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对家乡的感情是又恨又爱 （下）

　　【编者按】上期《新民周刊》刊登了贾平凹专访的上篇，我们从作家的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出发，感受沿途风景，摸索一路心境，慢慢就走到了西安。本期《新民周刊》接续贾平凹专访的下篇，希望这洋洋洒洒的长文，能让读者咂摸出相对完整的“平凹味道”。

进入城市的作家

　　虽然人在西安，在西安住了快五十年，但贾平凹与家乡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很长一段日子里，贾平凹的家几乎成了贾塬村驻西安的办事处。乡亲们喜欢来，带一点核桃、柿饼的土产。其中，有打工的，希望贾平凹介绍工作；有做小生意来省城看病的；还有来政府机关上访告状的，有时候，贾平凹要帮忙写上访函。

　　家乡人有家乡人的习俗，家里必须常备一张折叠床，一套大碗盛饭装菜，菜无须多，但味道一定要盐重醋酸辣子重。讲老家的土语，客主无间，谈天说地，忘形适意，天长日久，楼道里的左右邻居，也由厌烦到习惯了。

　　故乡孕育了他的生命，给了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通过老家进城的亲人传递来的信息，他积攒了很多创作素材。

　　亲情让人感到温暖，也让人烦恼。写作之外，贾平凹也爱写一些书法，画文人画。名气慢慢打开了，市场价格也跟着起来了，但乡亲们总是想尽办法开口白要。我在贾塬村遇到过一些贾平凹家族的远亲，包括他的一位堂兄。这个堂兄，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中提到过，他也在抱怨，曾经求平凹给自己家里写一幅中堂，贾平凹没有给他写。

　　最后，这些变化，渐渐让贾平凹和乡亲们有了城乡之间的隔膜。

　　整个八十年代，贾平凹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近三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七本小说、散文集。这些作品均以故乡商州为创作背景，《鸡洼窝的人家》《小月前本》等小说、散文，歌颂了新时代的人物风貌，书写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中国农村，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鉴于他多年来勤奋创作，成绩显著，1985年2月，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决定予以奖励，给贾平凹晋升两级工资，并批准为中共党员。

　　“几十年里，我一直站在家乡的地方看中国。离开家乡到西安，站在西安的角度看家乡，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回到家乡，反过头来看中国的情况，看世界的情况，就了解得更清楚一些。这可算我独特的视角吧。”

　　为写好小说，贾平凹搜集了许多研究商州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改革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农村的生活好起来了。但当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以后，农村的状况被一度忽视了。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金钱、物质和消费，商业化对社会传统伦理的冲击，给封闭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应该说，党是英明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农村，它的历史传统、道德观念，因为商业化带来的冲击，在对于土地的观念，对于道德的观念上，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老一辈农民和新一辈农民价值观的差异，贯穿、渗透在商州的每一个县，每一个村寨，甚至每一个人，构成了新的明显的时代特色。”

　　贾平凹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社会问题。在他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浮躁》中，农村改革带来的乐观、昂扬的情绪被打破了。在以权力、家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未彻底清算之前，农民的解放与农村的发展仍然会阻力重重，甚至还会倒退与反复。

　　“我对于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非常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农村去，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东西，所以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农民生存状态艰难。因为单轨制的市场化改革，农民种地需要的种子、农药、薄膜等成本投入越来越高，教育和医疗因为市场化发展，价格也不断上涨，土地的种植和产出，不能维持农民的日常生活。

　　“故乡似乎漏气了，大部分农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吃饭问题也解决了，但没有了人气，也没有了地气。以前故乡的树木少，草一长出来就割掉了，喂牛喂猪当柴火。现在再回去，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见不到有生气。土地出现了抛荒的，长满了草，树多了，动物也多了起来，农村让人觉得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贾平凹的创作道路发生了改变，他不满意起以往在“商州文学阶段”对故乡、对农村的描写。“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没有争论的就是《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那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写的、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小说。但是过了十多年，你虽能看出那里边的真诚和热情，却也感到比较单一。”“……现在到农村去，并不写那样的作品了，我可能思考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感到以前的作品视角比较平面和“单一”，而现在变得立体和多面了，甚至是审视和俯视。

