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喜爱这红色的样子

摄影｜沈　琳
   
　　大众喜闻乐见，系统阐释上海红色文化内涵，加之立足现实关怀，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在不久前举办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所强调的三点。这一为《红色视域下的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海新闻整理汇编》而特设的新书发布会，俨然成了2019年度上海书展的一个序曲，甚至可以说为本届书展定下了一个基调。
　　8月17日，当《新民周刊》记者来到位于延安中路1000号的上海展览中心，来到上海书展现场，发现一走进序馆，就能看见“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的主题装置。而《战上海》《浦东史诗》《中国寻路者》《上海相册：70年70个瞬间》《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1949上海解放日志》等一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有关的主题出版物，更映红了书展现场。

　　

更丰富多样的呈现

　　

　　“关于1949年的话题其实并不新鲜，但如何呈现其多样性和丰富性，聚焦全年的变化，这是过去的工作重视不够的。”同济大学出版社的陈立群先生向《新民周刊》 记者表示。
　　本次书展，他责编的新书——回忆录《上海·1949》和画册《1949·影像上海》终于与读者见面。“之所以要用‘终于’两个字来形容这两本书的出炉，是因为寻找70年前的亲历者，请他们留下历史证言，是一个需要花费时间的求索的过程。”陈立群说。他认为，如今回望70年前，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上海解放，自己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整个1949年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上。由此，他特别注重保留社会史的材料，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留下鲜活的历史切片。在编辑期间，陈立群通过微信公众号“民间影像”，连续推出“寻找1949年的你”专题栏目。譬如1949年5月25日上海街头的一张照片，看上去安逸祥和。“上海解放纪念日是5月27日，但上海并不是解放军一天之内夺下的。这张照片显示的地方，一定是在苏州河南边。”陈立群如此说。经过追寻，果然如此——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复兴路襄阳路口东北角。
　　8月18日晚上，上海书展活动现场，在同济大学出版社“回望上海·1949”读者见面会上，不少读者对《1949·影像上海》中展现照片的细节，自发做了讨论。有人提出，这些照片样本的多样性，既包括地域分布上的不同，也包括年龄、阶层等的区别，以及当时选择是“走”是“留”，最终呈现了上海在整个1949年的大变局中，区别于其他所有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些特征。
　　比之《上海·1949》和画册《1949·影像上海》，另一套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丛书《红色视域下的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海新闻整理汇编》，也非常注重样本的丰富性。这套丛书由上海图书馆和延安大学图书馆联合编著，同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策划。回顾中国革命史，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确立之地。而1931年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关于上海的报道，展现了一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起，在民族危难时期浴血奋斗、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当年的报纸，本已束之高阁——保存在图书馆里。如今，通过重新整理汇编，则能够让新一代的读者更读出其中三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对此表示：“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筛选和梳理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的工作。这部文献史料集的出版，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和上海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据出版方介绍，创刊第一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了《沪郊游击队活跃》一文，报道了共产党在沪抗日斗争事迹。此后6年该报对上海的报道持续不断，涵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经济侵略、各国势力较量、金融经济形势、上海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慕尼黑阴谋在上海》《上海青年反法西斯底斗争画卷》《半年来的上海工人运动》……一篇篇报道勾勒出红色视域下上海的形象。
　　记者打开《〈解放日报〉上海新闻整理汇编》，发现每一个单数页面是一个当年《解放日报》的版面，其中标红的文字就是与上海有关的当年的报道，事无巨细，悉数收录。短的，如1941年6月20日的一则国内简讯，只有短短42字——“上海十八日有手榴弹二枚在距离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百五十码之处爆炸，重伤华人二名”。这则信息很可能是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秘密电台发送到延安后见报的。长篇的，则譬如1941年11月多日连载的《目前的中国外汇问题》，粗略算算有万余字，作者夏鸣、丁冬放的分析非常独到。包括对“平准基金委员会”奔走于重庆、香港、上海三地，协调中美英三国金融问题，以及“定额分配制”等问题，足以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并非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才着手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建设。生于1910年的丁冬放，20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肄业，曾任中共沪西分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到延安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组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冬放从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处长一直做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从1941年的《解放日报》文章中，就能看出他财经专家的视野与学识。
　　再看当年《解放日报》所呈现的一些上海的细节。1941年6月14日刊登的《迷乱的上海》一文写道：“现在上海如果要找房子，一间客堂楼至少八十元，多则一百五六十元，亭子间也贵得可惊人；一个煤球的价格，等于抗战前的一个鸡蛋；一出大门，就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乞食者；头上的帽子，一不小心，就会‘不翼而飞’；可是跳舞厅、电影院、旅馆，却是笙歌妙舞、通宵达旦，敌人占领区更是‘鬼蜮的世界’。”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认为，这套书为上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也以特殊视角揭示了上海作为红色革命重镇，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国运、时局、民生的关切与思考，也是其政治理念与立场主张的具体体现。
　　无疑，本届上海书展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的图书，有着比以往更丰富多样的呈现。从书籍的内容呈现上，譬如影像和文字分门别类；从装帧设计上，譬如第一期《解放日报》的复制品，作为图书附属的文创产品，令读者拿在手上，不仅感受得到历史的厚重感，更感到了一定的收藏价值。

