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民：镜头里的“上海客厅”
谢伟民（1955年——）：笔名韦明。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1992—1999年任香港《亚太经贸》杂志、香港《国际经贸》杂志执行主编。1980年起任《劳动报》摄影编辑、摄影记者、摄影部主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上海专业报企业报新闻摄影学会会长，曾任上海新闻摄影学会秘书长。
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以来，已拍摄各类摄影作品20万余幅，发表8300幅。其中《有奖销售的另一面》《血谊》《八年里悄悄发生的》先后获得1985年、1988年中国好新闻摄影作品。《师徒情深》入选“中国新闻摄影50年”，并去荷兰等国展出。另有《教授妈妈》《姑娘摆开大饼摊》《新农家乐》等26幅作品获国内外有影响的摄影比赛一、二、三等奖，并出版了《班组生活》摄影集。1985年以来，先后发表了《平凡之中见真情》、《提倡城市题材的摄影作品》、《谢伟民摄影观》等十余万字的摄影论文。其中《提倡城市题材的摄影作品》一文还入编上海市优秀摄影论文集。其摄影作品被誉为“具有独特的新闻敏感，能从常人的眼光中发掘出独到的题材，并配以恰到好处的文字说明”。主要生平已收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世界名人录》97卷、《世界摄影家名人录》等。
80年代申城治水记
图说：1982年8月5日，一场瓢泼大雨过后，外滩道路严重积水。黄浦区交通队民警搀扶行人过马路。谢伟民摄影
许多朋友问我，你是怎么走上摄影之路的？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提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从1938年费孝通开始调查和记录江南农村，到1980年代发表著名的《江村经济》，前后跨度逾40年。费老记录的“江村”就是用了人类学和比较学的手法，以小见大揭示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伟大进程。我的家乡无锡，也是中国江南一个富庶之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无锡县梅村的祖厝前，不经意间留下的一个镜头，到了70年代末，再想去记录这场景时，发现祖宗的老宅因为乡镇的发展已被拆迁，这提示和启发了我走上了记录摄影的这条路，激励了我用心去记录中国历史发展变化进程这样一个信念。
1978年，我的第一幅拍摄于上海郊县的纪实摄影作品《农家乐》在报刊上发表，到现在已超过40年。记忆最深的是那些年的申城治水。
1982年8月2日到8月5日三天，正值天文大潮，上海连续几天下雨，龙华气象观察站实测雨量达200毫米，其中5日这天为91毫米，市区地面高程（海平面为参考平面的竖向高度）在3.8米以下的低洼地区普遍积水，仅黄浦区和长宁区就有3万多户民居受淹。那天大雨，还造成市区部分公交车一度停驶，上海不少工厂进水停产。由于上海市的主城区是一个由租界发展起来的城市形态，所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较早，排水设计标准偏低和老旧，那时申城主城区的地面平均已下沉逾1.5米，市中心地面高度多已处于平均高潮位以下，加上市区缺乏大型泵站等排水设施，排水主要以低潮自排为主，因此每逢天文大潮和暴雨过后，市区许多地方都会大面积的积水。1982年8月5日午后，一阵子的雷阵雨后，上海外滩顿时水漫金山。中山东一路13号甲，是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港务监督”和“上海港船队”之所在地（因外滩改造，把这幢有历史感的小楼给拆除了）。记得当时负责该地段的交通执勤的黄浦区交通队一般总会在大雨过后，立即派交通警察来这里指挥交通，搀扶过往的行人，给大雨后的上海外滩，增加了那么一点温馨的场景。
有一位老友常常和我开玩笑，说我的镜头视角总是俯视的。那是因为当年我常常关注和拍摄汛期的上海马路街头，聚焦点总习惯性地注意交通警察在大雨后的申城街头指挥交通、市政工人在马路上面打开窨井盖让雨水迅速排放和在低洼地忙着抽取道路上的积水的工作状态，甚至有时连走路时，眼睛也会下意识去注意申城街道、马路上的许多不完美的细节，顺便拍回些批评照片，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当年，我曾经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过这样一段话：搞摄影的人喜欢憧憬和眺望高远处的美丽，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不完美，会促使你将手中的照相机、将自己的镜头视角放得低些再低些，将自己的思考方式与百姓的利益接近再接近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
1986年6月20日清晨，上海部分城区降雨量达80毫米，那天，我上班经过武康路淮海中路口的那幢坐东朝西的武康大楼（旧称诺曼底公寓），马路上一片汪洋，底楼的一些住户和商家在“拷浜”向外排水。联想起这个被人称为“上只角”的高尚地段雨后的此情此景，我当即停下，站在没膝深的水中，拍下了一些上海市民迎战天灾的画面。诺曼底公寓以前有“上海跳水池”之称，想到当年的大雨后，一些家庭的孩子会坐在自家的洗浴盆在马路上面划水、嬉戏的那瞬间。当天的淮海路，确实和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上海大水池”十分相像和吻合。记得当年在采访该地区一位沈姓市民时他曾调侃道，我们饱经城市内涝之苦，这种短暂的“欢愉”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孩子们这欢愉背后，他们哪知道我们做大人心头的烦恼和痛苦。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申城治水的第一战役，是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该地区的西、南两侧辟为虹桥、仙霞等住宅重点建设小区开始规划建设娄山关和威宁2个排水系统等工程着手，1981年9月，经市城建局和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反复研究，一个命名为“芙蓉江雨水排水系统”的地下工程于1986年开始动工兴建。