　　他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写了《废都》。

　　这部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先是图书出版被禁，接着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了妹妹拖着幼儿住回娘家；贾平凹当时的妻子和他离婚，贾平凹肝病发作，住进医院，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

　　最困难的时候，母校西北大学把他调回，担任中文系教授，还分配了一套住房。中国作家协会也援手，当时的党组书记金炳华安排贾平凹去江浙农村地区参观考察。

　　在江浙农村考察了几个月以后，贾平凹的视野发生了改变：“几十年里，每当看到那些粗笨的农具，那些怪脾气的牲口，那些呛人的炕灶烟味，甚至见到巷道里的瓦砾、柴草和撒落的牛粪狗屎，就产生出一种兴奋来，也以此来认同我的故乡，希望着农村永远就是这样诗情画意，我所认同的这种状态代表了落后和贫穷，只能改变它，甚至消亡它，才是中国农村走向富强的出路啊。”

　　但问题是，出路在哪里呢？贾平凹发现，城镇化吸去了农村的财富和人才，但反哺的仅仅是交通较为方便的农村。而商州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粮食产量也是有限的，而化肥、农药、种子，还有各种税费都在迅速上涨。

　　“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贾平凹找不到答案。

　　农村的变化让他触目惊心，深深忧患。在长篇小说《秦腔》里，他借笔下人物君亭的口说道：“人要只靠土地，你能收多少粮，粮又能卖多少钱？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清风街以前在县上属富裕地方吧，如今能排全县老几？粮食价往下跌，化肥、农药、种子等所有农产资料都涨价，你就是多了那么多地，能给农民实惠多少？东街出外打工的有四人，中街有七人，西街是五人，他们家分到的地都荒了啊！我是支持出外打工的，可是也总不能清风街的农民都走了！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

　　继《废都》之后，贾平凹1995年出版《白夜》，1996年出版《土门》，1998年出版《高老庄》，2000年出版《怀念狼》，这些长篇小说的目光都落脚在城市，书写的是离开土地进城的人，背景是城郊接合部，几乎都带有凝重的色调和灰暗的阴影。

　　无论是《白夜》中那位从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建筑工程的青年夜郎，还是《土门》中那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仁厚村，抑或《高老庄》中语言学家高子路携年轻漂亮的画家妻子西夏返回故里高老庄探亲的故事，都着力揭示着社会大转型时期人物的迷惘、惶恐、不安与焦虑，创作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凄惶感，充满着涩涩的苦味。

　　2001年，贾平凹以自身在医院治疗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病相报告》，貌似纪实，实则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相，与十年前的写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废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离开土地的人

　　父亲去世后，贾平凹把年近古稀的母亲接在西安家中居住，以尽做儿子的孝心。

　　“母亲年纪大了，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发生的事情，老人记得特别清楚。写作的很多材料，都是从母亲的讲述中无意得来的。”

　　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非虚构自传《我是农民》。书里，他对自己20岁以前的农村生活，成长、遭际、初恋和苦难，家庭和父老乡亲，与家乡商州土地的关系，进行了深情的回望和审视。

　　“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贾平凹由检讨和批评自己开始，进而触及农民群体的缺点和弱点，记录了这个阶层的价值重构、情感裂变、伦理沉淀、转型阵痛的过程。当时，有评论者评价：这本书是为十六大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解读农民的生存状态。

　　此后，贾平凹重新把目光投向家乡，花三年时间写了长篇小说《秦腔》。这本2003年春天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是他为消失的故乡立下的一块纪念碑，是献给商州棣花街一曲行将消失的挽歌。

　　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当中，面对呼啸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古老的清风街吹起的不是小小的涟漪，而是那种地动山摇、翻天覆地的震撼。贾平凹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夏天义的嘴透出忧虑：后辈人都不爱土地了，都离开清风街了，男人在外面摆摊当建筑工或者拾垃圾；而那些在工厂和服务行业工作的女人，农不农，工不工，城不城，一生就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吗？

