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千里，醉艺江南

　　江南，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如诗如画。

　　江南，是“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物候万千。

　　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无尽追忆。

　　江南，不仅是中国人心中最温柔与亲切的梦想，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在江南，有书画名家，有江东才俊，有能工巧匠，有墨客挥毫，也有丝竹悠扬，檀板吟唱……大江东去共小桥流水，青山绿水伴粉墙黛瓦，阴晴雨雪，诗酒花茶，从朱雀桥边，乌衣巷口到姑苏繁华，钱塘春潮，乃至吴淞涛起，海上风云……江南的诗，江南的景，江南的物，江南的人，江南这片土地总是拥有令整个民族魂牵梦萦的文化魅力与美学品格。

　　说不尽，江南好。2018年，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全面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海派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品牌”。如今，长三角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江南的代名词，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更是长三角龙头城市。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将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上海博物馆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重镇，在江南文化相关的历史与艺术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文物收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多年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目标，举办过诸如虞山画派、娄东画派、董其昌书画艺术，和青龙镇考古、顾绣、竹刻等数十场与江南相关的特展。发掘馆藏文物优势，服务上海城市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举办提升至“江南文化”层面的专题展览是上海博物馆立足时代、弘扬文脉、助力发展的必要工作。

　　今年5月26日—8月23日，上海博物馆即将举办“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精选代表性艺术品一百九十余件（组），旨在呈现江南艺术、讲述江南历史的基础上，从文物出发，提炼出江南的文化深层特征，令观者在咫尺间，感悟江南文化独特的诗意与历史的厚重。

春风千里 云上直播

　　展览开幕前一周，恰逢5·18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不仅反映了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更体现了当今世界多元一体、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的文明发展大格局。由于目前尚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将控制规模，并首次尝试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传播方式。为此，上海专门搭建了“云上博物馆日”平台，市民游客通过云直播一键直达各博物馆，既可以用眼睛“云游”各馆线上展览和实景展厅，也可用耳朵“听游”展览讲解，还能与家人朋友一起体验“学游”博物馆，参与线上讲座、课堂，公共教育及博物馆知识问答活动，在真实与虚拟之间，体验多维度的博物馆之旅。

　　基于对博物馆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上海博物馆首次在全网平台推出直播节目《春风千里 诗画江南——江南文化艺术展抢先看》。主持人在馆长杨志刚、江南文化研究、上海史研究专家熊月之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小文等专家的带领下进入布展现场，揭开“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大展”的神秘面纱，提前公布最新看点和展览亮点，解析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展览背后隐藏的学术话题，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与互动的平台，加深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与认同，带领大家足不出户“云观展”，畅游春风千里，领略最美江南。

　　本次直播节目成绩非常亮眼：数据显示，上海博物馆微综艺直播账号观摩总人次56.2万，点赞数3.9万，最高同时在线人数1.5万。另外，从零开始的上博快手号更一次圈粉5000左右，当日上午刚刚发布的首支短视频播放量破6.7万。

　　正如杨志刚馆长所说的那样：“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机构，承担着文物保藏、学术研究、教育宣传、文化交流等各项职能，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职能仍在不断拓展之中。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有着不同身世和背景的公众创造更加多元、包容性更强的文化体验，是上海博物馆一直以来的追求。”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特殊情况下，上海博物馆在整合线上文物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各类宣传平台进行展览、展品推广，同时搭载动漫等新业态进行了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新尝试，进一步打开了想象的空间和服务公众的空间，构建了新颖的博物馆社会关系。

赏之不尽 江南文化

　　春风拂面任自在，行尽江南数千里。江南地区因物产丰饶、风景优美、名人辈出令整个民族魂牵梦萦，又以其“诗性”、“自由”与“责任”在诸多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

