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入画，随意而活 ——汪曾祺的书画艺术

　　两笔勾出一个荷花的花骨朵，收笔之处随意一撇，顺势而下，就成了荷梗。花苞之上，圈圈点点，不到十根线条，一只蜻蜓现于纸上……寥寥十五笔，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意画就完成了，有趣之处不仅在简洁的笔墨，还有落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也就是说，这十几笔线条是在短短几分钟里画成的。形虽简，趣却足，等水开，玩墨戏，真是率意随性得可以。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汪曾祺。也许，也只有这样有趣、率性、天真的老头，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而这样的题记，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坦白得真是可爱——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让人会心一笑！

　　或许，对于汪曾祺的书画，并不能用专业程度、笔墨功底、造型能力等评判标准去要求，他的画，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这一点，颇为类似历史上苏东坡的“枯木竹石”，米芾的“珊瑚笔架”，在游戏笔墨之间，无法用形似来要求，所谓“画外功夫，草草不工”，却自有一番人间烟火的趣味与格调，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既不可学，更学不了。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他的作品让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这也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在他的书画作品之中。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书因人贵”一说，从这点来看，汪曾祺是一个地道的“传统文人”，他的一生悠游于小说、散文、诗歌、绘画、书法、戏曲、美食等多个领域，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而使得他的游戏笔墨，成了一种品味与趣味的象征。虽然他的一些画作笔墨线条尚有待锤炼处，但却是真正的逸笔草草，满纸文气，与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爱的倪瓒、青藤、白阳、石涛、金冬心、李复堂、齐白石，都是声气相通的。聪明如汪曾祺本人，面对种种溢美之词，总是笑着说道：“我的画，遣兴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自怡悦’，用以押角，是实在话。”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是南朝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名句，汪曾祺特别喜欢这首诗。他自幼喜欢书画，在写作之余，喜欢挥毫弄翰。他对自己的书画尝作诗自况：“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他常在作品上钤一方闲章“岭上多白云”，他说：“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观其作品，笔墨极简、趣味涵泳、清新优雅，真挚如聆老友话语，亲切动人。

　　一般来说，都把汪曾祺书画作品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即所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从他的书画可以走进他的文学世界，每一幅都值得玩味，正如评论所言：“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优秀的中国作家，“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浙江美术馆近日举办“岭上多白云——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展览借汪曾祺散文集名称，分为“人间草木”“人间至味”“人间有戏”三个单元，展出汪曾祺书画作品近百件，从中可以窥见其书画创作的大致风貌。这也是老头儿首个个人画展，他生前曾经想为自己举办一个小型书画作品展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一生爱好是丹青

　　幼时起，汪曾祺就喜欢看别人画画。但在绘画方面，他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如他在《我的祖父祖母》中所记，有着庞大家产的其祖父汪铭甫在高邮虽以俭省出名，但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则是一位充满生趣与诗意的人，喜欢摆弄各式乐器，画画刻印，自得其乐。

　　儿时的汪曾祺喜欢在父亲作画时，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名种‘晓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晓色’，很空灵，不好捉摸。他画成了，我一看，是晓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据汪曾祺介绍，父亲是画家，年轻时画过工笔画，中年后画写意花卉。他虽没有教过自己的儿子，但却经常在儿子面前作画，每当父亲走入画室，支上窗户开始动笔时，汪曾祺就高兴地站在一旁，认真观摩父亲作画的每一步骤——研磨、调色、铺纸、构思、凝想、定间架、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这些伴随绘画所发生的连贯动作，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也加深了他对书画的喜爱。虽然没有教画，但正如传统儒家家庭教育那样，父亲要求汪曾祺好好练字。小学五年级暑假，汪曾祺在祖父的督导下，开始每日临习书法，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后来，他又跟随一个姓韦的先生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让他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他父亲要求他临习《张猛龙碑》，“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

　　在习字与看画之余，汪曾祺不仅早已熟识父亲所收藏的那些石印和坷罗版印的画谱，还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钻进裱画店去，看看那里的书画匠人如何做工。与他喜爱的齐白石一样，儿时的汪曾祺深受民间艺人的影响与滋养，他喜欢看街巷之间的画匠店现场作画，以及街上随处可见的民间美术工艺品，那些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最深处，以至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言及书画，触目可及。他在《看画》一文曾记叙小时候去裱画店和画店看画的情景：“这家画店还画‘玻璃油画’。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或老寿星。这种画是反过来画的，作画程序和正面画完全不同。比如画脸，是先画眉眼五官，后涂肉色；衣服先画图案，后涂底子。这种玻璃油画是作插屏用的……”描述之准确，观察之细致，印象之深刻，以至于几十年后都不曾忘却，娓娓道来。他曾自述：“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就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

