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南京人立《南京传》

　　8月14日晚，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来到上海作家书店，这次他带来的，是由译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著作《南京传》。

　　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作为一位公认的文章大家，叶兆言对他写了40年的南京有着独特理解。

　　南京为他提供了一个讲述中国历史的平台，它不断被破坏、被伤害，又不断重生、发展；它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都浓墨重彩，又以失意者退场；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沧桑。

　　在这部集其40年写作大成的《南京传》中，叶兆言以史为纲爬梳剔抉南京历史，那些历史人物在南京留下怎样不朽的传奇？

　　叶兆言立《南京传》，也是因为他是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在这里，他生活了62年，南京，是他热爱的土地，深深地扎根于此，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方能将南京的历史娓娓道来。

王安忆是我的贵人

　　《新民周刊》：从大多数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强烈的倾诉愿望？

　　叶兆言：那肯定是的。写作就是为了倾诉，讲老实话就是话篓子，就是想说话。比如说我就不喜欢公众发言，我特别讨厌公众发言，特别紧张。但是你如果私下里让我谈，我觉得会很容易，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我觉得写作其实有时候也就是这样，你特别想对你心目中的这个观众，比如说自己的电脑倾诉。这其实是你在和你心目中的读者对话，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愿意看你的小说。当我写《陈旧人物》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喜欢跟我聊这个话题，那我就跟你聊这个，就像我跟余华在一起聊球一样。但是如果对球没有兴趣的人，他坐在旁边会觉得很无聊，这两个家伙整天聊球，像有的男人喜欢聊股票诸如此类。

　　我觉得其实文学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寻找话可以投机的人。每写一篇小说，或者每写一篇散文，形式、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都不重要，都是这种表达。你刚才说了倾诉，其实作者就是在倾诉、在表达。它也决定了我的文学是一种倾诉型的、表达型的。文学有两种，有一种认为文学是用来警醒这个世界，觉得别人都睡着了，他要喊一嗓子把别人都喊醒。很多人想象中鲁迅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说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老师也好，或者说教育者也好，喜欢做成这样，就好像有责任感，他要通过文学去干点什么。

　　《新民周刊》：《枣树的故事》发表以后得到王安忆的好评，给了你很大的写作信心？

　　叶兆言：不是《枣树的故事》，最早是《悬挂的绿苹果》。王安忆的好评，那是偶然嘛。但王安忆真是我的贵人，我那时候写了很多小说，包括《枣树的故事》《追月楼》都曾被退过稿，有的都退了好多次，反正很正常。我觉得这个倒不能怪编辑，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的眼光，这很正常。

　　在那个时候有个贵人说你的小说好，那确实是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不光是王安忆，阿城也说好。那时候他们都是红得不得了的人，就好比今天的余华、莫言说好一样。他们一说好，人家就说这个特别好，然后慢慢地就开始有人不停地约稿，就是所谓变成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就是这样，这个还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能支撑你，最大能支撑你的还是源源不断的写作能力。我一直觉得写作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我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永葆这种能力，能够源源不断地写下去，不要像张爱玲那样写几年以后，一直就特别累，我不希望像她那样。

以南京为窗口来书写中国历史

　　《新民周刊》：我很喜欢你写的《陈年旧事》，是不是特别注意搜集过去的故事？

　　叶兆言：也不是。我散文写得真是挺多的。我和余华完全是两个类型，余华是大红大紫型的作家，他写得也比较少一些。余华老跟我开玩笑说你不能写那么多，后来我也觉得确实不能写那么多，那我就换着写吧。

　　我是一个有天天写作习惯的人。我在旅途中间也能写，我大概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除了写作之外也干不了别的事，只有写的习惯。

　　除了《陈年旧事》这一类型的，我还写过很多，比如接近于地方志的文章，很像房龙的那种随笔。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房龙。我写过一本《江苏读本》，专门谈江苏城市变化的一本书。过去的一年我还写了一个《南京传》，《南京传》曾经在腾讯大家连载。

　　《新民周刊》：这次你带来了《南京传》，你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执着于写南京。

　　叶兆言：《南京传》是个例外，《南京传》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一本特别流行的书叫《伦敦传》。我研究生同学顾爱彬在译林出版社做社长，他看了这本书以后，说你来写一本吧，这个书只有你能写。不过“你能写”这句话，对我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因为我曾经写过《南京人》，在南京比较流行这本书，我就是不太愿意写《南京传》。当时他叫我写《南京传》，其实我真是没想写，他就给了我《伦敦传》，我看了一下，口吐狂言：没觉得好得不得了。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不知道你看没看《伦敦传》，它是一个很时髦、很流行的书。我看过以后当时就有个想法，我跟顾爱彬开玩笑说，要是我来写，起码不会比这本书差。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写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观点，一直想用，但我一直没有用。就南京这个城市是适合于从南京来说中国历史，所以我的《南京传》是一本以南京为平台来讲中国历史的书，我其实不是在说南京这个城市的变化有什么，完全跟地方志不一样。