　　据考证，江南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孕育出辉煌的文化，其后泰伯奔吴、吴越争霸、晋室南渡，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几度成为政治重心，并最终因发达的经济贸易与厚重的文化积淀令世人心驰神往。近千年来，江南文脉一路传承，为此江南人民筚路蓝缕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江南文化艺术展是典型的主题性展览，突破时间脉络，突破单一门类，侧重文物阐释，讲好江南故事。展品中既有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鉴、王羲之行草书秋月帖页宋拓本这样的馆藏文物，也有清代顾绣三酸图镜片、镇江五条街骆驼岭宋代遗址出土红陶童戏像、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卷》等展现江南历史风貌和市井生活的文物……力求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历史之璀璨，体会江南文化的深厚意蕴。本次展览通过五大板块，以专题的形式聚焦江南的文化特征，将分别呈现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基调、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的江南性情、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江南人物、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江南风尚、抱诚守真又开放兼容的江南气度。共展出文物199件组，涵盖骨角器、玉器、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古籍、漆器、画像砖、家具、印章、犀角器、竹木器、玻璃器等诸多门类，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展览，对于内容策划、展陈设计等来说，都是重要的尝试与挑战。为此，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青铜器研究部、陶瓷研究部、书画研究部、考古研究部、图书馆等专业研究部门的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展览，还得到了包括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十余家兄弟单位的支持，共同打造了春风千里的江南文化艺术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展厅布置将仿若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越过黛瓦白墙的展柜可以看到模拟出的蓝天白云。室内的展览与“园外”的风光连结，营造出漫步江南的雅致。每一主题板块说明则镶嵌在各式漏窗中央，掩映着似真似幻的窗外风景，敞亮的室外景致带来空间的流动，为室内的展览增添通透的光影。曲径通幽、步移景异，越过两道方形门洞，在连廊尽头是按照原景布置的大名鼎鼎的位于绍兴的“青藤书屋”。这座雅致小巧却闻名遐迩的书屋，因曾有过徐青藤与陈洪绶两位明代书画艺术大家的居住而极具盛名。

　　文人书斋历来是审美情趣最典雅的所在，有琴棋书画、博古赏鉴、品茗焚香等雅事，有家具陈设、文房器用、花木竹石等雅物。斋内斋外，皆是艺术。松紧有度的展品布置，灯箱与实物相结合的氛围烘托，桃红柳绿与黛瓦白墙的色彩反差，力图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行走展厅就是赏江南物、品江南美。徜徉其间，观者得以在曲径通幽的展厅中，慢慢欣赏典雅精致的江南艺术，细细品味独一无二的江南文化。

衣冠南渡 羲之墨宝

　　正如白居易、苏东坡、洪昇之于杭州，李煜、王安石、孔尚任之于金陵，赵孟頫、董其昌、徐光启之于松江，钱谦益、柳如是、翁同龢之于虞山，晏殊、曾巩、汤显祖之于临川……江南每一寸的山山水水，无不与骚人墨客，书画大家融为一体，传为千古佳话。而说起绍兴，自然不能不提琅琊王家与东山谢家。

　　江南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具有两面性。倾情山林，面对同一块石头，汉人和晋人所想的，正好构成了两面性。正如青年画家、学者徐旭峰所解读的那样：“汉人会在冥思默想中发挥对表现对象的有关联想，而后有所顿悟，并且绵延。汉人的‘天人’观，‘升仙’观，既是身后某些成就的继续绵延，正如汉代隶书中的‘燕尾’那样，他们面对山水，更多的是想着如何‘升华’，最终达到‘大成就’，这便是汉人的大成就。晋人的大成就，而在与当下，这与他们所处的外在环境相关，一个价值观有待重新评估的时代，人为何而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许多魏晋文化活动都是对这类问题的反思。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即是如此。”

　　永嘉之后，衣冠南渡，北方王、谢等世家大族南迁，带来了不滞于物、不拘于礼的魏晋风度。加之江南水泊稠密、森林广布，自吴越时代已具备鲜明的宗教特质。随政治中心南移，在他们眼里，山水就是一面镜子，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观“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抑或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山水自然之间，晋人在反复进行着自我寻根的活动。最终达成的，皆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又或者是“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江南“越名教而任自然”，饮酒服药也好，宽衣解带也罢，“礼岂为我辈所设”的不羁背后，反倒是晋人不愿承认的“知礼”，集规范与自由为一体。不论是《桃花源记》《兰亭集序》，又或者是《养生论》《酒德颂》《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晋人心里，那里都是他们安顿心身的生活空间和生命空间，从大性情、大修养中可见其真本性。“明自然，顺本性”，其中的“自然“观出自老庄，道家所谓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晋人将老庄万物归一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影响到后世宋代“自然任真，平淡素璞”的天青色瓷器之中。

　　在本次展览上，《王羲之行草书秋月帖页》无疑是魏晋风度最好的诠释与证明。这件展品是北宋《淳化阁帖》“最善本”第七卷，宋拓本。是王羲之从琅琊（今山东临沂）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后，信笔回复友人盛夏问候的一缄书札，行草书。

