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 他们发起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
今年的电影节，很难。若问历史上哪一年的电影节比今年更难，那恐怕就得追溯到1993年的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在谢晋、张瑞芳、白杨、张骏祥等老一辈电影人的支持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经过两年多的计划与筹备，从无到有地发起创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申办奔波、为经费苦恼、为程序发愁，为每一个细节的安排绞尽脑汁。”
起点即高地。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云集了谢晋、大岛渚、奥利弗·斯通、徐克等大师担任金爵奖评委；金爵奖主竞赛片单中的《西便制》《无言的山丘》等，后来都成为影史杰作；新片与展映单元从《刺杀肯尼迪》到《小城之春》尽显丰富多元；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初创雏形，8天内实现了2000万元交易额；刚开幕不久的上海影城，中外嘉宾高朋满座；影城门口买票的观众，队伍一路排到银星假日酒店；散场后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前，人们不愿离去继续滔滔不绝讨论电影……所有对电影节的美好想象，都在10月的上海成了真。（从第五届开始电影节才改到6月举行）
10月7日到14日，1993年的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破天荒地为普通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电影最新潮流的天窗。不夸张地说，自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起，世界电影才真正走近上海观众。20多年来，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一批又一批电影专业人士的艺术灵感得到启发、一代又一代的艺术电影爱好者的迷影精神薪火相传。电影节就如一项跨越世纪的文化利民工程，产生的影响力无法估量。而现在我们熟悉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很多规则、亮点与回忆，其实都是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播下的种子。
今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将展映吴贻弓导演的两部名作：《城南旧事》和《阙里人家》。而早在2012年时，上海国际电影节已将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授予这位伟大的导演、电影事业家。不妨让我们跟着知情人的述说，一同回顾这电影节的来之不易。
江海洋：吴导当年，决心极大
习惯了多厅豪华影院、国外引进大片的观众，也许很难想象90年代初简陋的电影环境——拷贝有限要靠人力运送，电影院没几家还不都是多厅的，海外引进分账大片的时代尚未到来，普通观众能接触到的只有国产片。
但当时已有不少中国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荣誉——谢晋的《芙蓉镇》在西班牙巴利阿多里德国际电影节、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多项大奖；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而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获得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中国电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
吴贻弓导演获奖时，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也才刚刚创办到第二届。因为时常受邀参加其他国家的电影节，他心头一动：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呢？
“90年代初，全亚洲只有一个A类电影节：东京电影节。”吴贻弓导演的学生、著名导演江海洋告诉记者，“当时的上海，经济发展大踏步前进，处处敢为人先；文化方面反而受到束缚，步子迈得不大。而吴导始终有一个信念：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助推，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后来吴贻弓导演谦虚道：“他们都说搞搞搞，那就搞起来了。”但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先要向国家广电部报批，再争取市政府支持，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A类电影节”，还必须经过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的审核。而当年电影市场远不像现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也难免有一些“轻电影重电视”的声音，觉得上海已经有了白玉兰电视节，有必要再办电影节吗？
“只有做电影的人最清楚，电影是七大艺术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电视。”江海洋记忆中，办电影节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经费欠缺，“吴导到处‘化缘’求赞助，他甚至会说：实在不行先借一点，有了钱再还上。当时市场经济还远不如现在发达，找商家赞助也不容易。那么多环节，哪怕是任何一关稍微松懈一点，电影节也就办不成了。但是吴贻弓没有一刻打过退堂鼓，可见是决心极大”。