做好存量与增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多读者热盼军旅作家王树增能够再次来到上海书展签售，特别是能够有最新的关于《解放战争》的修订版。略微遗憾的是，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解放战争》确实有修订版计划，王树增也确实在做修订工作，但今年以内都不一定能够修订完成。“老版本在2019年上海书展上，还是有得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人员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
　　与王树增不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在本届上海书展上带来了今年新推出的作品《战上海》。8月13日，在参加于锦江小礼堂举行的本届书展主题出版主题论坛上，刘统披露，《战上海》出版后，组织了五六十场阅读活动。“头一次接触那么多读者，不管是什么职业、身份，大家都对真实的故事如饥似渴，让我深受触动。”刘统说。
　　在此前于华东政法大学举行的读书会上，刘统就曾披露，《战上海》一书并不是他一口气写完的原创非虚构作品。此前，他曾经研究过上海战役，并写过于此相关的论文、著作。当他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创作《战上海》一书后，开始接触到更多原始史料。“我发现在没有任何接管大城市经验的情况下，解放上海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场空前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斗争。”刘统说，“解放上海后，面临的还有如何安定上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资收归国有，杜绝投机倒把，试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和计划供应，以保证市民正常生活；共产党利用旧有的的警察体系实现治安管理，详细调查户口信息，实行了严格的户口管制制度，以此来保持社会治安稳定；人民银行统管金条、银元与外币流通等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的国家财政，避免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此来保持社会经济稳定。接管上海的历程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战上海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使上海重新焕发了生机。”
　　对于刘统教授来说：上海战役，是他学术研究的“存量”；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上海，是他研究领域的“增量”。在做好“存量”与“增量”的同时，一本全新的《战上海》就能够带读者穿越——从硝烟弥漫的1949年，到此后建设新上海的过程……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此等作品，亦能引起深思。
　　如何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同样考验着同济大学出版社的陈立群。他策划的《民间影像》系列丛书，以老照片为纲，加之亲历者撰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已经成为出版社的一张名片。而参加本届上海书展的回忆录《上海·1949》，却主要以文字见长。其中一部分还是首次披露的当年的日记，作者包括当时南下解放、接管上海老同志的回忆，也包括旧上海末任市长赵祖康政权交接前后一段的日记，以及当时的工商界人士、大学教授、学生等不同阶层样本的回忆，甚至还包括当时离开上海者的回忆。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评价陈立群的工作道：“陈立群选择编辑的照片，并不是新华社或者当年的报纸杂志所发表的照片，而是一些珍贵的来自民间的影像。”这是图书出版市场有关新中国成立题材的一种增量。
　　即使看上去并非红色题材，其实质上却同样是在做中国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书籍，在本届上海书展上也比比皆是。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贺圣遂告诉记者：“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都在追寻救国的办法。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得中国人相信，中国未来立足于世界，不能简单地迷信学习西方的科学。”作为上海书展系列活动之一，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晓原《西神的黄昏》品读会上，贺圣遂解释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要出版这部书的原因，就是为了证明“西方之神”为西方现代科学背书，实际上是一种“洗脑”。贺圣遂认为，西方科学的操纵者本身也有很多问题。“目前西方也在关注中国。近些年，西方学者不断在反思，在批判他们自身的问题。他们在注意别的文明的长处。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如何能做到文化自信，是一些西方学者的兴趣点所在。”在《西神的黄昏》寻觅“真正的科学”面貌，还科学以真，还“真”以真的背后，则是如何更深入地做好有关红色文化的增量。这一点，成了本届书展上许多图书出版界人士议论与思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