，这些东西本来姓资，但一引进来，变成姓社了，资本主义的技术、设备，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小平同志这段论述真的精辟，让我这个不懂政治的摄影记者听了也是振聋发聩。
按那天的计划，小平同志视察后与公司及仪表局领导合个影后就该上车返回的。但临上车时，小平同志看到大楼前聚集了很多年轻技术人员，就主动走过去向他们鼓掌致意，并和前排的人一一握手。当听说这批年轻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时，高兴地说：21世纪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当场有一位青年响亮回答：请放心，我们一定把你们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小平同志听后向年轻人连连招手。这天的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年轻人出于对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的敬仰和拥护，自发赶来与小平同志见面；小平同志出于对年轻人的关爱，主动与他们握手，场面热烈而有序。
这天尽管多出了这档“计划外”节目，警卫处的同志也乐于成全。我当时十分感慨，这真是两代人之间的一种心灵上的默契。
2月12日，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一早，小平同志一行便驱车前往闵行开发区，在听取了闵联公司总经理鲁又鸣对开发区发展情况的介绍后，邓小平说，你们闵行开发区，还有浦东，到2000年要解决好姓社不姓资的问题，你们要以充分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是搞得好的，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已能证明姓社姓资，但还不能算数，还要搞得更好。你们一定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问题我在深圳讲过多次，深圳与香港的区别就在于抓不抓精神文明建设……现在总有人对浦东上去不放心，认为要出乱子，我怎么也想不出，乱子会出在哪里？真是其言凿凿，其意殷殷。
其实小平同志是预见到，改革开放这扇窗一旦打开，苍蝇、蚊子必然会趁机飞进来的，所以他老人家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一再谆谆教导我们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离开闵行开发区没几分钟便来到了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望着一排排亮丽、整齐的农民别墅，小平同志问陪同的马桥镇党委书记王顺龙：你们发展那么快，靠的是什么？王顺龙答：靠你老人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小平同志听后追问了一句：是这样的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舒心地笑了。
旗忠村从1989年起开始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到1992年时，其经济实力、农民新村的建设等方面已居市郊的前列。车队驶进旗忠村时，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掩映下的一排排别墅式农民新居。当车队在旗忠小学门口停下时，旗忠村小朋友吹起了鼓乐，跳起了迎宾舞。小平同志显得特别兴奋，我从镜头里看到，当他在小朋友面前站定时，脸上陡地泛出红光，连眉毛都挑了上去。这是我十天来所看到的小平同志最振奋的一个神情，于是我揿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幅我认为在他视察上海过程中表情最生动的一张照片。
这时，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摇摇摆摆走了过来，不知是谁说了声：“过来，让邓爷爷亲一亲。”陪同的吴邦国同志立即抱过孩子，小平同志十分自然地上前吻了吻孩子，我及时抓拍到了这幅后来流传很广的《亲吻农家儿》照片。小平同志对旗忠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说：旗忠村的小朋友是新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人。离开操场返回时，小平同志两次停下来，回头向在场的旗忠村民和小朋友招手，依依不舍。《亲吻农家儿》照片发表后，很多读者，包括新闻界的同行都觉得，这是小平同志对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人民的真情流露。
终于实现了逛一次商店、当—回顾客的愿望
1992年2月18日是元宵节。傍晚，我身上沉寂了6天的BB机突然响起，市委办公厅通知我18：30到西郊宾馆集中报到，具体什么任务没有说。我怎么也没想到，小平同志会在元宵节晚上出现在万家灯火的南京路，出现在人流如织的市百一店。
20:00不到，小平同志来到了市百一店。那时候南京路商店的冬季营业结束时间是20:30，那天市百一店并没有清场，所以现场人潮涌动，我感到有一种无形压力，双手紧攥着相机，眼睛紧盯着镜头左右扫描。虽然是大冬天，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全身冒汗了。
据市委秘书长王力平同志向我们介绍，小平同志到了上海，就提出了要逛一次商场的要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一直有逛一次商店、当—回顾客的愿望，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一直希望由北京来实现邓小平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这次上海市委终于让他遂了多年的宿愿，所以小平同志很激动，步履也显得特别轻盈，对商场里的顾客、营业员频频招手，笑容始终挂在脸上。
小平同志先来到中百一店铺面商场，顾客知道小平同志来了，都想一睹伟人风采，所以场面显得比较拥挤。此时我从取景框里看到了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拼命往小平同志身边挤；警卫要把她挡出去，但她刚一退出又往前挤，如此三进三出后，中央警卫局孙局长被这位妇女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破例网开一面把这位妇女让进了2米圈内。这时这位妇女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抓起孩子小手向小平同志招手，用这质朴的动作来表达一位普通市民对领袖的真诚感情。倒是小平同志见状，紧走两步，凑上去吻了吻孩子的脸。我虽然抓拍到了这温馨的一幕，可惜当时现场太拥挤，我没法向右走两步，从侧面把孩子的脸拍全，所以这幅照片没有旗忠村的《亲吻农家儿》成功，留下很深的遗憾；匆忙中我又无法问她姓名，所以，至今我没能将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她。