江平：每天一元钱饭贴，一干就是几个月
2002年，吴贻弓在《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丛书·灯火阑珊》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这是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1993年，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摸索和努力，终于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两年以后，举办了第二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为这个电影节倾注了我的全部精力。回想起那时候曾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啊！”
这些不眠之夜，也被吴贻弓的另一位学生、著名导演江平一一见证。
“1993年，我陪他出差赴北京，汇报上海电影节筹备事宜，我俩到早了，也走累了，就坐在广电部门口人行道的花坛边上等。他烟瘾很大，想抽，可看看周围没有垃圾桶，只好掏出香烟闻闻又放进烟盒。晚上，我们住在中影的招待所，两人一个标准间。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按级别可以住五星级宾馆，可他不同意，说电影节没钱，省一分是一分。语气很淡，很平常。”江平写道，“记得那次在中影的招待所，我一屁股将他放在床上的眼镜腿给坐折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第二天一大早我陪他去中宣部，来不及找地方去修，他又是高度近视眼，我就找了一根橡皮筋给缠了一下，他苦笑笑，也就这么戴着它去见了领导。”
申办获批以后，大家拿着每天一元钱的饭贴，一干就是几个月。“每天，他跟我们一样在地下室的食堂凭饭菜票排队就餐，偶尔到自己管辖的影城三楼餐厅打打牙祭，来碗面条或者馄饨，而且从不‘签免单’，往碗底下压上十块钱走人。有时候像张瑞芳、孙道临那样的老前辈来了，他会让食堂给加个荷包蛋，然后自己掏钱为老同志买单。”江平忆道，“那时候我们这些手下的人，没一个参加过正式的国际影展，只有吴贻弓既领过奖又当过评委，对世界八大A类电影节了如指掌。他就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依葫芦画瓢地学。”
电影节流程和细节一点点学成学像，电影节的嘉宾、评委也要自己一位一位去请来莅临。“我们原本以为第一届可能很难请到大牌吧，但谁知最后请到了日本如日中天的大师大岛渚！评委阵容中还有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中国香港导演徐克、澳大利亚导演保罗·考克斯、俄罗斯导演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巴西导演赫克托·巴本科，评委会主席则由谢晋导演担任——首届电影节就能有这样的高规格评委，金爵奖的权威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除了谢晋，当时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也来了许多：吴天明、滕文骥……不能不说其中有吴贻弓导演个人魅力的作用。”
江平记得很清楚，当年寄给各国电影人的不只有邀请函，还有一盒《城南旧事》的录像带：“我们翻印了一百多盒《城南旧事》，和邀请函一起寄给嘉宾，包括意大利国宝级女星索菲亚·罗兰。”录像带寄过去七八天后，江平收到一张传真，是索菲亚·罗兰发来的，大意是：她看了《城南旧事》，由衷钦佩这位导演先生，决定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罗兰抵沪后，引起影迷轰动。“后来我还陪她去了淮海路，在长春食品商店，买上海的萨其马、鸡仔饼、绿豆糕……”
经过不懈的努力，来自亚、非、美、欧、大洋五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影片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部影片参赛，其余影片参展。8天期间，一共放映电影574场，观众人次约20万。还组织了“上海电影回顾展”“谢晋电影精选”“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电影作品展”“日本导演大岛渚电影特映”“巴西制片人L·C·巴雷托电影”和“张艺谋电影一瞥”六个专题展。作为一个初创的国际电影节，第一届就拥有这样的规模，实属罕见。
按照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标准，“国际A类电影节”必须要有100部以上参展影片、100个国家以上参加，还得有影片市场交易场所、有比赛评奖——这一切，上海国际电影节在第一年就已经超额达标。电影节期间，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主席别雷松亲来上海考察办节情况。甚至，每到饭点，制片人协会的秘书长肖恩还会在影城三楼的“影城酒家”蹲点，看有没有不符合电影节章程的宴请吃喝现象。最终自然是没有发现任何违规之处。
江平记得那历史性的一刻：闭幕式那天，“当吴贻弓和他的伙伴们累得一屁股坐在明星散去的红地毯时，别雷松正式通知吴贻弓：上海国际电影节继柏林、戛纳、威尼斯、蒙特利尔、东京等之后，即将成为世界第九大A类国际电影节。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吴贻弓有白头发了”。
吕晓明：金熊猫？金竹？金爵！