　　酷爱秦腔古老艺术的美丽姑娘白雪，嫁给了在省城工作的才华横溢的夏风。然而，他们的结合却只是生下了一个残疾的怪胎。这似乎是对农村城镇化的一个暗喻。而做了几十年清风街村委主任的夏天义，习惯性地以土地为核心，最后在孤独的七里沟淤地中被滑坡掩埋。这仍然是古老商州命运的喻示。

　　和以往的小说相比，《秦腔》的主题和立意要开阔、深刻许多。这个小说，在发表和出版后，获得了众多好评，并帮助贾平凹拿下了茅盾文学奖。获奖当天，贾平凹赶回老家，在父母坟墓前，烧纸放鞭炮，还烧了一本书《秦腔》。

　　贾平凹一方面关注着故乡老家的命运，另一方面观察着那些在西安谋生的建筑工地上和街头巷尾捡垃圾的农民工的遭遇。

　　《秦腔》之后，贾平凹写的两部长篇小说《高兴》和《带灯》，其实都与在西安城里捡垃圾的好友刘书征有关。

　　2004年，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刘书征来到西安，捡破烂、送煤。下雨天没活干，他去找贾平凹玩。贾平凹这才知道，故乡商州有很多人在西安捡破烂、卖体力活。他当时十分意外，也不太相信，原来喜欢舞文弄墨、唱秦腔戏曲的乡亲们，怎么能够进城捡破烂。

　　“我们没有技术，没有资金，能干啥，就是卖体力。而且打工要看运气，看老板脸色过活，不一定能够拿到钱，还不如捡破烂自由，不用受气。”在童年玩伴刘书征的带领下，贾平凹一次次造访城南高新区，认识了不少在西安捡垃圾讨生活的商州乡亲们。

　　“我跑了西安城南很多地方，看看乡亲们的生存状态。他们住得很差，都是城郊接合部的村庄，农民盖的平房，没有厨房厕所，往往就是一张床一个煤球炉，窗台放着油、盐、酱油，吃干馒头，墙上都是蚊虫的残尸和血迹。这一群人在最不干净的地方，干净地活着。他们生活的垃圾村，离西安高科技园区最繁华的街道只有50米。”

　　在故事和内容上，《极花》与《高兴》有连贯性，可以一起阅读。《高兴》写的是农民走出土地后，在城市的漂泊、工作和生活。当年初中毕业，刘书征去东北当兵，而贾平凹后来到西安上大学，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千差万别。

　　离开军队复员回老家后，刘书征在县招待所做厨师，本想学好手艺做一个知名厨师，后来因为超生，刘书征只能回家种地。种地养活不了4个孩子，他去煤矿打过工，在山里帮人背石头，还开过一个小餐馆。因为生活压力大，他后来到了西安打工，给人送煤球，被人欺负，干脆捡破烂为生。

　　在《高兴》这本书里，贾平凹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乡亲们的故事，都写进去了。在采访过程当中，他感叹着刘书征在城市里的种种遭遇，通过小说一再质问：“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农民工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益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别？”

　　《极花》描写的是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素材发源于贾平凹创作《高兴》时的亲身经历。一个在西安捡破烂的同乡，女儿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了山西山沟里给人当媳妇，后来还生了孩子。当时，贾平凹还受老乡邀请，利用自己的关系，向西安警方求助，后来成功救出了被拐卖者。

　　贾平凹没把《极花》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比如农村男女比例的失调，农村的贫困，乃至拐卖者的恣意妄为，而是书写了当下农村的新情况、新矛盾，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将他的思考上升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日益窘迫的处境。

　　“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基本解决温饱，然而却无经济实力娶妻生子了。那个叫胡蝶的被拐卖女子，尽管一度被解救了出来，但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也强烈思念着仍在村子里的孩子，最后又主动回到了那个被拐卖的地方。这是那个穷困女孩的宿命，她没有更好的出路。”