　　的确，专业习画一直是汪曾祺一个未能实现的美好梦想。高中毕业时，他一度想投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而未果。直到四十多岁，他还想过要彻底改行，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头学画。当然这些想法最终也未能成行，但并未阻止他继续作画、写字的热情。他有不少画家好朋友，也有不少拥有极高美学品位的师友：沈从文老师的书法造诣，对古代美术的独到见解与丰富收藏，都处处启发和影响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在沈从文先生引荐下，1948年，汪曾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博物馆职员，这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字画。他爱看画展，常带着家人去看绘画展览、故宫的字画等。据女儿汪朝回忆：父亲对故宫书画馆的展品非常熟悉，如数家珍。除了沈从文老师之外，还有好朋友黄裳，不仅是古籍收藏的大家，对于古代木刻版画，更是有着很深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永玉，早在两人青年时期，就惺惺相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黄永玉曾经在文章中回忆，那时候汪曾祺在上海郊区一个学校教书，每逢周末他就去汪的宿舍，汪给沈从文老师的信中描写“黄永玉睡姿宛如婴儿”。还曾写文章赞扬：“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那时候，每逢休息日，黄裳、汪曾祺、黄永玉三人必在一起，看电影，吃饭、聊艺术、说古今、谈时事……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忘且珍贵的岁月。后来，黄永玉用他最拿手的木刻版画为汪曾祺的文集《羊舍一夕》绘制封面与插图，成为其木刻艺术的经典之作。汪曾祺晚年曾回忆这段往事：“当时出版社的同志从我这里往走拿书稿时，问：‘找谁插图？’我说：‘找黄永玉。’出版社的同志说：‘啊呀！这个恐怕有一定难度。黄永玉不一定愿意给搞。’我当时笑着对他说：‘他会答应的！你就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结果出版社的同志找到黄永玉，说是有一本书想让他给搞搞插图，黄永玉拒绝了。后来一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黄永玉便欣然答应了下来。”而黄永玉回忆那段岁月时也曾这样说道：“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五十年代，为了帮我理解齐白石，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一窝蜂》，只给我看的，没有发表过……”尽管经历了“文革”之后，黄永玉与汪曾祺发生了一些误会，使得曾经的好友最终走向冷淡。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但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有意思的是，相交一辈子，汪曾祺并没有任何一幅黄永玉的作品，人家问起为什么不向好朋友要一幅，汪先生坦言：“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他的画现在值钱了，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的钱嘛？”黄永玉也曾回忆，晚年汪曾祺尽管也有几次主动来找自己见面，但不知为何，所谈之话总有隔阂，无法尽言，令人唏嘘不已……两人晚年某些无法言明的尴尬与无奈，也于此可见。汪曾祺去世后，黄永玉百感交集：“他死了，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在黄永玉心中，爱画懂画的汪曾祺分量很重很重，以至于自己无法下笔描述他们之间恩恩怨怨半辈子的深厚情谊。

　　40岁左右时，汪曾祺曾有一段专门画画的日子。那是1960年8月下旬，在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他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对于《中国马铃薯图谱》，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后来他进入剧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知道他会画画的人很少。“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

　　喜欢汪曾祺的人都知道，这位可爱的老头儿写作之余有三样爱好：“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免得像一部写作机器从早写到晚。”他觉得，画画比起文字，更抒情，更快乐。尤其是到了晚年，文思渐稀画思寄，更是离不开笔墨的宣泄与表达。正如汪曾祺在《七十抒怀》中写的：“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诗和画，是汪曾祺晚年的两大兴趣：“文章或有山林意，余事焉能作画师。宿墨残笔遗兴耳，更无闲空买胭脂。”他曾自谦：“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的确，汪曾祺没有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但画中却处处透着文人气息，笔墨极简，却趣味盎然。不仅他自己乐在其中，更把这种愉悦的心情也带给了身边的朋友以及读者。

画外之言有真意

　　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写道﹕“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又说：“我的画画，更是遣兴而已……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从汪曾祺的绘画内容来看，他更着重于花鸟草木等“世间小儿女”。他的作品大多比较简洁，往往刻画某个单一的静物，比如花、鸟、僧人，尤其是食物，正如张大千所说：“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汪曾祺画笔下最多的就是故乡的食物——白菜、藕、萝卜、苦瓜、笋、香菇、大葱还有虾、蟹、荸荠、茨菰等，画面之物生动可人，亦传递着心灵深处的那份释然与烟火之气，生活之情。

　　在绘画风格上，汪曾祺“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即兴一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书画对他来说，如同写字一般，原只是自娱遣兴，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他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可能是觉得颇为得意，这幅画一直挂在自己家里。有一次，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汪曾祺懒懒答道：“骤雨初晴。”朋友端详了一会，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不禁使得汪曾祺颇为自得：“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

