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合唱团, 在魔都也有春天
“生旦净丑,唱做念打,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娃娃……”
舞台聚光灯下,在上海电视台节目《最美合唱团》30多支合唱团队伍中,有一支合唱团行知合唱团很是特别,他们用京剧融合阿卡贝拉,二度诠释叶国辉的《京剧印象》,这首改编曲打破传统四声部,运用了八声部,曲调叠加起来,就像梦境一样,有种一层一层呼唤的感觉,观众听后顿觉“妙哉”。
上海师范大学行知合唱团只是特例之一。
在上海,还有一些合唱团,他们以独有的方法,重新塑造歌者,体现融合创新之美。在他们眼中,合唱,不仅在于唱,更多是注重协作、培育精神、塑造价值观,对于老师、学生和社会而言,合唱还承载着更多丰富的意义。
合唱,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在《最美合唱团》的演播大厅,当二十多名五六岁的孩子登上舞台,苦练半年声乐,齐声合唱的一瞬间,台下的家长和老师不停地抹泪。
这是一群天生有着严重听力障碍的孩子,就算植入人工耳蜗,他们听到的世界依然和我们不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蜗牛宝宝合唱团”,很多人认为,为听障儿童建一支合唱团,这件事听上去不可思议,但它却真切地实现了。
音乐的力量,打开了这群孩子们内心世界的一扇窗。
“孩子们登上舞台,就是最闪亮的星。” 一个普通工作日,记者来到位于临沂北路265号的上海市聋儿康复中心,康复科教师李永勤告诉《新民周刊》,来到这里的孩子,生下来就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缺陷,程度严重的,连120分贝飞机起飞的声音也听不见。
有人做过实验,依照现有的技术,没有任何一款助听仪器能够真实还原现实世界的声音,人工耳蜗仿真音效听到的声音嘈杂,音乐旋律也会受到干扰。“很多孩子连说话都说不利索,可想而知,能唱出一首完整的歌曲,还要合唱,有多难。”李永勤说。
2018年底,一次偶然的契机,上海音乐学院社会教育学院副院长袁玥赟接触到了这群孩子,当时康复中心老师的一句话令她动容:“如果音乐学院的老师,愿意教我们就好了。”袁院长当即决定要做这件事,让音乐的种子在这群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袁院长综合了许多音乐家的建议,最终从几大声乐中,选择了合唱。一方面孩子们在一起,可以多听、多看、多观察;另一方面,合唱可以锻炼孩子的团队合作和耐力;更重要的是锻炼口部肌肉的运动能力,调节音准音色,有效配合孩子康复。“学唱歌和技能不是我们的初衷,合唱的过程,正是培养孩子身心健康的过程。”
很快,温凯蓝和陈慧两名老师,经过严苛的选拔,以立德树人的标准,成为了这群特殊孩子们的合唱老师。2019年初,合唱团排练正式开始,双方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第一次排练,说实话有点崩溃。你一个音弹下去,孩子们都在乱唱。” 在这间声乐幼儿教室,刚上完课的上海音乐学院社会教育学院教师陈慧还记得,第一节课光教“啊”的发音就教了一堂课。“所有孩子只能发出一个调,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升调和降调。”
陈慧告诉《新民周刊》,教听障孩子与大学生完全不同,听障孩子连讲一句话都要中断几次,因此没有捷径和方法可走,只能一个调一个调地仔细“抠”,反复播放音乐,配合升起、降下的手势进行发音指导。比如,有的学生音高天生很好,从一两个音拓展,模仿练习,三四次就有调了;而有些孩子资质弱一点,就要多鼓励,打好基础。
两年来,孩子们身上有了很大改变。康复中心老师李敏提供的一张第三方机构统计表显示,康复中心幼儿园大班幼儿的社会适应总分平均67.05分,比均值50分高出了17.05分,数据表明,大班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水平明显领先于同龄幼儿。
合唱配合下的听力咬字、呼吸功能、口齿清晰度的康复训练也颇有成效。李永勤回忆,当时小班插班生李文辰(化名),是个遗传性听障孩子,父辈祖辈都是听障,由于父母发现得晚,送来时,孩子的能力水平明显低于同龄人,心理方面也不够自信,和老师对话时,文辰的眼神总是很闪躲。
直到加入合唱团,小姑娘性格比以前开朗自信了许多,连舞蹈队也是C位领舞。同样改变的还有小谢,汇演当天,小谢妈妈坐在台下激动又欣慰,她说,小谢每周三合唱日,都会自己准备鞋子和衣服,日子都记得牢牢的。“不管孩子唱得怎么样,我都一直夸奖他,孩子的劲头更足了。”