　　王羲之（303—361年，一说321—379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人称其为“王右军”。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在如今的嵊州市金庭镇，并葬于该地。王羲之出身名门，为南迁琅琊王氏贵胄。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他一改汉魏以来质朴工拙的书风，开创妍美流便先河的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秋月帖》因起首作“七月一日羲之白”，又称《七月帖》。“七月一日”在古代历法中是立秋后第一天，古代墨客骚人于这天多有感时悲秋之作问世，王羲之自也不例外，“忽然秋月，但有感叹”之语可证。而从“吾故羸乏，力不具”云云解读，此书似为初秋时节其老年体弱多病时的即兴行草书。用笔从容圆厚，既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又法度谨严，气韵飘逸。

　　事实上，东晋以后，江南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安宁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得华夏文化在此迅速发展，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出现了新气象。以书法为例，至东晋，“四大家族”（王、谢、郗、庾）书法著称于世，又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书法最负盛名。以绘画为例，以顾恺之为首的“南朝三大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诞生，为后世画坛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顾绣三酸 文人雅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文化呈现的是一种恢弘大气之美，江南文化呈现的是一种精致灵动之美。北方山河雄壮巍峨，孕育出粗犷豪迈的北方人文；南方山河清秀葱茏，滋养出秀美聪慧的南方人文。江南的温润，使得南匠的手感觉都是用水做的，水是无形的，他们的手勾画着幻想中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弥足珍贵的是，他们代表着江南的不拘陈规和自由审美。

　　在本次展品中，顾绣《三酸图》颇为精彩。顾绣，源于明代松江府上海县露香园，以宋元名画为蓝本，有“绣艺之祖”之称。在中国刺绣工艺的发展历史上，真正以画绣闻名于世、并给画绣发展以极大影响的，即是明代的顾绣。顾绣，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直至清代四大名绣“苏绣、粤绣、湘绣、蜀绣”的一些针法，虽有自己的一方特色，也有巧鉴和运用顾绣针法之优处。因此，顾绣可谓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之绣艺流派，历经四百余年仍能保存至今，堪为奇迹。

　　顾绣以宋元名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杰作作为摹本，画面均是绣绘结合，以绣代画，这也是它最为独特之处。

　　纵观中国艺术发展史，自中唐以来，艺术已经开始摆脱儒家教化从抒情方面发展，入宋后，在政治功利和怡情悦性两者之间更倾向后者。李成直言“自娱其间”，李公麟“吟咏性情”，宋真宗“高尚之士怡性之物”，纯艺术的意味提高，题材内容也有明显变化。“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北宋也好，南宋也罢，宋人的审美热点已从释道人物移向自然，正好也契合老庄的“道法自然”，另一方面也是在平淡不过的自然，总会让人联想起向淡远心境的回归。茂林远岫、烟江叠嶂、溪山清远、秋江暝泊以及落花游鱼、红蓼水禽，一切令人神往。标志着宋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对自由和平安静的渴望。

　　在影响绘画的历程中，不仅有专业画家的参与，更有大量文人的关注与投入。在他们的笔尖，更偏好画意不画形的描摹，他们希望画可以像文学一样被读出来。以“意”抒“情”，以“情”动人。自然天成谓之清新雅趣，君子可以寓意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一切笔墨游戏，最终的目的是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其中，苏轼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美学精神引领者，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诗所说的那样“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因此，他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不仅是文人美学精神与艺术追求在笔墨游戏之中的体现，更直接表达了江南艺术“尚趣”说的无穷意蕴。

　　顾绣《三酸图》，描绘的正是这位伟大的文人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金山寺住持佛印邀黄鲁直、苏东坡尝新酿桃花醋，品尝之后三人皆皱眉喊酸，时人称其为三酸。画面上一和尚、二文士三人围着大缸品尝桃花醋，诙谐有趣。黄庭坚还专门为三酸之事做了一首诗，即《题石恪画尝醋翁》：“石媪忍酸喙三尺，石皤尝味面百摺。谁知耸膊寒至骨，图画不减吴生笔。”由此看来，古今以来文人雅士于正统之外，还往往洋溢着率真、痴绝、玩闹等脾性，不虚伪、不造作。这三个名人雅集，竟然是围着一坛桃花醋，酸得龇牙咧嘴。这种情形，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后来，三酸也喻为儒、释、道三家品鉴人生滋味的不同感悟，儒家以人生为酸，须以教化自正其形；释教以人生为苦，一生之中皆是痛楚；道家则以人生为甜，认为人生本质美好，只是世人心智未开，自寻烦恼……以此映射出三种文化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不同看法，这也是传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妙趣之处。