吕晓明对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记忆，与当年他的办公场地：电影研究所位于淮海中路796号的小楼，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广电部批准办节后，电影局就从直属单位里抽调人手，组建一个班子——当时还不叫电影节组委会，叫上海国际电影节秘书处，我是秘书处的副主任。”吕晓明告诉《新民周刊》，“那会儿真的可以说一点经验都没有，大家分工也不细，什么事都要做。我最为难的就是去拉广告——从来没做过，但是电影节经费太紧张，我们唯有想方设法跑各个单位，谈价钱，拉到一些公交车车身广告、路牌广告。”
电影节有评奖环节，这评奖起什么名字为好呢？当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吴导的意思是名字要带有中国特色，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之前考虑过‘熊猫’，甚至还考虑过‘孙悟空’，因为它们可能是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元素吧。但是熊猫、孙悟空，如果当作动画电影奖的名字还说得过去……后来又想到过‘金竹’，竹子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意象，象征谦谦君子，但始终觉得不够好。”最终大家集思广益：不如叫金爵吧？“爵是中国特有的饮酒器，其实中国古代的饮酒器很多，但‘爵’是最知名的，而且商朝已有，历史悠久。吴贻弓听到‘金爵’觉得很好——用电影的美酒欢迎四海来宾，又有海纳百川的意思。”
金爵一定，就是27年。但当年相比起名字，吕晓明还有更多的难题要解答，比如说：找片子。“90年代初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的概念，跟国外的联系也少。我们为了邀请海外影片参展参赛，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用各种关系去联系。国际A类电影节之间有排他规定：在这家参赛过就不能去那家参赛，最多只能参展。”当年他去到柏林等国际A类电影节考察，一边学习办节，一边也为了找片子，“希望人家答应把参赛片送到上海参展——以前首映的片子不多，不像现在，全球首映的片子越来越多了”。
找片子不容易，不只因为国际间的电影交流少，还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自己的门槛：既要有欧美电影，也要有俄罗斯、日韩等电影大国的作品。而让吕晓明觉得遗憾的是，当年电影节选片还不够开放——与中国未建交的国家片目未能入选，还有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电影，因少数几个裸露镜头也未能展映。最终，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遴选了167部影片参展参赛。按照电影节章程，送来电影参展的片方不收取电影放映费用，当然也谈不上票房分账——作为回报，每部参展片都允许3-5位主创来到中国上海共襄盛举，一切接待由电影节负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电影节之余，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有了前所未有的实感。
许朋乐：这活儿像猪八戒抱刺猬，扎手
跟着片子一起纷至沓来的，还有海内外200多名记者。个个长枪短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影集团原副总裁许朋乐，时任《上影画报》总编，在首届电影节即被委任为电影节新闻委员会主任。接待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采访评委嘉宾、编辑出版电影节会刊，由他全权负责。
“除了吴贻弓导演，我们绝大多数人‘既没看见猪吃也没看见猪走’，都是电影节的门外汉。”接到任务的许朋乐既感自豪，又不免发怵，“宣传工作，又要大张旗鼓、热热闹闹，还得谨小慎微、不出丁点差错，这活儿，扎手。”他形容自己当时颇有一种“猪八戒抱刺猬”的感觉。
大明星索菲亚·罗兰来上海，安排记者前去接机采访，百里挑一定下了名单，谁知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位年轻人——“他一进门就扑通跪地，像捣蒜一样对着我磕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说：‘起来！我答应你。’话音刚落，他一咕噜爬了起来，告诉我，自己是台湾来的媒体，来之前报社领导说了，如果竞争对手采访到的新闻他没有采访到，回去就被炒鱿鱼。眼看着同样来自台湾的竞争对手已经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大巴，他急了。”
最终，许朋乐为他争取到了一个额外名额。而这只是他日常繁琐工作中的一段小小插曲。真正的重头戏，是编印电影节会刊和《每日新闻》。“首届电影节就向国外看齐，不但想尽办法搜集海外电影资料编撰了几百页的会刊，还同样每天出版《每日新闻》——我记得是每天2个印张32页，8页彩色，24页黑白，中英文对照。”
当时新闻委员会只有十来个人，《每日新闻》每晚10点截稿，再开始着手英文翻译、排版、送印刷厂出样、校对、付印……等2000多份《每日新闻》印好，许朋乐还要进行最终检查，没错才能送到各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各位中外记者的邮箱。每天这套动作忙完，往往已是清晨了。睡上两三个小时，又要开始一天全新的采编工作。果真是天天“身披一道朝霞”。
“你大概不知道什么是‘照相排版’吧？”许朋乐笑说，“那会儿我们的编排印刷手段真叫落后——内容版式确定后，图片要扫描，文字需通过照相翻印在相纸上，再根据版式样稿剪贴，然后制版进入印刷。程序复杂，费时耗力，每天晚上，新落成的影城四楼大会议室里，一群人围立在会议桌旁，找的找，剪的剪，贴的贴，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剪刀下歪了点，一行或一个字就不见了，几个人趴在地毯上，瞪大眼睛旮旮旯旯寻个遍。幸好那时还年轻，腿脚还算灵活，换成现在，爬几次就能浑身散架。”