袁院长认为,对于蜗牛宝宝们来说,敢于开口,站在台上就是胜利。接下来,学院将总结两年来的教学经验,结合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开发一套课程体系和一套匹配的教材。
金牌作词人甘世佳,也专门为“蜗牛宝宝合唱团”写了一首团歌《“蜗牛”的远方》,歌词中这样写道:“我从没听过新苗的破土声,依然歌唱十里春风,我从没听过山的呼啸声,依然努力向上攀登……”
沪语唱唐诗,又嗲又糯又甜
相比较蜗牛宝宝合唱团的兴趣普及,有着25年悠久历史的福山外国语合唱团,走的是更加专业和创新的道路。
这是一所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外国语小学,校园背后就是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作为一所有“国际理解教育”特色的学校,孩子们演唱各国语言的歌曲可以说张嘴就能来。2019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福山外国语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一首拉丁语《Veni Creator Spiritus》,惊艳了在场评委。
虽说堪称古语的拉丁语发音难,曲目更是领合六个声部之多,但孩子们唱起来毫不费劲。之后的《山居秋暝》和富有浓郁中国风的《喊巴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福山外国语小学校长钱芳说,福山的课程理念中包含体验多元文化,培养国际视野,合唱不仅是学会唱歌的技巧,关键是让学生们在歌中,体验世界的多元文化。
“福山合唱团一直坚持‘多言多语’的理念,沪语、吴语是方言,德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是外语。”钱芳说,合唱就像一座桥梁,连结中国和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世界变迁。
2016年,福山学生们在维也纳演唱了一首云南民歌,用到了当地曲调和方言进行改编。台上十几分钟,孩子们把争先恐后赛龙舟的感觉,唱得淋漓尽致。演唱一结束,国外合唱团把她们围住,央求他们传授演唱“秘笈”。“一支法国合唱团,跟着我们到处跑,当时公益演出45分钟,他们就一场场地跟。”福山外国语小学音乐教研组组长方颖说。
带团21年,方颖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点,她认为,多人演唱最重要的是和谐统一。在福山,合唱团形成梯队式培养模式,根据学生年龄分为低中高不同的合唱梯队,低年级合唱团无声部,主要为声音统一、音准练习,到了三年级就会慢慢分出高声部和低声部,还会挑选几个音准、音色比较广的“万能唱将”,可以随机配合多个声部和位置。
为什么合唱团会涉及沪语?方颖说,学沪语是最有意思的事情,福山学生一张嘴就很有“福山特色”,原因和合唱团的音色有关。在挑选团员时,方颖多选择声音明亮的孩子,讲究发挥孩子纯真的童声,再加上声音位置训练,就十分有沪语那种又甜、又糯、又嗲的味道了。
但目前的现状是,平时说沪语的孩子越来越少。福山外国语小学的学生张智博,是一名新上海人,由于家庭里没有说沪语的语言环境,常常对沪语发音咬不准,张智博便想了一个法子:每天放学后,跟着隔壁的阿婆练习,慢慢就跟上了,进步很快。
学生们的探究能力,也是在福山社团课程中,潜移默化培养起来的。不用老师特意布置,孩子们自己就会查阅很多资料。方颖记得,有一次去金色大厅,学生们看到墙上挂着从18世纪到现在的多张指挥家肖像,竟然全都认识,连当地的讲解员都震惊了。
这样的能力,也让学生们的成长有了更多可能。腼腆的女孩刘灵汐,在合唱团三年,不仅声乐考过了6级,到了初中,她还成了学校音乐剧社团的主力,负责编排和演练。“自信心的建立和全球视野的培养,不是讲十几个故事就能够达成的。学习唱歌过程中,感受对生活和学习的热爱,很重要。”
钱芳说,福山要培养学生,更要发展老师,她们会和不同领域的音乐人合作。上海歌手王渊超,就为很多合唱团写过多首沪语童谣。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和女儿“小王王”相处的点滴。“发表的第一首歌叫 MeMoreSay,让女儿冬天时候,记得把棉毛衫塞到棉毛裤里,不要着凉。”
王渊超一直坚持用上海话写歌,因为他感觉上海话正被年轻的一代慢慢遗忘。“现在上海话处于一个比较不乐观的阶段,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它独有的味道,世代传承下来。其实除了上海话,各地方言也有自己的文化沉淀,有些词语只有当地人能够意会,如果翻成普通话,那个意境和味道就消失了。”