诗画江南 翰墨风神

　　在如今的苏州、杭州、松江等江南之地的园林、书斋、戏台、书院等地，大家常可一窥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晨入园林，种植蔬果，芟草，灌花，莳药。归来入室，闭目定神。时读快书，怡悦神气；时吟好诗，畅发幽情。临古帖，抚古琴，倦即止。”似乎，这已经无法简单用一个“雅”来形容了。身处江南，文人雅士们用的时间、精力、审美、思想所换来的生活方式，或许更该用一个“养”字来形容。

　　13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也就是元代中后期，频频发生叛乱和骚动，一些士绅家族因动乱和过重的赋税失去田产，苏州、无锡、松江一代在元时，米、丝、手工业、印刷业尤为发达。因此他们被迫前往江南地区，避祸逃难谋生。正因为经济因素的带动，苏州在元末赞助研究中是被重点关注的城市。

　　从元明两代的背景可见，苏州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保障，使得文人对仕途的态度更倾向远离。弥足珍贵的是，江南不拘陈规。以至于在15世纪中期之后的江南文人对其仕途采取拒绝，而是选择放浪形骸，浪迹江湖，醉心书画，怡情笔墨的避世态度。从倪瓒、吴镇、王蒙等“元四家”，直到沈周、唐寅等“明四家”，无不如此。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气象峥嵘，五色绚烂，金碧煌耀的心虚生活已经过惯了。他们最终选择了舒适，一方平淡无奇的怪异供石，一只肥美香酥的鹅，乃至院子里的梧桐树与竹枝……平淡素璞的背后则是另一份豪奢，也是他们的时间观和价值观。这在元明代文人中实现了，他们宁愿花更多的时间研磨挥毫、评书鉴画、晒书博古、鼓琴弈棋，凭借诗酒文会，琴棋书画，美食妙曲，过着远离凡尘的日常。

　　“汀州夜雨生芦笋，日出曈昽帘幕静。

　　惊禽蹴破杏花烟，陌上东风吹鬓影。

　　远江摇曙剑光冷，辘轳水咽青苔井。

　　落花飞燕触衣巾，沉香火微萦绿尘。

　　春风颠，春雨急，清泪泓泓江竹湿。

　　落花辞枝悔何及，丝桐哀鸣乱朱碧。

　　嗟我胡为去乡邑，相如家徒四壁立。

　　柳花入水化绿萍，风波浩荡心怔营。”

　　这是元代高士倪瓒所写的《江南春》词二首。江南，一直是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宠儿，从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南朝谢朓“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到唐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个充满诗情的地方。元代画家倪瓒浪迹江南山水，曾作《江南春》词三首，在明清时代得到众多画家文人的追和，成为江南艺坛的一大盛事，自此“江南春”也成为中国山水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倪瓒是“元四家”之一，他作为隐逸高士的人品及别具一格的画风，元末以来极为世人所赞赏。尤其是在他主要活动的江南地区，文人雅士还以是否有收藏倪瓒的书画作为衡量雅俗的标准。吴中许国用家收藏了倪瓒的《江南春词》残稿，引起了当地文人争相唱和的热潮，许多画家也以此主题进行创作，包括沈周、祝允明、唐寅等。

　　此次展览中，就有“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在嘉靖九年（即1530年）根据《江南春》创作的词意画。文徵明，初名壁（或作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翰林待诏，旋辞归。工画擅书，山水远师宋人，近学赵孟頫，风格秀润温雅，多写江南湖山园庭，书法学二王，诸体皆精，遒逸婉秀。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而文徵明门生尤众，为吴门艺坛领袖。