　　贾平凹想通过直面当下农村的困境，如实描述真实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来。

　　在《浮躁》中，他把宗族冲突放到了农村矛盾的重要位置；在《高老庄》中，将文化僵死、人种退化作为农村衰败的主要因素；《极花》里，他发现农民问题不是宗族和文化，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国特有的农村官僚体系的运作。

　　在时刻关注着老家当下变化的同时，贾平凹也在回望老家上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被一些自己早年生活经历过的事件，或者从父辈那里听说的历史事件所缠绕，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古炉》、《老生》和《山本》，就是这个系列的历史反思和描述。

　　在这三部小说里，贾平凹常常将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放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考察，试图寻根溯源，如实记录。

　　《古炉》反映的是一个发生在内地乡村的文革故事，深入探究“文革”为何会在这个偏僻小山村爆发出来的原因。那个名叫古炉的村庄，是一个几百年来主要烧制瓷器的古村落。作者小说的取名暗指同样被英文翻译成瓷器的中国。与绝大多数表现“文革”题材的作品不同，贾平凹试图通过揭示这个小山村文革风暴兴起的症候，进一步思考“文革”为何在中国大地传播的“根”。

　　在贾平凹看来，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而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就可以称之为命运。他觉得，这就如同土地，它可以长出各种草木，而草木生出红白蓝紫黑青的花，其实这些颜色原本都在土里。就像古炉村，山水清明六畜兴旺，然而却是长期的极度的贫穷。他觉得：“贫穷使人容易凶残，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这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根源，同时也是这场“文革”得以爆发的真正动因。

　　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中，贾平凹再次运用这种大历史远距离的考察方法，用显微镜式的角度，细致解剖一个山村的前世今生，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战争、土改、“文革”和改革开放，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

　　这是贾平凹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里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也是最具讽喻性与批判性的力作。62岁写作《老生》，他心情特别急迫：“我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花甲年龄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老生》开头的第一句话是：“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这几乎象征着这百年来陕南这一偏僻小山村的曲折历史。然而在那部远古就留存下来的《山海经》里，山川河流的走向，自有其恒定不变的规律。

　　叙述者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经历，并试图以此告别革命。贾平凹沉痛地发现，人的秉性是过上了好光景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而作为作家的职责，就是要将那些被人忘记的历史，经历过的混乱与凄苦，残酷与血腥、丑恶与荒唐，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重新揭露出来，以此唤起人们的警惕。

　　接下来的《山本》继续讲述秦岭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故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通过井宗秀和陆菊人的爱情悲剧，讲述当时的军阀混战，在武装争斗中，民不聊生，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最终变成了火海瓦砾，走向毁灭。

　　《山本》小说结尾处，涡镇毁灭，各路英雄化为灰烬，惟独陆菊人、陈先生和宽展师父还在人世间的苦难中继续生存。这些传奇人物本身就是秦岭的一部分，阅尽人间苦难，痛苦而无奈，挣扎而徒劳，忧患而无言，值得读者深思。

　　贾平凹说，小说结尾不让这三个人死是有意为之：“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朝代在变化，制度在变化，世事在变化，但有一样不变，就是人和人的情感。这个社会不管怎么打打杀杀，不管有多少杀伐，人类能够绵延下来，正的东西，善的东西，肯定要延续下去，恶的东西肯定要叫他们死亡。”

　　批评家王春林将《山本》视为“生命之书”“苦难之书”“悲悯之书”。“《山本》不仅有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对涡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

　　《山本》是一部秦岭志，更是一部现代启示录。贾平凹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里，以独到的体察和历史观，表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命苦难，寄托了作家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两本书同样写秦岭，但《山本》呈现出来的秦岭，在评论家陈思和看来，与《老生》有着明显的不同。“《老生》有四个章节，写了四段历史，四个故事。贾平凹用了一个经典去穿，这个经典是《山海经》。但《山海经》和《老生》的故事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在《山本》里面，陈思和却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感受：没有引经据典，却充满了古典文本的气象。他读到了浩瀚的《过秦论》，读到了《山海经》的草木虫鱼，但实际上这些文献一个字没有出现，却统统融入到他讲的秦岭故事里面。