闵行男童合唱团:未学艺 先学礼
谈及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闵行男童合唱团,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闵行教育学院教研员刘庆江。在他的教育理念里,合唱对男童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学习合唱的过程,就是男孩子成长的过程,学习做人的过程。
刘庆江出生在安徽滁州一个小县城,小时候,他很喜欢唱歌,家里没有电视,父亲懂得一点小经营,便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放学后,刘庆江就守在收音机旁,听儿童小说、八大京剧。因为骨子里的热爱及嗓音的先天优势,儿时的刘庆江参加了学校文艺队。但面对众多人群的舞台,他不敢上去唱。
直到初中二年级的某一天,刘庆江好像突然懂事了,也是在那时,他与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庆江告诉《新民周刊》,男孩的成长是很缓慢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年幼时,总是操之过急,他们不懂,在青春期之前,孩子不是学什么,而是懂什么。“当热情没有了,应付工作的人就会多,只有技术,没有热情,就走不长久。”
从音乐和美学的角度讲,合唱是目前非常好的集体训练形式。欧洲的合唱团从教堂起源开始,一千多年流传下来经久不衰,部分古老的合唱团保留着清一色的男童合唱的传统,而且水平越来越高,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原因在于,他们心目中的合唱团,没有我,只有我们。正如意大利合唱团比赛的口号一样:参与,就是至高无上。
1996年,刘庆江调入闵行,把他之前的师范经历、少年宫带团经历,一并带了过来。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来,但结果出乎意料。“当时上海的合唱文化很弱,早期的合唱主要从振奋精神的角度出发。我就组建了第一支教职工合唱团,先后在全市比赛中拿奖,成为了闵行区的一匹‘黑马’。”
但拿了奖,刘庆江精神上反而更痛苦了。随着合唱团水平的提高,团员的素养反而没有同步提升。比如临场前,团员们不愿意做热身运动,觉得麻烦,其实他们不明白,合唱与运动一样,需要每天坚持练习,才能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时,刘庆江开始意识到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性,而提高的关键,恰恰在青春期之前。
2012年3月,刘庆江开始涉足儿童合唱,2016年9月,组建闵行男童合唱团。5年来,合唱团的10位老师们一直从教至今,团员总数有111人,全部来自于闵行区的各所小学。谈及为什么组建男童合唱团,有几件事对刘庆江触动很大。
记得维也纳合唱团董事会主席杰拉尔德·维尔特教授,在闵行区做大师班的时候,他说了两个原因,第一,男孩子到十四五岁就进入变声期了,在变声期,男孩子声带变粗、易破损,对声音的控制力就弱,声音不好听,就不喜欢唱歌了。为了让男孩子顺利度过变声期以后,还能够热爱合唱。第二,在维也纳,国家招收公务员的时候,如果有维也纳男童合唱经历的,优先录用。
在多方原因作用下,刘庆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来组建男童合唱团,用合唱来培养孩子今后的品质,这个决定很大胆,但在实践中能或许找到一些答案。”
多年来,刘庆江的选拔一直不按常理出牌。但有几点招生要求从来没有变过。在选拔现场,当学生们依次排队走过来时,刘庆江就开始观察他们,走路姿态、表情变化及应变能力。
第一个考题,刘庆江伸出手握手,通过学生礼节的反应来判断一二,有的孩子没反应,有的会很热情地和你握手;第二个考题,用不同的音准节奏对话,“我会说‘你好’,孩子们有的会模仿我的音调变化,有的只回应一个音。如果只是一个音调,证明他对音乐不敏感,可能就进不了合唱团”。
刘庆江认为,学习合唱,最先考察的是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家庭教养,合唱不能降低为歌咏,如果一个人的素养不行,技术再高,后续也很难有大作为。所谓“未学艺,先学礼”,便是这个道理。(记者 吴雪)