　　纵观全卷，以精到的笔墨描写出江南春景木叶初碧，草长莺飞，一片旖旎景象。图末款署“嘉靖庚寅七月，徵明制”，钤“徵”“明”朱文联朱印，作者时年六十一岁，正值画风醇熟之时。景物描绘极为精致细腻，树木造型简单而优雅，用笔虽细却蕴含着郁勃的生机。赋色承袭了赵孟頫小青绿方法，尤为淡雅秀润，与倪瓒诗中江南雨后的惆怅与伤感不同，文徵明以其独到而细致的笔墨，使画面仿佛笼罩在淡碧色的轻岚薄霭之中，充满了迷离又欢欣的盎然春意，也画出了江南人春游郊野的闲适雅趣，堪称佳作。此画完成不久，声名大噪，吴中文人争相题和于卷后，计有沈周、祝允明、杨循吉、徐祯卿、唐寅、蔡羽、王宠、袁褧、文嘉、文彭、莫是龙、杨文聪等十数家题跋，堪称明代吴门书画“朋友圈”的集大成之作。

　　正如宗炳《画山水序》中所说的“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自宋元以来，山水画家们将大山大水缩龙成寸，化整为零，或安放于庭院之中，或闲置于书案之上。文人的格调与趣味就在那静穆的片石细节中显露出来，又被精心留驻在了画面之上。画卷开合处，正如云烟舒卷时，尽得自然之神采。如果说宋代的山水像诗，那么明代的山水画则像话本。一则则的故事就存在于一幅幅的册页中，手卷里。而画中的江山，宋代的需要悟，明代的需要品，所谓“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纸上江山，无非是以小见大的意境，由此看来，《江南春词意》卷恰如其分。

器物风华 别具一格

　　生活空间往往以器用为要求，生命空间常常以道行为状态。文物中的江南，总能以最直观的感受，让人体会与见证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基调、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的江南性情、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江南人物、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江南风尚、抱诚守真又开放兼容的江南器度。

　　吴淞江源出太湖，经青龙镇北，东流入海，是上海明代以前最主要的河道，是上海真正的“母亲河”。青龙镇遗址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兴起于唐中期，繁盛于两宋，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文献记载，青龙镇地处南北海路交通的要冲，又有吴淞江、长江沟通内陆，所谓“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因此逐渐发展成为“海商辐辏之所”，甚至日本、新罗、安南等地海船每年都要到青龙镇进行贸易。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市镇文化的建设，北宋诗人梅尧臣曾记载青龙镇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是为江南巨镇。

　　南宋以后，吴淞江下游逐渐淤浅变窄，至元初，河口段泄水不畅，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元代青龙镇人任仁发曾多次受命疏浚吴淞江，为上海乃至江南的城镇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此次展览中，有一元代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即出土于任仁发家族墓。该盒呈圆形，平顶，直壁，子母口，平底，圈足。上下等分。外髹枣红色漆，盒内及底部髹黑漆。盒面中心雕一老者头戴风帽，身着袍服，策杖而行；后随一仆童，双手捧着一盆盛开的菊花。行云流水般的曲线做锦地，布满空间。整个画面表现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做工细致，精巧可爱。

　　除了诗、书、画，古代的文人生活中也离不开琴、茶、酒、香、花的陪伴。

　　琴是中国古老的弹弦乐器，自周代已普遍出现，西周晚期，琴逐渐成为文人“弦歌”的工具，从此作为中国文人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琴的定式形成于汉末魏晋间，其后没有大的变化。经历唐宋制琴高峰后，至明代习琴、造琴之风又盛，宫中民间均大量斲制。文人士大夫即使不善琴操，亦家蓄一床以示风雅。

　　在本次展览中，有明代计元儒琴。此琴为晚明斫琴名手张振修造,形制雅饬，做工精良。仲尼式，蚌徽，面板桐木斲。通体髹黑漆，琴面发蛇腹纹，底面为行云流水纹。琴背项下阴刻篆书“明计元儒先生藏琴，雨生得于白下”，池下方刻篆书阳文方印“琴隐园”，雁足间阴刻楷书“延陵汤氏宝藏”。池内阴刻楷书“崇祯癸未张振修制，古虞计元甫家藏”。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明代徐光启所书《农政全书札记册》值得一提。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谥号文定，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授庶吉士，历检讨、赞善，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入参机务。在结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后，徐氏对来自西方的新技术及传统的畜牧、农业等知识都产生了浓厚兴趣，主张向西方学习，“欲求超胜，必须汇通”。万斯同《明史》记载其“初好声律，善楷隶，及西洋人利玛窦入都，光启首从之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及兵机、屯田、盐、水利诸要务，为经世之学”。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辽东四路战败，京师震动，徐光启多次上疏练兵、屯田、禁售私盐等巩固边防之策。虽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却因种种原因未被采纳。至崇祯朝，徐氏报国之心依旧未灭，然所谏之策，依旧不为所用。万斯同《明史》记载：“明年（1630年），帝以国用不足，敕廷臣献屯盐良策。光启上言曰，足国之计，不在清屯，在垦荒。今荒田弥望，惟召狭乡之民耕于宽乡而已。”因此，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实为强国固边而作。