　　后来我在腾讯大家连载《南京传》，大家也觉得我写得不错，好像点击率还凑合。我当时跟苏童说，我现在是网络作家了。后来《十月》也发了，包括今年的《花城》第一期也刊登了部分章节。

　　其实《南京传》真的很简单，就是以南京为窗口来书写中国历史。因为有了这个出发点，有了这个角度，我必须写一本书。这本书和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说一个城市历史的书完全不一样，我的体例什么的都很怪。

　　从南京这个城市来叙述中国历史完全是另外的一个角度。我特别喜欢历史，这个倒是从小跟所有家庭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们家一致认为文史不分家，很多老先生、特别好的老先生既可以是历史系的教授，也可以是文学系的教授，你很难说司马迁的《史记》只是一本历史书，它显然还是一本文学书，文史分不开，可以作为我们文学的源头，也作为历史的源头。

　　这种观念对我影响特别深，我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既然你对历史特别有兴趣，就会有很多看历史的眼光。如果把这些眼光混合在一起，就可能会变得比较有意思。比如说南京这个城市的诞生，很多人特别喜欢讲这个城市最早是从哪里发源的，你说这个然后有人再往前说一点，最后甚至说南京还有南京猿人。我们知道有北京猿人，结果真的在南京也发现了猿人。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和这个城市毫无关系，南京这个城市之所以出现，原因很简单，就是跟中国大历史中三国有关。

　　为什么呢？因为孙权作为吴国的领袖驻扎在镇江，如果说赤壁大战打败了那就没有南京，就是因为赤壁大战打胜了以后，孙权就觉得镇江这个位置不足以谋天下。要谋天下，必须要向长江上游走，所以他就往长江上游走。他走的时候很简单，他就选择了一个点，这个点必须是在江边，有很多山。虎踞龙盘的概念，你真要是考察的话，沿着镇江上来太多了，马鞍山也可以，芜湖也可以，都可以。

　　恰恰他很随意地就选择了南京，我觉得南京的历史就是从他这个很随意的选择开始的，天下三分。他在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我们过去讲南京的特点是虎踞龙盘、风水，其实毫无关系。而且他当时只是临时选一选的，他一直还想往长江上游走。在三国时代的吴国，其发展策略就是要往西、一直往西，他最理想的首都应该是武昌，就是今天的鄂州，不是武汉。

　　但是他也很奇怪，他每次上去了又退回来，最后在南京不死不活。其实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根本不具备战略意义上的虎踞龙盘。在南京历史上的城市保卫战，打得最漂亮的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得最漂亮的是李后主。解决南唐，宋朝的大军压境，恰恰是南唐李后主还稍微守了守，很多重要的历史改朝换代，南京城几乎没有任何防备，很正常的就和平起义了。

　　我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就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历史，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样。恰恰是李后主还挺庄严，跟他的女人说如果城破了，你把什么什么都给我烧掉，他还壮烈了一把。

作家总要有个地盘

　　《新民周刊》：关于南京的小说你也写了很多，是不是因为南京是你的根所以才写南京的故事？

　　叶兆言：那很简单，那其实就跟王安忆写上海一样，作家总要有个地盘。苏童是苏州的香椿树街，总得胡编一个地方，很多作家都喜欢胡编一个地方，以它为基地写小说。因为你写作必须要有空间，我现在跟你说话必须要坐在这儿说话，不可能站在空中跟你说话，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就是南京。我一直觉得把一个作家视作地方作家、地方志作家都是不对的。文学，我们都是玩的共同的东西，游戏规则就跟体育规则一样，它是共通的。评价一个文学作品的好坏，使用的是一套共同的世界文学标准。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好像不存在，其实还是存在。

　　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世界文学的标准。我们中国小说也是世界小说的一部分，对于别国来说也是，应该是这样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运用的是一个共同的标准。然后不要强调是中国小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都是胡说八道。当然胡说八道也对，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思，有点蒙人，或者是正确的废话而已。

　　《新民周刊》：《刻骨铭心》也入围了今年的茅盾文学奖提名，怎么会写《刻骨铭心》这部小说的？

　　叶兆言：你想我一共写了12部长篇，我也忘了为什么要写《刻骨铭心》这本书，确实一直是想写这样的故事，有好多想法也没有写完。一个作家脑子里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写。

　　至于说《刻骨铭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了书就知道了，就是说了一堆我感觉比较会让人不想忘掉的事情。《刻骨铭心》这部小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就是写作路数上我找到了一根绳子，然后把一串“让人痛苦的珍珠”给串起来了。串起的是什么呢？就是值得让你铭记一生，让你一想就痛的东西。本来这些故事是很难连起来的，但是我就想到“刻骨铭心”这四个字以后，我就找到了这样一根绳子，可以把一连串的故事串起来。所以《刻骨铭心》最重要的就在于找到这根绳子。写作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技术活，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内容，也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