该地下排水系统采用的是总管直径3600毫米和管片的装配结构，自虹古路至泵站总长度为1526米，开创了上海建城以来最大口径雨水管道。由于这一建设工程需要通过22万伏高压线路铁塔、天山二中教学大楼、天原化工厂2个液体原料大铁罐，加之天山路地下有数十根自来水、煤气、污水等管线,障碍物特别多，工程一开始就遇到无法在路面进行开槽施工的难题。在建设者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下，最后施工方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在国内率先使用了土压平衡式盾构法，由上海市隧道工程公司102施工队精心施工。在确保施工安全的情况下，经过建设者1年多日以继夜的努力拼搏，终于提前数月完成这一难度复杂、工程量巨大的排水工程，从此，长期困扰该地区的大面积内涝现象得到彻底消除。当时，仙霞地区的居民把自费制作的“治水英雄”的锦旗送给了建设者时与他们热情相拥的情景，让在场的许多人为之动容。
翻出当年我曾经供职的报社一篇篇有关上海治水的报道，让我清晰看到当年的建设者为了上海地上的发展、地下的畅通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清晰图像脉络。如果说，上海市民今天能够享受到大雨后的申城地上的交通顺畅便捷，大雨及汛期后的城市道路积水状况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该忘记80年代上海治水的这段难忘的历史，记住那些为治水而尽责竭力的有名和无名建设者。
大上海就是我家的客厅
图说：姑娘们摆开了大饼摊（1982年）。谢伟民摄影
80年代伊始，我开始了上海《劳动报》摄影记者的生涯。我用手中的照相机，通过胶片这一媒质为这个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作记录和储存。
每年的母亲节，我还会想起另外一件往事：1978年的春节前夕，母亲从她积攒不多的储蓄中拿出130余元人民币替我买的这台海鸥4型照相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件“奢侈品”；也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珍藏的礼物。因为她的无私馈赠，让我能够有了自己的照相机，让我有了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可能。谢谢妈妈。
我家曾经在杨浦区的弄堂里居住，我喜欢挎着照相机在城市各处晃悠，我把大上海当成了我家的客厅，我要记录客厅里的众生相。
1980年代，那是个向上的年代，平常人、平凡事中尽现闪光点。
1984年2月7日下午，我外出采访时，见铜仁路一辆48路公交车突然抛锚，乘客和售票员下车一起合力推车，我迅速拿起相机，抓取了这一瞬间。照片刊发不久，电视台和《新民晚报》组织了名为“遇公交车抛锚，你怎么办”的大讨论，“助人为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些词汇，是讨论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两句话。
1986年7月19日，在江西南路人民路口，我拍下了如今已经消逝的上海普通居民纳凉的风俗图。弄堂生活，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记忆，与街边的石库门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也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我的好友、民俗学家仲富兰曾在他《上海民俗》一书中，试图在民俗文化学视野下来解释“乘风凉”“轧闹猛”等之类的上海民俗习惯，他认为，“乘风凉”等弄堂生活，对于那时每个生活在弄堂里的上海人来说，“有着独特的意味”，这些“陈旧乃至鄙陋的里弄，是上海人真正的乐园。上海的弄堂生活之美，美在它具有浓烈的人情味。在这里有其他现代居住方式难以形成的亲密邻里关系”，所以说“乘风凉”等习俗给邻里交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一种生活空间，使得邻里间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带来强烈的地域感、安全感和家庭感。当人们在怀念、感叹上海街头纳凉这一幕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期盼，一种全新居住方式的邻里关系的形成。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家对青年人的就业还是大包大揽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许多人选择了自己创业。1982年1月9日，我路过杨浦区抚顺路街头，看见许多人围着几个正在炸油条的姑娘，我凑上前去，原来，这几位刚出校门没多久的待业女青年，自主择业在自家门口摆摊，卖起了上海人喜欢吃的大饼油条。她们笑容满面，丝毫不见自卑，动作虽不太熟练，但阵阵香味还是吸引了不少顾客。我端起相机，乘她们不注意，拍了一幅生动的照片，取名《姑娘们摆开大饼摊》，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获得国内有影响的“80年代青年人”摄影比赛一等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40年来我拍摄了数以万计的记录这个城市发展轨迹的老照片，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用照相碎片化的记录方式，到最后汇成了上海这个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项大数据，这是一个映射上海城市发展与生活轨迹数据化的真实世界。我以自己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一个数据记录者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