接着小平同志来到三楼商场，兴奋地看了又看。邓榕说，爸爸，您逛了一圈，总得买点什么吧。于是，小平同志来到靠近电梯的文具柜台前，由全国劳动模范马桂宁临时客串文具柜营业员。马桂宁捧出一把橡皮和铅笔摆在柜台上，请小平同志挑选；又分别介绍了这些商品的特点；听了介绍，小平同志饶有兴味地拿起橡皮察看；接着，他递上一张人民币（我想不起来到底是百元币还是十元币），为他的小孙孙买下了4封铅笔和4块橡皮；邓榕说：爸爸，这是您进城后第二次买东西。听了这话，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
在小平同志走到文具柜台时，商场内顾客越聚越多，如果要拍好照片，拍出应有的现场气氛，我必须得站高一点。于是我拉来一个柜台，放在马桂宁的营业柜台前，但我很纠结：如果站在柜台上拍，在首长面前显得太不文明；但不用柜台站在地上的话，高度又不够。最后，我是双腿跪在我拉过来的柜台上，才定格了小平同志递钱给马桂宁，买卖成功这个最具典型意义、也最动人的瞬间。
我有幸记录下这组珍贵的镜头。我感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邓小平同志逛商场、当顾客有着深刻的含意。我一直为自己能拍下这个经典的历史瞬间而深感荣幸。这组照片中的第四幅，后来以《稀客光顾大商场》为题，在1992年度的中国新闻摄影年赛中拔得头筹，2013年10月，《稀客光顾大商场》入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编的《中国百年新闻经典·摄影卷》，成为见证中国百年历史的百幅经典照片之一。
小平同志离开市百一店时，南京路六合路口已站满了市民，当小平同志从六合路边门走出店堂时，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小平同志显得很激动，一边招手，一边快步迈下台阶，还对扶着他的警卫说，让我朝前走几步。但警卫员出于对小平同志身体和安全考虑，把小平同志劝上了车。
记者当到这个份上，值了
1994年10月，我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人民日报》新成立的华东分社担任摄影主管，我在新的单位、新的岗位上继续忙碌着。
1997年元旦起，《人民日报》开辟了一个《我看改革18年》专栏。时任华东分社副总编辑的曹焕荣，要我以《亲吻农家儿》这幅照片为由头，再去旗忠村采访，想通过汤佳赟小朋友一家的变化，反映农村改革开放18年来的成就。于是，我再次来到旗忠村，见到了5年前还是蹒跚走路的、现在已是小学生的汤佳赟。
大概是这几年采访他的记者很多，汤佳赟已养成了拿着我拍的这张照片向客人介绍自己的习惯动作。看到我来，他就又拿出我拍的这张照片对着我说：“瞧，这就是我！”一看他这个机械动作，我就想笑，小佳赟当然不知道他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的作者就是我，但他这个动作倒给了我拍摄5年后的汤佳赟现状的最好场景。
在采访了一些必要的素材后，我脑子转悠着一个念头：眼下我这个稿子如何能生动体现上海郊区老百姓对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感激之情，且能与《亲吻农家儿》照片有机相联？5年前的照片上汤佳赟是主角，5年后的采访照片仍应当让他当主角才对啊，可是孩子才二年级，可以说啥也不懂，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我就问他：你想不想邓爷爷？他爽快地说：想！我就说：那你就写一句想念邓爷爷的话，我替你转呈给邓爷爷。于是，汤佳赟就写下了“邓爷爷新年好 我想您！汤佳赟 1997.2.2”的字条。
按照《人民日报》的发稿计划，我采写的这则稿子安排在2月12日，即小平同志视察旗忠村5周年之际见报。那年的春节是2月7日，考虑到春节放长假，所以曹总要求我在2月5日前把文稿和照片发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我按要求，于2月4日将稿子交给曹焕荣，曹焕荣作了修改后，以“喜听这一家人说变化”为题，于2月5日准时将稿子递交给《人民日报》总编室。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2月6日，即农历年三十这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右上部位，以3/8版面的大篇幅刊出了我写的“喜听这一家人说变化”这篇稿子。当时，我也没去多想什么，作为记者，只要按领导的要求把这种重头稿切实完成好就是尽责了。
1997年2月19日，北京传来小平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作为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心情格外沉重。那几天，我常常默默拉开办公桌抽屉，翻出多年前我在采访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拍摄的照片，看着照片上小平同志飞扬的神采，小平同志南巡时的音容笑貌一一浮现在眼前……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那几天我又是好一阵忙碌。忙完了小平同志逝世的一系列报道后的一天，曹焕荣同志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喜听这一家人说变化”的报道，为什么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见报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曹总告诉我，这是《人民日报》的主要领导，看了我稿子中写到的汤佳赟的有关情节和汤佳赟写下的“邓爷爷新年好 我想您！”的字条后，再根据当时他们所掌握的小平同志的病情，决定提前刊出的。目的是趁小平同志思维还清晰的时候让他看到这篇文章，让他老人家感受到全国人民对他的怀念。据了解，2月6日这天小平同志的神志很清醒。
听了曹焕荣同志的这番话以后，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的这篇报道，能让小平同志辞世前真切地感受到上海人民对他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拥护，我想小平同志内心一定很欣慰。我拍的照片，我写的报道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当记者当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