　　汪曾祺觉得自己的作品“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属于真正的“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会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因为他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他喜欢徐青藤、陈白阳、石涛与齐白石的画，却又并不刻意模仿。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对扬州八怪李鱓的喜爱：“扬州八怪里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深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与汪曾祺颇为相似，李鱓擅长画西瓜、茄子、萝卜、扁豆、荸荠之类寻常草木，充满了“生”之欢喜。他有一幅《大葱鳜鱼图》，上题“大官葱，嫩芽姜，巨口细鳞时新尝。”1986年，汪曾祺就曾仿画了一幅《大葱鳜鱼图》，所不同的是，他在鱼鳞上点了嫩黄，大葱上抹了青黄，这样一来，鱼、葱就从原作的“墨戏”趣味中挣脱而出，它们不再是“三昧”的载体，它们如此生动，它们就是它们自身，仿佛随时可以烹饪，然后端上餐桌的。

　　对画，汪曾祺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他曾创作了数篇以绘画为题材的小说，《岁寒三友》《鉴赏家》《金冬心》等都是，足以证明他对书画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深入骨子里的透彻理解和喜欢。除了小说，他也曾写过大量与书画相关的散文随笔。《徐文长的婚事》《徐文长论书画》《齐白石的童心》《张大千与毕加索》《潘天寿的倔脾气》等，皆取材于不同年代的画家。只有对他们了然于胸，才会摭取其中旨趣加以点染，写成文章。《看画》《写字》《谈题画》《题画二则》《书画自娱》《自得其乐》《文人与书法》《文章余事》《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等，写的都是他个人对书画的体会、相关经历、创作心得等内容。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汪曾祺之于书画，有着深厚的底蕴，不是半路出家，而是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稳定的特长和兴趣，并相伴终生。

　　汪曾祺的画作最追求笔墨之外的“画外之言”，所谓舍形取神，得鱼忘筌，即是此理。他曾说：“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很少诗意。”他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此诗甚得冯友兰称赏，赞其“诗中有人”“不隔”。宗璞也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同样是牡丹图，汪曾祺给作家张抗抗题的，则是：“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忍不住感叹，汪老的诗“耐人品味”。

　　不仅是诗，长长短短的题跋往往也是一篇篇绝好的小品文，寓有深意。比如1984年画的《子瞻样》，配文是他在《宋朝人的吃喝》里提到的：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可以解腻。有人“急出新意”以山羊肉为玉糁羹，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这篇题跋几乎可看作作为“吃货”的汪曾祺对宋代老前辈的致敬与解读，分外有趣。

　　而在两幅画有僧人的作品中，他又分别题了“甚麽？”“狗矢！”。《甚麽？》中，有一和尚正在打坐，但双目怒睁，嘴角向下，似乎是周边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忿忿不平，又或受到惊吓。《狗矢！》中的和尚双眼紧闭，双臂拢于袖管，下垂的嘴角也透露着某种不屑和厌恶。一旁的感叹词“甚麽”“狗矢”连带标点符号“？”“！”，更是加剧了这两幅画的戏谑含义。由此可见，越是到老境，汪曾祺对于这个世界越是有不满、不屑，他就是要让那个僧人的眼睛半睁半闭起来，他不想搭理你们。此时，汪曾祺的画逐渐由“萧萧”转成“鲜浓”。他作文不再是“人间送小温”，他的“宿墨残笔”也不再只是“画芳春”，在他的晚年，他走向了他的文学和书画艺术共同的“人书俱老”，却依旧不改赤子之心，只是多了一分无奈，几许不解。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的“当头棒喝”，不知道愤恨于什么来，必得骂一声才又能过瘾，让人想起白石所画的《人骂我，我也骂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画外之心。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的人生观、创作观，许多也是通过对书画艺术的追求与比喻来加以说明的。比如从构图看文字与语言的安排：“中国人写字，除了笔法，还讲究‘行气’。包世臣说王羲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举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安排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痛痒相关，互相映带，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在他看来，语言和写字、绘画的布局构图一样，都要前后呼应、相互兼顾。再比如谈到短篇小说创作，汪曾祺认为这与人的气质有关，有人气质如大江大河，适合长篇巨制，而他自己则是小桥流水式的，只能写短篇，就像“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在谈到“创作的随意性”，汪曾祺举齐白石画荔枝、郑板桥的“胸有成竹”等例，说明作文和写字、画画一样，作品完成以后不会和构思时完全一样，“殆其篇成，半折心始”。特别是说到自己的气质，汪曾祺更表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在汪曾祺看来，书画和文学是相通的，书画之道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如果没有书画创作的切实经验和体悟，没有书画方面的深厚学养，他的文学世界不会是这个样子。正如他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谈的那样：“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画意’，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烹饪、书画、文学、戏曲、曲艺……构成了汪曾祺丰富的艺术人生。而在其中，绘画无疑是他毕生的爱好，并且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他自己也深以为然：“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说到底，老头一辈子都不曾改变，他自始至终，一直是那个喜欢倚在父亲画案边耳濡目染，专心致志且兴奋不已的赤诚小子。（记者 王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