　　“如果中国就是CHINA（瓷器），贾平凹要讲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飞禽奔兽，也有魍魉魑魅。两个小说的言说结构相同，《老生》是自然，《山本》是人事，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显现本相，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对家乡的回报

　　“我现在年纪大了，经常做梦。回到棣花镇，回到小时候的乡下，路过一个村庄，到山上去砍柴火。将来我写不动了，还是可以回棣花镇的，毕竟老家有老房子有土地。”

　　行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贾平凹反反复复，走了十几年。

　　这些年里，他为老家变化惊讶，甚至忧心忡忡：“贾塬村里的四十多种树，如今只剩下了二十多种，栒树、槲树、棠棣、栎、桧、柞和白皮松都不见了。农耕时代的器物，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梿枷、檐簸子也消失了。

　　“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几年盖房用地多，312国道改造建设，原规划路段从州河堤上走，不糟蹋耕地。可后来从后塬经过，贴着清风街北面过去，削了半个屹甲岭，毁了四十亩耕地和十多亩苹果林，还破坏了清风街风水。

　　“村里的小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原本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姥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2003年，贾平凹作为文化艺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对之前长期在社会上挨批评被骂的贾平凹来说，这个政治身份满足了他当时的心理需要。

　　“我小时候一个身体不好，一个个子长得不高，再一个家庭政治出身不好，从小形成这种东西，一直影响了我一生，都是那胆怯心理。”

　　因此，拥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对他个人而言，意义重大，体现了文艺政策的宽松与政治的清明。他可以抛开思想和精神上的包袱，在文学的世界尽情畅游了。

　　25年里，贾平凹连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贾平凹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名作家，贾平凹也在参政议政，用政协提案和人大建言，参与国家建设。

　　每年全国两会开会前，贾平凹都会认真做一些调研，提交一些文化领域的议案、建议，支持陕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我觉得，人大代表是有一份责任的，就是要你给大家说话的，要把最基层的人民的意愿表达出来反映上来，我本来的角色是写作者，地方作协的一个工作者。对我来说，最起码要把地方上的那些文艺工作者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想提关于秦岭的建议，不光是秦岭的生态保护，更应该提升到一个精神层面来认识秦岭。我还建议两会会议名单里，女性的名字后边不要注明‘女’，取消这个注释。我觉得这种做法对女性反而不公平。为什么不在男性后面写个‘男’呢？”

　　作为多年的陕西省的政协委员、西安市的人大代表，25年全国政协委员和3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经历，使得贾平凹获得了理解农民、剖析农村发展的全新角度。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你觉得，高楼大厦林立，社会经济建设速度奇快，城市化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另外一方面，这个社会里也出现了乱七八糟的事情。但这像过穷日子一样，你如果穷了，屋子里东西少没人，会收拾得特别干净；你富有了，东西特别多，就容易凌乱。这种时代这种社会，就给你提供好多素材，对作家来讲是个好事情。改革开放以后，一潭死水被打破了，它‘乱’，而‘乱’里有一种生气。你可以充分开展你的想象力，写出好多东西。”

　　贾平凹没有料到，文学写作的力量也很强大，可以帮助老家发展经济。

　　2004年，商洛市和丹凤县的领导找到贾平凹，提出在老家棣花镇给他建设文学艺术馆，保护贾塬村的贾平凹住过的老宅，利用他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力，招商引资，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地方经济。

　　当地政府谋划已久。按照当时的丹凤县旅游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屈大宝的说法，“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的构想先是由商洛市和县里共同议定的，丹凤县将旅游列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商洛市定下“丹江文化旅游长廊”的建设规划，“贾平凹文学艺术馆”是这些规划的其中一部分。