　　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为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上的巨著。据考证，展出的此册为其撰编《农政全书》所作的一部分札记，虽然只有数十页零简，但仍反映了作者“察地理、辨物宜、考之载记、访之土人”的严谨治学方法，为传世的重要文献。内容包括论墨、论笔、养驼、取熊法、造强水、袁了凡农书载《熟粪法》、广粪壤、粪丹——王淦秌传、粪丹——自拟、粪壅规则等。据1962年出版的《徐光启手迹·序言》称：“今细审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光启为撰编《农政全书》所作的一部分札记，还不具备初稿的形式，和刊本有着更大的距离。如手札关于制墨、制笔、制镪水等条……刊本中并没有叙及……又如手札中占篇幅最多的熟粪、粪壤法种种，这些材料经过整理爬梳，大体被纂入刊本的农事目下营治各篇，形成有体系的议论，但从文字上说，则两者并无全同之处。”

移步换景 园林之胜

　　除了展品的丰富与精彩之外，此次“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的布展环境，也极为考究，展厅以江南园林为元素，做到了移步换景，韵味十足。

　　不同于帝王宫苑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寺庙园林的浓浓禅性，在江南文化中，第宅园林显得更私密，更具人文趣味。每一个小小的园林，哪怕仅仅一堵粉墙，一片黛瓦，就有说不尽的味道，是几方叠石，一丛花木，在造园者看来，无不是他们心中深刻的宇宙，也以此传递出一些有关江南文化密码的只言片语。

　　位于苏州的狮子林，满园叠石，选取任意一个角度拍摄照片，全然就是一幅绝佳的山水画，而叠山为主的风格，也是苏州园林少有的。据说狮子林的前身是“菩提正宗寺”，其设计者正是倪瓒，他是有名的石痴，对米颠拜石的典故总是心有戚戚，不仅题诗于《拜石图》上，在他的山水画中，石头的皴法——“折带皴”也系太湖石所独有，温润宽大，连绵起伏。故宫博物院现藏一幅据传是明洪武六年十二月，73岁的倪云林途经苏州狮子林，住持如海法师请他与赵原合作《狮子林图》卷，并提五言诗及图跋于卷首。在乾隆帝看来，这是一幅倪瓒真迹无疑。在入藏清宫后，乾隆帝将其重新装裱，收贮养心殿中，列为“上等收一”，对其珍爱有加，不仅整张卷子题满字，还在京师圆明园长春园、避暑山庄二处仿此图建园。在长春园落成之时，乾隆帝不仅亲临观园，还取出内府珍藏的《狮子林图》展卷欣赏，亲笔仿画一幅……岁月荏苒，如今的狮子林已非当年明代时期的样貌，但倪瓒将写意山水的精神尽纳于一方水土之中，这种造园风尚在绍兴青藤书屋依旧可见。

　　相比狮子林，青藤书屋的面积极小，书屋连同庭园在内，不足二轩。据《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所述，“自在岩在东山墙，假山贴墙而筑，山腰垒上，植以花木，有天然之妙。”今存明代所遗的“自在岩”，曲径之北，以粉墙为背景，墙之下叠石，上植灌木，墙角以大型芭蕉压角，墙上书青藤书屋。据考证，该园初建应是在正德年间，园内方池的设计更是极为少见。由此可见，使用它的主人的社会层级和书画品味和性格决定了园林的性格。与其说是叠山，更像是叠石般的水墨画，园林的主人似乎在用石头宣言，这世上只有这一个布衣本色，狂生本性，不拘俗世，“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徐渭。而以墙代纸，以时间造墨，任水墨自然流淌，在水墨浸润宣纸的变化中，如今历经数百年仍旧如此，书香岁月，青藤叶茂，主人不在，空留叹息。

　　一件画，一首诗，一件器物，一处景致，乃至一个微妙的细节……无不是小中见大，意趣横生。“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带给人们的，是江南文化永恒的美。自白居易到苏轼，再到米芾、倪瓒……历经千年，依旧温存、风雅、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