他至今仍然感谢一位名叫玛琍的电影节新闻部志愿者：“她来自加拿大，在上海念的研究生，中英文都很流利。为《每日新闻》当英文编辑，那工作真叫一个忘我，常常到下半夜甚至清晨才回住处，还发生过小区大门已关、只得翻墙回家的故事。我叫她‘电影节的白求恩小姐’，饭都不吃，就喝自己买的咖啡。当时央视《生活空间》栏目来电影节蹲点，也拍到了她的敬业奉献。”
8天里，重要来宾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每日新闻》的法眼。“好不容易中国有了这样的平台，国内创作人希望过来宣传自己的影片，国外也有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编剧、明星希望借此宝地扩大影响，发布会是最热闹了，在银星假日酒店四楼的‘银星厅’，每天都有好几场。而面向记者的新闻发布会就安排在影城的地下一层，现在那里变成上海影城B1的‘城市超市’了。”
白求恩小姐不吃饭，其实许朋乐也顾不上吃饭。他那会儿吃的最多的，是八宝粥、火腿肠，不仅因为吃起来方便快速，还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电影节赞助商送的，属于有啥吃啥，顾不上挑。“电影节办公室主任江平还给我送来一大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保健品，叫‘活力OK’，说是可以提神醒脑，祛乏消累。我加班加点连轴转，每天要喝上十支，效果堪称神奇，一连数月，竟然不困不累，始终像个充满气的皮球，到处蹦蹦达达。可是电影节结束、我喝下一大箱‘活力OK’后才发现，其他同事都瘦了，唯独我重了好几斤。这才想到，大概是被活力饮料里的激素给‘激’中了。”
再忆首届电影节，许朋乐最感慨的是，他“亲身见证了中国没有电影节的历史是如何被终结”：“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一定要把电影节给办好办成”。
王佳彦：1厅10排，评委专属席位
这几天，“四眼老王”王佳彦还在忙着给影迷安排加场——他原是上海影城经理，退休以后，成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御用排片师，每到电影节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许多观众只知“信老王，得加场”，殊不知他还是电影节的初代老臣子——当年在上海影城任职业务部经理的他，第一届电影节时已经挑起了“电影节市场”的重任。
“你说当年困难吗？那肯定是困难的，但是——困难得开心呀！”王佳彦告诉记者，当年影城郑重其事，在电影节开幕前就已经先行举办了一个升旗仪式，“不少著名演员都来了，还给首批8家参展影城举行授牌仪式。”
主会场设在上海影城，大光明、国泰、衡山等7家电影院为分会场。电影节开幕式当晚，新落成的上海影城就迎来近千名中外来宾。上海影城传说中的“神秘通道”，从那时已经成了王佳彦悄悄转移大牌明星的捷径，“索菲亚·罗兰一来，影城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呀，原路返回肯定不行”。
A类电影节必须要有市场环节，不像现在有偌大的上海展览中心可以容纳上千展台，当时影城没有地方怎么办？王佳彦领队，把影城四楼和五楼的会议室空出来，搭起展台。“中国所有的大型制片厂都来了——上影、北影、珠影、西影、八一……我们请了警察学校的学员来站岗，一个个戴好白手套，像模像样。我记得那时候，陈佩斯还为自己的片子在市场吆喝呢。”
据考证，第一届电影节市场一共达成10笔影片交易，总额达2000多万元——奥地利电视台购买了大陆影片《启明星》，德国制片人杜尼约克购买了14部大陆美术片，德国杜尔玛公司购买了15部故事片，巴西购买了两部故事片，上海东方电视台购买了四部俄罗斯故事片、一部纪录片，新加坡要求试映《神龙车队》，巴西和澳大利亚欲购《杏花楼三月天》，南方公司希望上映《秋收起义》等。当年正逢电影拷贝统购统销政策有所松动，制片厂开始可以尝试市场化运营，某种程度来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市场交易环节，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一个起点。电影创作者与市场的距离从此不再遥远，不久还将迎来“票房分账”的新世界。
这些年，王佳彦亲眼见证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更上层楼——电影票从手写变成电脑打印、电影字幕从依靠“解说员”到配备字幕机。“第一届的时候金爵奖评委都是和观众一起坐在影城1厅看片的，第10排的中间位置，就是评委们的坐席。当时如果看的是中国片，评委身边还要坐上一个翻译，一边看一边翻译给评委听；而当观众欣赏国外影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像‘默片解说员’那样的角色，为观众进行现场翻译。”当年，上海影城还只有5个厅，但已是上海放映厅最多的影院。
今年7月20日，电影节开票日，王佳彦早早就来到上海影城，但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没有在上海影城门口见到购票长龙。“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他说。空落落的影城大厅，曾见证了第一届电影节的千人欢聚，也见证过每一年天南海北影迷们的热忱。但能够延期举行而不是停办，已经让老王觉得安慰：“这么多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只有在2003年非典才停办过一次。”
他希望，等疫情过去以后，上海可以再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电影宫”：“像戛纳那样，集电影放映、影展、酒店、新闻中心的功能于一身，不管是胶片老电影还是数码新电影，都能找到适合的放映厅。电影节只有短短数日，电影宫却能成为上海全年的电影节——全世界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对电影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