　　贾平凹犹豫了很久。老家打旅游的经济牌，把他当成地方名片，借名人效应，捆绑营销，他懂，但不好意思明确拒绝。

　　“当代农村在急速走向荒凉，随着父辈的消逝，我们与故土的关联会越来越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对老家的认识，并不是最深刻的。只有离开它，到了城市以后，开始搞创作以后，回头再看这个老家，味道才出来。这像孩子一样，在老家，父母对你再好，你慢慢体会不出来，只有你长大离开父母以后，你在外面受了风吹雨打，体会了人间冷暖，你就会想起父母当年对你是这么好。只有当你抚养了孩子以后，你辛苦地付出，你才能够体会，父母当年抚养你是多么难。道理都是一样的。”

　　为了说服贾平凹，丹凤县搬出了老县委书记周述武，他是贾平凹的恩人。总之，商洛的市委书记，丹凤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做贾平凹的思想工作。他扛不住了：“市里县上叫我办的事，我又不能不去，老家的事情我得办么。你在老家生活过，总要给家乡做些事情。政府弄这个事情，主要是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目的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可以卖农家饭啊，土特产啊，各有各的想法。人家说不需要你表态，只需要你配合。”

　　当时，新闻一经公布，社会上骂声一片。陕西省丹凤县是国家级的穷困县，2004年的县级财政收入才2800万元。投资约7000万元，开发贾平凹故里，靠一个作家搞文化旅游，看上去不靠谱。

　　我当时打电话采访贾平凹，他很无奈：“他们把想法跟我一说，我也是反对过，没有用。人家说了，你不要管，这事与你无关，但是你得配合。从我个人角度，我是不同意这个事情，但既然是为了家乡的经济建设，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要老家能发展起来。”

　　因为社会批评和媒体曝光，弄得当地政府很被动，这个计划被暂时搁置起来。一直到2012年4月后，才悄悄开工建设。

　　贾平凹堂兄贾太庆对记者透露，如今的贾平凹文化艺术馆，是在贾平凹的旧居周围，搬迁了7户人家，在原来老房子基础之上规划改建出来的。此外，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里描述的景观，当地政府在棣花古镇上，复建了清风街（老街）、古驿站、戏楼、二郎庙等古建筑，连同新建设的千亩荷塘，形成了今天的旅游景区。

　　对低调的贾平凹来说，对故乡这样巨大的改变，他至今仍怀有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为自己的力量推进家乡的发展建设而欣慰自豪，另一方面又担心棣花古镇景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没有大农业，称呼是小农经济。现在土地流转，土地机器化生产，不要那么多农民干活了。搞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农民工进城，城市化发展，许多事情从理论上来讲都是明白的，是大趋势无法改变的。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是关乎很多人的命运，这就使作家有了可写的东西。当下的中国农村的巨变也是这样。农民渐渐地从土地上剥离和出走，对于年轻的一代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感情很复杂，没法肯定还是批判、歌颂还是悲哀它。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难以把握，更多的是迷惘、矛盾。”

　　2014年9月28日，“棣花古镇”旅游景区开业，两天后，“贾平凹文学艺术馆”揭牌开幕仪式举行，对游客开放。2016年，“棣花古镇”旅游景区晋升国家AAAA级景区，荣获“中国最佳文化旅游胜地”称号。2019年，因为旅游景区的开发，带动周边11个村的经济发展和800余户村民增收，棣花镇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按照当时规划预测，到2010年，景区可接待游客7.3万人次，到2015年，景区可接待游客11万人次。根据当地政府公布的数据，2018年，棣花古镇景区接待了全国游客191万人次。

　　2020年2月2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丹凤县等29个贫困县（区）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几十年里，丹凤县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全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如今，经过努力发展，几十年里戴在丹凤县头上的国家贫困县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贾平凹对未来，有了一些谨慎的乐观。“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但随着312公路改造后，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拉近了，它吞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让曾经瘪了的棣花慢慢鼓起了肚子。

　　“棣花已经成了旅游点，农家乐小饭馆到处都有。小洋楼一幢一幢盖了，有汽车的人家也多了，甚至荒废了十几年的那条老街重新翻建，一间房价由原来的几十元猛增到上万元。而我，更勤地从西安到棣花，从棣花到西安，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特约记者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